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坝轶事

　　如果将古运河比作今天的高速公路，层层堰坝就是公路上的一道道收费站

　　自杭州流出的上塘河，经海宁长安至桐乡崇福一线的河道，是江南运河的重要航道。其中，长安镇最为水陆要冲。

　　因为海宁靠近钱塘江一侧地势较高，杭州与长安之间的上塘河（上河）的水位，高于长安与崇福之间的下河。上、下河之间，常年落差在两米左右。

　　长安镇正好处在上、下河之间，必须筑起堰坝——长安坝，用以关防上河之水，否则，上塘河会因此断流。

　　河道上拦起的堰坝，成为往来船只的交通障碍，于是舟船辐辏，百货聚集，长安成了著名的水运枢纽、商业巨镇。

　　堰坝，是拦在上、下河之间的一道长长的斜坡泥坝。自下河而来的船只，守候在坝下，绑在船头的绳索，分作两股，系在堰坝两侧的辘轳上。然后，转动辘轳，牵引船只，沿着斜坡而上，翻越坝顶，去往上河。

　　北宋熙宁六年（1073），日本僧人成寻，参访五台山归来，沿大运河，从开封返回宁波，路过长安时，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如此描述“左右辘轳，牛合十四头，曳越长安堰了”，也就是左右各七头牛，转动辘轳，拖船过坝。

　　因为河道变迁，长安坝曾多次改变位置。宋代长安坝，已经淤塞成陆。元代新建堰坝，沿用至近代，直到1984年改为机械升船坝，才告废弃。

　　2012年，为配合大运河“申遗”，我在长安住过半年，任务之一是把长安坝发掘出来。

　　老坝遗址保存一般，但是故事依然在镇上流传。明清以来，长安坝由畜力拖船坝改为人力坝，坝夫转动辘轳，拖船过坝。人力拖坝，有畜力所不及的两大好处，一是可以提供就业机会，二是可以把拖坝技术发展为一门艺术。

　　船只沿着斜坡拖动，船头高高翘起，确保舱内货物不溢出来，绝对是门手艺。粪船从城里载来满舱的肥料，船头翘起，粪水不会溢出——这就是艺术了，据说，当年的坝夫真有这等好功夫。

　　拖坝艺术，有更高级的表现形式。浙东运河上有类似的堰坝，比如上虞蒿坝等地，坝夫被称为“吃坝头饭”的。过往船只，翻越堰坝，必须交付过路费，坝夫趁机敲诈勒索，纠纷时有发生。

　　长安坝上，有一通清光绪八年（1882）的《新老两坝示禁勒索碑》。海宁官府明文规定过往船只的收费标准，“大船一只给钱六十四文，中船四十八文，小船三十二文”。过坝船只，随到随拔，严禁刁难拖延，更不能故意将别人的船搁置在坝顶，一哄而散。

　　杭州北郊的德胜坝，坝夫敲诈过客也用类似的伎俩，被故意搁浅于坝顶的船只，暴露于空气中，会解体散架。船主求告无门，只能任由别人敲诈，破财消灾。当然，官船不在碑文规定之列，必须优先过坝，工钱由官家“听候随赏”。

　　如果将古运河比作今天的高速公路，层层堰坝就是公路上的一道道收费站。运河人家，生财有道，希望堰坝越多越好，而对商船来说，每个收费站都是一场噩梦。据南宋《澉水志》记载，海盐县澉浦镇西六里原有“六里堰”，是进入澉浦的门户。后来，在镇西三里的地方，又拦起“三里堰”，这是居民私自设立、“邀求过往”的堰坝。从水利角度看，有六里堰足矣，多余的三里堰，纯为收费而设，商旅往来，多有不便。于是，淳钓十年（1250）官府挖掉了三里堰，并借此整顿河道乱象。

　　长安坝附近，有座王相公堂。据考古发掘，这是晚清时期三开间的庙宇，里头供奉王相公，故名。

　　询诸乡老，王相公本是长安镇上的王姓坝夫。清康熙年间以来，长安的拖坝权，由当地曹、王、沈、许四姓垄断，子承父业，外姓不得染指。坝权乃利源所系，有一天，一群外地人来到长安争夺坝权。

　　双方搬出一口鼎沸的油锅，并扔入一枚秤砣，彼此约定，谁敢从油锅中捞出秤砣，谁得坝权。一言既出，众皆畏惧。唯有王相公，挺身而出，纵身油锅，捞出秤砣，牺牲了生命，换来坝权永留长安。后人感念王相公的恩德，立庙祀之，他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为长安坝的保护神。

　　郑嘉励：专职田野考古，业余从事杂文写作，既为个人抒情遣怀，也为考古工作者与大众之间的情感、趣味和思想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