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美术馆：将摄影藏品作为观察和研究摄影发展的基础

2002年8月，我国著名摄影家侯登科被查出罹患肝癌。12月6日，《南方周末》的记者夏榆采访了临终的侯登科，撰写了文章《如果他去了，影像交给谁》。在这篇采访中提到一些朋友正在为侯登科筹划2003年2月在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展览，也提到法国有摄影艺术机构出资15万元要购买侯登科的全部作品，但被他拒绝了。

这篇文章在当年引起了不小反响，它提出一个当时很多业内人士都无法回答的问题：侯登科的作品在他逝世后由谁保管？《深圳特区报》在2016年4月的一条有关侯登科摄影展览的报道中写到这样一个故事：侯登科临危之际，在病床上将自己的作品交给了好友于德水、李媚，并和他们定下了“12年之约”。他们约定，如果12年之后，还没有一个机构能够接收，并且发挥这批作品的作用，那么就将这些作品交由他的女儿处理。

当时在中国，摄影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得到文化和艺术领域人士更多重视，更谈不上系统地展览、整理、收藏和研究某一位摄影家。因此，夏榆提出的问题，在当时很难回答。

然而，问题并非没有回应。这篇文章引起了广东美术馆对摄影收藏状况的进一步思考，后来对侯登科作品收藏的讨论成为广东美术馆在2003年举办的大型纪实摄影展“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的引子。

从史学考量和人文关怀入手建构收藏体系

21世纪初，国内公共美术馆的摄影收藏制度以及保存、修复、研究体系的建立处于起步阶段。广东美术馆是国内较早介入摄影收藏的国家美术馆之一，在展览“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的筹备过程中，广东美术馆与摄影师进行了广泛地沟通，在这些摄影师的支持下，广东美术馆收入新中国成立以来250位国内摄影师的600余幅参展作品，从而为该馆最初的摄影专题收藏奠定了坚实基础和学术视野。

史学考量和当代人文关怀始终是构成摄影收藏意识的重要思想推动力，也是广东美术馆在摄影收藏实践中的立足点之一。 20世纪初，作为通商口岸的广东，以开放的贸易交流和自由的城市精神，在摄影的发展上也领风气之先。在摄影研究、理论、实践和出版方面为中国近代摄影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20世纪上半叶，广东摄影史上最为杰出的人物是开平人沙飞，在漫长的战争生涯中，他以饱含激情的拍摄和传奇的人生历程，贡献给中国摄影史以诸多话题和有影响力的作品。 广东美术馆在王雁等沙飞家属的支持下，收藏了沙飞创作于1930年〜1940年代的300余件作品，同时王雁女士还将其本人多年来从事沙飞研究的相关文献悉数捐赠广东美术馆人文图书馆，并成立了“沙飞暨中国摄影史研究文库”。

对于地方摄影史的梳理并对其进行相关专题的收藏也是广东美术馆的一大收藏特色。该馆陆续策划了韩志光、陈锦怀等粤东地区基层摄影师的专题展览。这些作者虽然名不见经传，但是此部分摄影作品的规模性收藏对于丰富和完善该馆的广东摄影收藏具有重要意义，也为研究建国后民间摄影文化生态提供了阐释的线索和依据。

除了进行地域性摄影作品收藏之外，广东美术馆逐渐扩展到现当代中国摄影及具有国际视野的收藏。通过对艺术家及家属积极寻访，开展相关专题研究、出版、设立“沙飞摄影奖”、举办展览、建立摄影师工作室等多种形式，在国内外多方机构和个人努力推动和帮助下，分别完成了对庄学本1930〜1940年代摄影作品的规模性收藏，以及吕楠、阮义忠、杨延康、陆元敏、张新民、拉蒂格（Jacques Henri Lartigue）、马克·吕布（MarcRiboud）、克劳迪·斯鲁本（Klavdj Sluban）等多国内外优秀摄影师作品的系统性收藏。

该馆在收藏摄影作品的同时，也注重对摄影文献资料的收在广东美术馆看来，摄影史的建构和探索正是以摄影藏藏，陆续购入对中国摄影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文献，如《飞鹰》《天棚》《中华摄影》《摄影指南》《晋察冀画报》等杂志、画报、专著。展览、收藏并重，梳理当代摄影发展就摄影而言，藏品以物质性形式反映着不同时期人们的思想、文化、精神、技术等方面的超越和创造；同时，从摄影的本体性角度来说，摄影藏品又映射着独立于社会文化发展的艺术内部变化。

在广东美术馆看来，摄影史的建构和探索正是以摄影藏品为观察和研究基础的。广东美术馆的摄影收藏在看重摄影史料意义、文化属性之外，也看重摄影作品作为艺术媒介本身的变化和发展，以及其反映的不同时期、不同立场艺术家所持的观念。所以，通过十几年的积累，广东美术馆不断以展览的形式收藏更多元化的藏品，并希望以此为基础来梳理摄影史及反映摄影发展现状。其中，2005年至2009年举办的三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可看作广东美术馆代表性的相关活动。

