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依赖，不摆脱：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套路”

　　随着跨国经验和管理能力的提高，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关系平衡被打破。中国企业需要更多的市场和资源，并力图改变当前处于产业链下端的权力劣势。尤其是随着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危机的日益频繁，跨国公司逐渐从国际市场撤出，这进一步导致“去全球化”的发展。这种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更多国际市场上的机会。

　　频频曝光的中国企业海外扩张已经引起世界瞩目。这表明中国企业开始具备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竞争的实力，至少在声势上如此。然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之路并非线性和单向发展的。一方面，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期间，政府并未鼓励企业大规模走出去，而能够展开大规模多层次跨国并购也仅仅是近几年的事情；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吸引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引进跨国公司投资中国市场，为企业提供了相当长的内向国际化时间。因此，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之路是先“引进来”，再“走出去”。这种比较独特的国际化之路是多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未曾经历的。

　　传统国际化进程理论认为，企业受到心理距离的影响，往往会选择距离较近的海外市场来积累国际经验，然后逐次扩张。然而，这种线性的单向思维仅仅关注了企业自身的特征，而忽视了企业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国企业先“引进来”再“走出去”的非线性和双向国际化历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母国制度，同时也受到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与竞争关系的约束，因而很难直接应用传统理论进行解释。斯坦福大学教授杰弗瑞·菲佛（Jeffrey Pfeffer）及其同事在上世纪70年代发展的资源依赖理论，以权力理论为基础，将组织与环境之间的依赖关系纳入到组织行为与战略决策中，有利于系统理解处于全球背景下的中国跨国公司的前世今生。2014年，夏军、马旭飞、吕文珍和姚咏仪在著名的《战略管理期刊》上发表了关于新兴市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论文，这是该主题的研究第一次在国际顶尖的管理学学术期刊发表，而文章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对资源依赖理论的延伸。

　　资源依赖理论最为核心的概念，就是企业需要外部资源进行生产，并将资源转化为产品或服务再发送给外部顾客，周而复始。因此，企业与外部环境的交易关系产生了相互依赖，而依赖程度的不同则导致了企业的市场权力和资源约束的差异。这一理论因有效地解释了企业与环境的相互依赖关系所导致的企业行为与战略决策差异，一俟提出，就成为重要的管理理论之一。杰弗瑞·菲佛教授也因此成为“有自己理论的管理学者”。借助资源依赖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引进来”再“走出去”的国际化历程反映了中国企业“无依赖，不摆脱”的发展历程和全球市场权力的变化过程。

　　中国特色的国际化“套路”

　　自中国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跨国公司开始进入中国。1979年，中国第一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出台，当年有两家香港企业开始进驻中国市场。其中，1980年成立的“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是由香港妇孺皆知的“美心集团”和中国民航总局共同成立的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从此，中外合资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的商业物种，进入人们的视野。到2000年中国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时，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项目22347个，利用外资623.80亿美元。在此期间，企业利用“三来一补”和建立中外合资企业等各种合作形式，参与到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中。虽然出口额显著提高，但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和数额都不高，表明中国企业主要通过出口这种较为简单的模式与国外市场相连。

　　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从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将企业对本国政府的资源依赖转变为一定程度上对跨国公司的资源依赖。统计显示，截至2001年，仅中国境内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达到8893家，实际利用外资468.78亿美元；中外合作经营企业159家，实际利用外资62.12亿美元。同时，企业对本国市场的依赖转变为对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的依赖。截至2001年，对外出口额达到了2661.5亿美元（其中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1332.4亿美元），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1590.4亿美元。国外市场逐步成为中国企业的重要市场。

　　与此同时，政府在很长时间内限制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此期间，中国企业并未大规模走出去。特别是1991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管理意见》中指出，“目前，我国尚不具备大规模到海外投资的条件，到海外投资办企业主要应从我国需要出发，侧重于利用国外的技术、资源和市场以补充国内的不足”，这表明绝大部分中国企业国际化很难获得政府许可。直到1998年2月中央明确指出，“在积极扩大出口的同时，要有领导有步骤地组织和支持一批有实力有优势的国有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主要是到非洲、中亚、中东、中欧、南美等地投资办厂”，当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仍然是大型国有企业。直至2001年中国加入WTO，企业才真正开始全面融入国际市场。虽然在此之前，当时的制度一直限制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进行直接投资，但这种限制客观上为企业进行有效的内向国际化学习奠定了基础。

　　随着跨国经验和管理能力的提高，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关系平衡被打破。中国企业需要更多的市场和资源，并力图改变当前处于产业链下端的权力劣势。尤其是随着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危机的日益频繁，跨国公司逐渐从国际市场撤出，这进一步导致“去全球化”的发展。这种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更多国际市场上的机会。企业开始通过大规模寻求跨国并购或绿地投资来重构全球资源依赖格局。“走出去”俨然已经成为“引进来”之后的必然结果。

