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我的私人电影
- 来源:视野
- 关键字:昆明,私人,电影
- 发布时间:2010-12-10 15:01
我在昆明出生、长大，后来上学、工作、结婚、生子都在这里。昆明仿佛是我的一部私人电影，胶片永远存放在我的记忆深处。
我家最早是住在武成路上的福寿巷。这条巷子不长，里面藏着四五个四合院。我家住的这个四合院古老得发霉，墙根爬着青苔，画栋雕梁上结着蜘蛛网，也不知道是何年何月建造的了。院子里有口水井，盛着一轮月亮，这是我睁开眼睛最初看见的世界。
武成路街道两边都是鳞次栉比的铺面，所有的房子都坐北朝南，所以街道是东西向的。
太阳升起时，武成路的铺面和二楼的玻璃窗子将亮未亮，街道两边已经摆着一只只木桶，那是农民自动摆的，住户每天早晨到大街上来倒马桶，这是农民的黄金，他们把它挑回地里，就是最好的肥料。
将近中午，街道上铺子开门的声音就响起来。铺面的门是一块块可以拆卸的门板，开门的时间一到，店员卸下门板，将它一摞摞地捆好，放在一旁。这些门板都标着号码，每一块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我很喜欢看店员卸门板，他卸下一块，铺面就亮起来一块，直到铺面最深的地方都亮起来。然后他洒水、扫地，第一个顾客已经在一旁等着了。武成路上有布店、土杂店、五金店、拍卖行、文具店、裁缝店、中药铺、教堂、餐馆、茶馆、电影院、大人书店、小人书店、理发店、浴室、照相馆、卖烧饵块的……这是为过日子、为人们一生而存在的街道，各种设施足够你流连一辈子，不必再远走高飞。
五一电影院那一带最热闹，那里是武成路的中心，货郎都集中在那里。五一电影院的售票窗是个比我的头稍微大些的小洞，售票员有时候坐在里面打盹。我就知道这时候看电影的人不多，可以混进去了。我偷偷地钻过门口挂着的黑帘子往里拱，查票员抱着手电筒坐在椅子上打呼噜。电影已经放了一半，我找个空位子坐下，贪婪地看起来。正在放《地道战》，这部电影我已经看过一百次，几乎背得出每一句台词，演员演到哪里，还没有开口说话，我就把台词模仿着他的声音说出来了。
每年春节要到的时候，父亲就带着我们三兄妹去裁缝铺做新衣服。裁缝是个戴眼镜的伯伯，量裤子的时候，他总是捏捏我的腰说：娃娃，站直了。这句话影响我的一生。我的裤子一年比一年长，站直了，才量得准。类似的话也来自我母亲，这句话她对我说了一千遍：于坚，走路，要抬头挺胸。
那时候我父亲英俊年轻，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他总是吩咐裁缝用最好的布料和最新的样式给我们做衣服，他并没有多少钱，那时候这个国家谁都没有钱。这使我从小就对高贵的事物、现代的事物怀着向往。
翠湖是我的天堂。武成路几乎每条小巷都通着翠湖。我小时候在里面学会钓鱼，学会游泳，后来考大学的时候在里面背习题，恋爱的时候在里面找座位。现在经常去里面听民间音乐会，翠湖每天都有数十个自发的小型音乐会在举行。闹市里藏着这样一个林木幽深、湖光潋滟、庙宇林立的地方，真是福气。对于本地居民，翠湖是一个“教堂”那样的地方，里面供奉的不是上帝，而是原生态。这个教堂教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自然而然，天然、安然、怡然、悠然、淡然、浑然、阒然、释然、飘然、幡然……
翠湖中间有个图书馆，是个《红楼梦》里面潇湘馆那样的地方，玻璃窗，外面是湖影波光，周围是长廊柳树。我青年时代经常在里面读书。西南联大时代，许多作家诗人都在这里看书，图书馆里面的座位是藤椅、条凳，什么椅子都有，还有草墩。桌子是长桌，桌子边被各种袖子磨得发亮。我有时候闻见沈从文的长衫的气味，有时候瞥见汪曾祺躺在藤椅里打鼾。书藏在二楼，你查到要看的书，写在卡片上，楼上的图书管理员就把书装在一个吊着绳子的藤编篮子里放下来。