应该说，“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在坚持国际化的视野和影像社会学的立场基础上，对推动中国的当代摄影及文化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第一届双年展面向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内摄影艺术的现状，集中推出一批年轻摄影家的观念摄影新作；第二届侧重对历史的梳理，在1960年代末期至二十一世纪市场化时期的过程中选取历史节点，对当代中国多元摄影现象的生成、应接、变通的关系情形作探索；第三届则强调了摄影语言中的“看”和“真”，以此来讨论摄影、生活和社会发展。

三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让广东美术馆在中国当代摄影领域的话语权大增，大大丰富了广东美术馆的摄影藏品数量，也使得该馆的摄影收藏有较大扩展，包括当代中国影像和有国际视野的藏品，值得一提的是首届摄影双年展，让当代摄影收藏作品打破了“纪实”与“观念”的界限。

收藏激发策展理念变化

近年，广东美术馆通过对藏品的研究以及对当代艺术变化的观察，发现随着数字化和互联网的发展，视觉媒介领域不断拓宽和发展，摄影在很大程度上已属于广义的影像文化的一部分，同时，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也开始使用各种新的媒体介入摄影领域，使摄影的表达更多元。因此，立足于对媒介发展的观察与思考广东美术馆把研究的重点从原来的“社会人文的摄影”拓展为更具包容力和学科性的“视觉研究的影像”，力图在更具开放性与方向感的工作中推动中国当代影像艺术的实践与研究。

其实，广东美术馆早在2001年开始收藏不同地区艺术家的录像作品和新媒体艺术作品，它们与之后十余年的摄影收藏一起，成为该馆对影像文化的当代发展状况的研究基础。这种基于馆藏的研究，也让广东美术馆对摄影的认识以及策展理念发生了变化。

最核心的变化体现在将于今年12月举行的“广州影像三年展”。它是 “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品牌项目的后续，而这次更名是广东美术馆为了回应那些基于摄影但又超出摄影范畴的变化所做出的调整。

对于广东美术馆而言，以藏品为基础对当代艺术的观察研究常常容易引发展览概念的变化，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更名的举措。在此，收藏并不是滞后于这些展览理念的存在，相反，藏品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些理念的来源。 从目前部分研究来看，不管是摄影还是其它门类的艺术，都在全球化、多元化、哲学化中走向某种“完善”，但在这种“完善”中，对于如何向前发展以及如何扫除发展中的障碍和问题，美术馆甚至学界都难以提供一个统一的答案。

在这种有点“迷茫”的当下状态中，广东美术馆在尽所能地保存、研究、展示影像艺术同时，关注青年影像艺术家的创作状态，为他们营造更多的展示平台。为此，广东美术馆此前不仅筹划了“映像293分钟：广东美术馆藏影像作品回顾展（2000—2010）”梳理影像艺术在10年间的发展，还通过“视态之问——青年艺术家的视野与在地经验”等展览关注涉及影像创作的青年艺术家作品。

把摄影放在更广的艺术语境下讨论，把摄影藏品放在更广的艺术语境下研究，这让广东美术馆在全国公共机构中先行一步，或将像其之前介入摄影收藏、举办国际摄影展会一样，对中国的摄影发展产生新的影响。

以观众为中心建立藏品传播路径

广东美术馆作为公立美术馆，对藏品进行保护和研究属责无旁贷之事，同时其还把藏品作为美术馆进行研究、展览活动、公众审美和艺术教育的基础。

这也符合当下国际艺术博物馆领域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即逐步从“以藏品为中心”向“以观众为中心”转变。以“藏品为中心”是将藏品作为专家的研究对象和立馆的形象来定位，“以观众为中心”则是强调藏品要服务于社会，把少数专家的研究对象，转变为大众能够直接观看的艺术史，提升大众审美能力，丰富大众文化结构。

近年来，广东美术馆通过举办公众活动，让更多人参与到摄影实践中以及传播摄影观念。该馆曾在2011年4月举办“城市一分钟在广州”系列活动，同时举办了“一分钟影像精选”特邀嘉宾专场观影交流会，展示来自全世界的富有创造力的一分钟短片。2017年4月13日，该馆还筹划了亲子摄影活动 “观看的旅行——‘你眼中的我，我眼中的你’”，并邀请摄影家曾忆城指导参与者的摄影技巧，并讲解与摄影相关的知识。紧接着，其又于6月10日举办了广东美术馆策展人吕子华主讲的讲座“293分钟下的影像10年”以及中国美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研究员董冰峰主讲的讲座“从放映到展示：当代视野下的中国录像艺术”。

通过筹划馆藏影像展以及一系列针对公众的摄影活动，广东美术馆正以自身特有的方式，使影像的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更清晰地被大众所认知，这种藏品传播模式或也能为促进中国摄影的发展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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