在阿富汗当特工

　　不需要乔装打扮，因为他们总会认出你；手枪通常只会帮倒忙，还不如和老年人坐在一起喝茶来得有用；最需要记住的一点是“保住脑袋，给家人一个交代”。这就是“9·11”事件后一名意大利“007”在阿富汗的真实特工生活，远不像电影里演的那般刺激和浪漫。

　　在“9·11”事件后，我被送到阿富汗的喀布尔执行任务。我知道，这是一个神秘的国度，有以自己的法则为荣的部落，有常年处于战争状态的氏族，还有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的贩毒集团。在这里，随时可能遭遇死亡威胁，我很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我的两名同伴却没有做到。

　　现实总不像电影演的那般浪漫。在阿富汗，我们既没有开过阿斯顿·马丁这款名车，也没有喝过马丁尼。我们既不像施瓦辛格般孔武有力，更不像詹姆斯·邦德一样十八般武艺俱全。我们全身上下最值钱的就只有自己的脑袋。简单来讲，特工这个职业和演员差不多，你需要不断地背诵他人的台词来扮成不同的角色，“双面人”这个头衔都不足以概括这个职业。

　　第一条必须做到的就是保密。在被情报局聘为特工的最初一年半里，我没有对妻子透露任何信息。另外，我还必须渐渐地远离和我要好的朋友。最后，我不得不向妻子坦白：我会消失很长一段时间，谁也看不到我。

　　在前往喀布尔之前，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学习，读阿富汗历史书籍、中亚的长篇小说以及英帝国与沙皇为争夺这块土地而发动战争等历史散文，还有关于外交关系、塔利班的情报服务、本·拉登的恐怖组织基地以及之前穆斯林游击队联盟等方面的书籍。同时我还得学说喀布尔当地语言——波斯方言达理语。

　　在国外，特工要不断与当地人建立联系，你几乎要和所有人聊天。但是你却没有一个朋友，不仅要和自己的国家，甚至要和同伴保持距离。虽然必要时可以彼此分享信息，但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前提下，所有人都只能顾好自己的那份工作。

　　到阿富汗后，首先得给自己找一个住处，最好是安全隐蔽的小屋，装修不用太好，因为得随时准备撤离。最初一段时间最难熬，几乎全天24小时得不到休息。白天出去和当地人“打成一片”，晚上则要回住处聆听上级的最新指示。罗马总部随时都有可能打来电话，还会有情报员莫名其妙地发来紧急通知：“你已暴露，需马上逃离。”每天都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在三番五次莫名卷铺盖走人后，情报员终于不再发“马上撤离”的通知。家安置好了，下一个该考虑的就是车，最好是一辆不知名的二手车，尽管当我要逃出喀布尔的时候我非常渴望自己能有一辆装甲越野车。

　　至于手枪，虽然每位特工都有配枪，但大多时候，我仍选择不带武器，单身赴会，因为手枪不仅不能带来安全，反而是一种危险、挑衅的表示，极有可能使身份暴露。特工不是暗杀者，我从没有杀过人。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一旦被当地人察觉你有杀人的意图，下场就是死路一条。我的一位同伴就是因为被人发现随身携带手枪而遭遇自杀式恐怖袭击遇害的。

　　我的任务只有一个：保护意大利武装部队人员、使馆工作人员、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贸易人士、外派到阿富汗的记者等等所有在阿富汗出现的意大利国民。对我来说，最危险的时刻是在2003年上半年。当时，在阿富汗东南地区霍斯特同时出现了塔利班基地组织、当地武装分子和犯罪团伙，频繁发生的袭击事件导致我们维和部队的士兵伤亡惨重。

　　意大利山地狙击兵和空降兵到来时已经是几个月后的事了。几乎所有的当地居民都加入到了抵制我们的行列，随时对我们的士兵放暗枪。而那时，我的任务就是以使馆工作人员的身份出面，和当地警察局、政府部门以及最有影响力的部落酋长进行会谈。一开始几周，我磨破了嘴皮却毫无进展可言。直到一批装满民生用品——食品、药品和各种建材——的卡车到来后，我的任务才终于容易了许多。正是这批物资把当时高度紧张的形势彻底转变过来，当地人看到了我们的善意，逐渐消除了对我们的敌意。这也是之后为什么再没有一人伤亡的原因。

　　从阿富汗回国后，我经常被人问及这样一个问题：“在提着脑袋做了多年工作之后，难道不会为目前阿富汗局势的急转直下而感到忧心吗？”其实，只有在经历过战争后才会真正懂得和平的可贵。我认为，我们接下来的路不应该靠士兵走出来——虽然他们付出了很多，肩负着维护和平的重任——而应该靠赢得当地居民的心，这点只有通过对阿富汗战后重建工作的援助才能做到。

　　在阿富汗当特工多年，给我留下永远也抹不掉的记忆的是当地两三岁的孩子，几乎每天我都能想起他们光着小脚丫站在喀布尔雪地里的情景。

　　(朱月萍摘自《海外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