我家在20世纪80年代搬到翠湖西面的西仓坡。我家在四楼，楼下就是诗人闻一多被枪杀的地点，从我家的窗口可以看到后人为他立的殉难碑。我把这个看成我与诗歌的一种缘分。有一天我带着一大群诗人来到这里，点上红烛。
五华区因为五华山而得名。后来，我家搬到五华山上，住在一个机关大院里。五华山上立着钢架巨塔，是民国时期模仿巴黎埃菲尔铁塔建的。它是昆明最高的建筑。昆明的少年们要比谁的胆子大，就去爬那个铁塔，爬到顶上的是好汉。铁塔在高原吹来的大风中摇晃，随时要散掉似的，我在塔下面听着它哗啦响动，双腿发软。我一直想爬上去成为好汉，但是我始终不敢。我的同学中有人爬到了顶，他成了我们班的老大，男生都听他的。多年后，我登上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我坐着电梯上去又顺着梯子走下来，仿佛我终于成了好汉。
在五华区，我结识了许多相处一生的朋友。他们有诗人、艺术家、画家、音乐家……我经常感觉这地方正在发生着“文艺复兴”。我们在尚义街六号谈过这个话题。我记得那些遥远的夜晚，我们这些将要成为诗人、作家、艺术家的人在武成路与翠湖之间的街道小巷闲逛，彻夜长谈。
有一回我正在翠湖边上发呆，忽然有人用一叠纸在我头上敲了一下，啊，是诗人杜宁，他刚刚写了一组诗，正在到处找读者呢。
从春到秋，总是有人在某栋小楼的二楼吹笛子，有人在用老唱机放肖邦或者贝多芬的某一乐章，有人在一棵老树下讲故事，周围竖着一群麋鹿般的耳朵，有人在弹吉他，有人在拉手风琴……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并非古代的传说。
有一次在火车上，大家说起自己的家乡，这个世纪流行的风气是“生活在别处”。八个人，七个都以在外面奋斗为荣，在深圳、在纽约、在北京、在巴黎……只有我说，哦，我是昆明人，我在那里住了一辈子。大家很惊讶，我接着告诉他们，我是个诗人。
(薛春燕摘自《文汇报》)
……
我家最早是住在武成路上的福寿巷。这条巷子不长，里面藏着四五个四合院。我家住的这个四合院古老得发霉，墙根爬着青苔，画栋雕梁上结着蜘蛛网，也不知道是何年何月建造的了。院子里有口水井，盛着一轮月亮，这是我睁开眼睛最初看见的世界。
武成路街道两边都是鳞次栉比的铺面，所有的房子都坐北朝南，所以街道是东西向的。
太阳升起时，武成路的铺面和二楼的玻璃窗子将亮未亮，街道两边已经摆着一只只木桶，那是农民自动摆的，住户每天早晨到大街上来倒马桶，这是农民的黄金，他们把它挑回地里，就是最好的肥料。
将近中午，街道上铺子开门的声音就响起来。铺面的门是一块块可以拆卸的门板，开门的时间一到，店员卸下门板，将它一摞摞地捆好，放在一旁。这些门板都标着号码，每一块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我很喜欢看店员卸门板，他卸下一块，铺面就亮起来一块，直到铺面最深的地方都亮起来。然后他洒水、扫地，第一个顾客已经在一旁等着了。武成路上有布店、土杂店、五金店、拍卖行、文具店、裁缝店、中药铺、教堂、餐馆、茶馆、电影院、大人书店、小人书店、理发店、浴室、照相馆、卖烧饵块的……这是为过日子、为人们一生而存在的街道，各种设施足够你流连一辈子，不必再远走高飞。
五一电影院那一带最热闹，那里是武成路的中心，货郎都集中在那里。五一电影院的售票窗是个比我的头稍微大些的小洞，售票员有时候坐在里面打盹。我就知道这时候看电影的人不多，可以混进去了。我偷偷地钻过门口挂着的黑帘子往里拱，查票员抱着手电筒坐在椅子上打呼噜。电影已经放了一半，我找个空位子坐下，贪婪地看起来。正在放《地道战》，这部电影我已经看过一百次，几乎背得出每一句台词，演员演到哪里，还没有开口说话，我就把台词模仿着他的声音说出来了。