　　“套路”一：

　　内向国际化与国内资源依赖对象的变化

　　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几乎没有私营企业。因此，改革开放之时的公有制企业，严重依赖于政府计划经济，完全依靠各级政府部门制定的生产计划和资源供给进行经营。通过服从于政府的行政命令，企业从政府手中获得生产指标、资金、土地等资源。尽管企业的产品主要供给国内市场，但由于国内市场完全由政府主导，企业的生产并不直接依赖于市场容量和需求。因此，彼时的中国企业基本不具有市场权力。

　　中国企业长期以来过度依赖政府资源及本国市场的现实，导致企业难以有效开发和利用国外资源。为了防止企业出现两种极端--因为过度依赖政府的计划经济导致企业难以适应新的竞争环境而失败，以及因为完全依赖跨国公司而损害本国利益，中国政府提出了“引进来”并限制“走出去”的政策，这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本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随着“引进来”大门的打开，西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这带来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中国企业由完全依赖政府转变为逐步依赖跨国公司。尽管中国经济仍然由计划体制控制，但通过“引进来”的国家政策，中国企业可以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来学习对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可以利用跨国公司的资本建立合资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企业对政府的资源依赖转移到跨国公司身上。中国企业开始学习同时整合国内、国外两种资源进行生产。二是中国企业开始涉足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除了少数国有企业能够直接接触国外市场，大量民营企业通过出口、三来一补、贴牌生产、海外劳务等方式，将自己的产品或服务输出到国外市场。这扩展了市场渠道，从此中国企业开始由完全依赖国内市场转向依赖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到1992年市场经济政策开始实施，中国社会的资源依赖关系发生了进一步变化。政府虽然仍然发挥着主要的市场控制作用，但其逐步淡出市场的措施为市场提供了越来越多自我调控的机会。在此过程中，企业开始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因而对市场经济中各商业关系的依赖逐步取代了对政府的依赖。这种资源依赖关系的变化，淘汰了一些旧的商业物种，也带来了很多新的商业物种。首先，那些没有能够适应这种新型资源依赖关系的企业逐步消亡。最典型的例子是某些国有企业。在转型期，仍然依赖政府资源的这些国有企业丧失了独立性和控制资源的权力，没能在政府淡出市场时迅速建立新的市场依赖关系，因无法适应市场变化而逐步被淘汰。另一方面，那些与跨国公司建立合作关系的企业，将依赖关系转移到跨国公司及其身后的国外市场，或者通过代工提高了企业效率，降低了成本，并增强了技术水平；或者通过合资企业积累了管理经验和国际化经验；或者依靠跨国企业拓展了市场渠道，因而这些企业能够建立新的市场优势。实际上，从改革开放之初存活至今的企业，绝大部分都是曾经与跨国公司有过竞合经验的企业。

　　而能够生存下来并逐步发展的中国企业，需要具备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能够保持自身独立性。但是，当时为数不少的企业并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因为完全依赖跨国公司的市场和技术，有些企业逐步成为“跨国公司所有的企业”，要么逐步被其兼并，要么被跨国公司的专有资产锁定，不再适应外部市场，最终没能逃脱消亡的命运。而那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企业，在与跨国公司合作基础上，时刻保持自身的运营独立性，并寻求合作伙伴的多元化，牢记中华古训“不在一棵树上吊死”，从而有效地降低了对少数跨国公司的依赖。

　　更重要的是，能存活下来的这些企业具有另外一个特征，即它们具有较强的吸收能力，学习并积累跨国公司的技术、管理能力和运营经验，并将新的资源和市场逐步内化为自身能力，降低了对跨国公司和外部环境的依赖性。格兰仕就是曾经的成功样板。在作为跨国公司贴牌生产商时，格兰仕就坚持必须采用外方的最新设备并要求对方提供相应技术。通过受让近300家国际品牌生产线，格兰仕利用自己的成本优势迅速壮大。此外，让国人感到欣慰的是，因为像格兰仕这样的企业所积累的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不得不逐步反向依赖这些企业，这就产生了一个质变：中国企业对跨国公司的单方向依赖转向两者相互依赖，中国企业逐步获得了重要的资源权力。然而，作为“世界工厂”，大部分中国企业仍然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市场权力仍然被跨国公司掌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必然需要自己涉足国际市场，以获取更大的竞争优势。

　　“套路”二：

　　外向国际化与全球资源依赖关系重构

　　依据对外直接投资之父邓宁（John H. Dunning）教授的理论，企业国际化是为了追寻资源、战略资产、市场和效率。这种基于发达国家企业的经典理论并未触及中国企业国际化“套路”的实质。从企业与外部环境的资源依赖关系上来看，中国企业国际化就是为了重构全球资源依赖关系，其目的是为了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取更多的权力，从而获得更自由的发展空间。正所谓“无依赖，不摆脱”，即中国的企业如果不摆脱对跨国公司的资源依赖，就没有自己的“诗和远方”。