每年春节要到的时候，父亲就带着我们三兄妹去裁缝铺做新衣服。裁缝是个戴眼镜的伯伯，量裤子的时候，他总是捏捏我的腰说：娃娃，站直了。这句话影响我的一生。我的裤子一年比一年长，站直了，才量得准。类似的话也来自我母亲，这句话她对我说了一千遍：于坚，走路，要抬头挺胸。
那时候我父亲英俊年轻，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他总是吩咐裁缝用最好的布料和最新的样式给我们做衣服，他并没有多少钱，那时候这个国家谁都没有钱。这使我从小就对高贵的事物、现代的事物怀着向往。
翠湖是我的天堂。武成路几乎每条小巷都通着翠湖。我小时候在里面学会钓鱼，学会游泳，后来考大学的时候在里面背习题，恋爱的时候在里面找座位。现在经常去里面听民间音乐会，翠湖每天都有数十个自发的小型音乐会在举行。闹市里藏着这样一个林木幽深、湖光潋滟、庙宇林立的地方，真是福气。对于本地居民，翠湖是一个“教堂”那样的地方，里面供奉的不是上帝，而是原生态。这个教堂教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自然而然，天然、安然、怡然、悠然、淡然、浑然、阒然、释然、飘然、幡然……
翠湖中间有个图书馆，是个《红楼梦》里面潇湘馆那样的地方，玻璃窗，外面是湖影波光，周围是长廊柳树。我青年时代经常在里面读书。西南联大时代，许多作家诗人都在这里看书，图书馆里面的座位是藤椅、条凳，什么椅子都有，还有草墩。桌子是长桌，桌子边被各种袖子磨得发亮。我有时候闻见沈从文的长衫的气味，有时候瞥见汪曾祺躺在藤椅里打鼾。书藏在二楼，你查到要看的书，写在卡片上，楼上的图书管理员就把书装在一个吊着绳子的藤编篮子里放下来。
我家在20世纪80年代搬到翠湖西面的西仓坡。我家在四楼，楼下就是诗人闻一多被枪杀的地点，从我家的窗口可以看到后人为他立的殉难碑。我把这个看成我与诗歌的一种缘分。有一天我带着一大群诗人来到这里，点上红烛。
五华区因为五华山而得名。后来，我家搬到五华山上，住在一个机关大院里。五华山上立着钢架巨塔，是民国时期模仿巴黎埃菲尔铁塔建的。它是昆明最高的建筑。昆明的少年们要比谁的胆子大，就去爬那个铁塔，爬到顶上的是好汉。铁塔在高原吹来的大风中摇晃，随时要散掉似的，我在塔下面听着它哗啦响动，双腿发软。我一直想爬上去成为好汉，但是我始终不敢。我的同学中有人爬到了顶，他成了我们班的老大，男生都听他的。多年后，我登上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我坐着电梯上去又顺着梯子走下来，仿佛我终于成了好汉。
在五华区，我结识了许多相处一生的朋友。他们有诗人、艺术家、画家、音乐家……我经常感觉这地方正在发生着“文艺复兴”。我们在尚义街六号谈过这个话题。我记得那些遥远的夜晚，我们这些将要成为诗人、作家、艺术家的人在武成路与翠湖之间的街道小巷闲逛，彻夜长谈。
有一回我正在翠湖边上发呆，忽然有人用一叠纸在我头上敲了一下，啊，是诗人杜宁，他刚刚写了一组诗，正在到处找读者呢。
从春到秋，总是有人在某栋小楼的二楼吹笛子，有人在用老唱机放肖邦或者贝多芬的某一乐章，有人在一棵老树下讲故事，周围竖着一群麋鹿般的耳朵，有人在弹吉他，有人在拉手风琴……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并非古代的传说。
有一次在火车上，大家说起自己的家乡，这个世纪流行的风气是“生活在别处”。八个人，七个都以在外面奋斗为荣，在深圳、在纽约、在北京、在巴黎……只有我说，哦，我是昆明人，我在那里住了一辈子。大家很惊讶，我接着告诉他们，我是个诗人。
(薛春燕摘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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