　　以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为例。联想收购IBM个人笔记本业务是中国最早的大型跨国并购案之一。从表面看，这个并购为联想获取IBM的品牌、技术和市场等战略资产和市场提供了便利。但是，从深层次看，联想通过收购IBM个人笔记本业务，摆脱了处于产业链末端的地位，将IBM的品牌、技术和市场内化为企业自身能力，形成并打通了联想研发、运营、销售等一系列环节，弱化了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提高了对国际市场的控制能力。以此为契机，联想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IT服务提供商。虽然有人在怨怼联想于“互联网+”时代的市场表现与经营业绩，但其在此之前的国际化“套路”则可圈可点。

　　研究表明，中国企业越来越多追寻国际市场的战略资产和自然资源。这实质上都是中国企业希冀通过将产业链高端能力内部化，从而提高自身市场权力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市场权力的重构，中国企业逐步摆脱了对跨国公司的依赖，开始建立自己的全球市场统治力。通过直接进入并控制国内和国外市场，中国企业甚至已经具有与跨国公司直接竞争的实力，“Make it possible”的华为便是一例。《福布斯》刚刚公布的2017年全球品牌价值百强榜上，唯一入围的中国企业华为以73亿美元的品牌价值位列全球第88位，宣示了华为全球竞争的实力。

　　但是，在企业重构全球市场权力的过程中，本国政府的角色不容忽视。作为国际市场的后来者，中国需要在全球政治和经济舞台扮演领导角色。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中的权力有限。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迫切需要加强全球经济的话语权。因此，中国政府积极鼓励“走出去”的政策为企业提供了跨国经营的极大支持。事实上，逐步壮大但相比跨国公司仍然弱小的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却又益发依赖政府资源。但是，除了国有企业外，政府长期以来对民营企业的跨国并购支持力度并不大。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外汇管制也约束着企业的国际化。资金的往来、通信的联络、产品的运输，都需要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监管或审批。这使得中国企业仍然需要依赖政府资源。因此，在摆脱对跨国公司的依赖后，企业仍然需要依赖于本国政府进军国外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走出去”实质成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共同重构全球经济格局和自身地位的重要行动。

　　“套路”三：

　　多元国际化与全球经济权力网络的竞争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深入，企业越来越意识到跨国竞争并不是企业与企业间的角力，而是企业、产业和政府多元主体之间的网络对抗。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企业、产业和政府早已经结成紧密的多元利益网络。这已从当前越来越多的国际经济摩擦中显现出来。中国光伏企业在欧美遭受的反倾销案、华为在海外市场的各种政治阻力等都集中反映了这一问题。这种网络往往是多元多层次的，是由制度、技术、信息、资源等决定的权力分配和由政治经济、法律、技术等决定的地位差异所构成的等级网络。这种等级网络本质上是国家、产业和企业等多元主体维护自身权力地位的产物。

　　以华为当年欲并购3Com公司为例。作为以太网标准的创建者，3Com公司在业界具有显著的技术优势。因此并购3Com具有很高的战略收益。对华为来说，当时的并购伙伴（美国私募资本公司贝恩资本）很给力，标的也选择得好，人员配备到位，更是不差钱，可谓“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著名的CFIUS的批准。CFIUS全称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由美国财政部长担任主席，委员来自11个政府机构和5个办事机构。作为跨政府机构，CFIUS能够审查并决定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交易。在华为并购3Com的过程中，CFIUS就对并购进行了详细审查。期间，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发动联署，呼吁CFIUS以“人民的名义”和“国家安全”的理由制止此项并购。更有美国特色的是，当年CNN 商业频道的当家老生陶诺（Louis Carl Lou Dobbs），在其节目中公开讨论此案，当得知该案已被CFIUS以“危害美国政府信息安全”为由否决时，陶诺几近声泪俱下地号召美利坚“吃瓜群众”：“让我们铭记这个时刻，铭记这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议员们的名字，铭记CFIUS的丰功伟绩--因为，这个组织的的确确、此时此刻、在大是大非的事情面前发挥作用了”。而此出“欢乐颂”折子戏的上演，华为主要竞争对手思科在后面的作用毋庸置疑。

　　因此，中国企业“走出去”，实质上是对全球业已形成的“政府-产业-企业”多元网络的“侵入”，而非企业与企业的简单对抗。更加一般性的逻辑是，外国企业跨国经营威胁到东道国企业的竞争优势，造成了产业秩序的干扰，对东道国的政治和经济造成了压力。

　　对跨国公司来说，当本国出现了具有竞争关系的外国进入者时，一般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外来者的进入，以保持其在产业和市场中的中心性地位。尤其对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来说，无论规模还是技术水平，中国企业与其相比具有更高的相似性。作为反击，这些发达国家的企业会充分利用其作为当地企业的优势，采取各种手段阻止中国企业的进入和发展，从而保证自身的生存机会。中国企业在欧美国家遇到的很多“双反”调查都表明了这一问题。

　　对全球产业来说，大部分中国企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进入国际市场的最终目的，是整合产业链，进入高端市场，从而提高产业的整体水平。过去，中国企业只是作为“世界工厂”进行生产、加工和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的产业竞争者主要存在于不发达国家，因而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竞争并不大。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开始降低，在国际市场上遇到不发达国家的产业竞争加剧。这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寻求向产业链高端进军的机会。如此，处于产业链高端的跨国公司感受到较大威胁，为了保持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东道国相关产业不得不向下压制中国企业的进入。

　　从国家层面看，当两个国际关系中具有相似权力地位的国家间的企业互相进入对方国家时，东道国政府倾向于抑制另外一个国家的企业，从而在保持自己本国企业的优势的同时，进一步保证国家竞争优势。这种情况在中美两个大国间尤其明显。中国和美国在国际关系、世界贸易上具有极高的相似性，因而在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时，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也最为明显。华为收购3Com和马可尼、海尔收购美泰以及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石油都集中反映了这种情况。表面看，这是世界政治经济关系的结果；而实际上，这是两个具有相近权力地位的国家间的竞争。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遇到的此类问题还将继续增多。

　　因此，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实际是一种以进入企业为代表的母国企业网络对东道国网络的“侵入”，是一种多元国际化，会扰动两个网络中“政府-产业-企业”等原有的网络结构，造成网络关系的再失衡。国际市场，尤其是具体化的东道国市场，顾客、企业、产业和政府间已经不是简单的买卖和治理关系，他们之间业已形成了以本民族、本国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网络。无论外来企业触及这个网络中的哪一点，都会引起整个网络的激烈反应。而且，网络中的任何成员都可能利用其它成员形成对外来企业的反击。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企业外来劣势的产生，都来自于网络与网络间的冲突与对抗。市场权力的平衡，必须经过“扰动-失衡-冲突-平衡”的往复过程，才可能达到平衡状态。但实际上，随着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全球化不可能达到结构上的平衡，因此“扰动-失衡-冲突”是企业跨国经营的常态。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国际市场上业已形成了“政府-产业-企业”的竞争网络体系，但其长期以来并未引起中国政府、产业和企业的足够重视。尤其让国人感到遗憾的是，中国企业没有形成自己的“政府-产业-企业”网络进行对抗。中国企业的“各自为政”和“窝里斗”导致企业之间、产业内部均没有形成合力。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中国北车和南车之间曾经的恶意竞争：两家公司在土耳其相互竞争，使韩国公司“渔翁得利”；在阿根廷，南车比北车报价压低近50%夺标。这不仅影响了企业利润，更损害了国家形象和利益。因此，中国企业长期以来是以一己之力，对抗已形成的强大的国际市场多元权力网络。幸运的是，政府和有识之士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通过国家战略来开创全球权力分配的新格局。

　　“套路”四：

　　“去全球化”与全球权力分配新格局

　　随着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去全球化”日益抬头。一方面，跨国公司急需扭转财务困境，急于通过压缩业务甚至变卖资产来摆脱包袱，提升财务指标；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面临严峻的财政压力和经济增长压力，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这些方面虽然对中国出口业务造成冲击，但也为中国政府、产业和企业的国际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藉此良机，中国政府、产业和企业致力于重构全球市场权力分配新格局，积极通过海外并购和绿地投资来获取全球资源。从2001年加入WTO到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幅高达35.9%。截至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456.7亿美元，占全球流量份额的9.9%，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

　　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采用武学的最高境界“见招拆招”来破解全球权力分配的迷局。在国家战略的推动下，“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摆脱中国地缘上的传统依赖关系，开始主动寻求建立自己的资源依赖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贸易格局；人民币国际化摆脱了货币依赖关系，增强了市场交换能力；大飞机项目摆脱了对西方国家的依赖，重新定义了飞机制造市场的全球格局。这些国家战略的提出和实行，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产业和企业的跨国经营，改变中国企业在全球的权力地位。

　　正如2006年马旭飞、姚小涛和席酉民提出的，“企业微观层面的演化，实质上是国家宏观层面转型的一面镜子”。而这也似乎印证了海尔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笃信的“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这一著名的论断。管理学的研究多聚焦于微观层面，但当我们把企业的“套路”放在国家和时代的大背景下，也许这种跨层次的观察、思考和研究，会展现出不一样的画面。而这也正是本文创作的初心。

　　文/马旭飞 吴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