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勒姆·科尔文： 描绘苏格兰的文化身份

无论是对一个人来说，还是对一个集体来说，“身份”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微妙概念。一个人或集体具有的身份标签，不仅来自他或他们所具有的性格、行为方式和特点，也取决于外界如何看待他或他们。我们当然知道自己是谁，但是很多时候，“我是谁？”这个问题又是在和他人、和社会的互动中才得以描述。

苏格兰艺术家富勒姆·科尔文（Calum Colvin）的作品便一直关注“身份”这个概念。他的作品融入摄影、绘画、雕塑和装置等创作方式，善于利用两个完全不同的空间来创造第三个供人想象的空间，以此来突显“身份”这个主题。通常，观众在观看他的作品时先会注意到一幅手绘的肖像画，但这幅画并不是平面的，而是被画在一个装置的表面上。通过肖像画，观众会注意到他制作的装置往往是一个非常醒目的舞台，摆满了物体，比如桌子、椅子、镜子、床、石头等。每一个舞台装置中的摆件都画上了特定的图案，这些图案组合在一起，形成了观众在开始看到的肖像画。肖像画中的人物往往取材于历史故事，他们的事迹在历史叙述中慢慢地改变，他们在今天的身份甚至已经与历史中的事实无关了。

历史上，苏格兰是一座独立王国，经历了数百年的外敌侵略，为反对英格兰的占领，曾发动过两次独立战争，1707年被英格兰合并，成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说起苏格兰历史中的大事件，大多与失败有关，但如果不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苏格兰历史中的辉煌也很多，比如：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推进了其知识与科学的进步；苏格兰在经济学、工程学、文学、医学和工艺学等学术领域取得的成绩，不仅在英国，在大部分西方国家都有很大影响。然而，我们在旅游宣传册、电影、小说和各类明信片中看到的苏格兰和苏格兰人形象却没有那么丰富多彩，比如穿着方格短裙的男人、长毛高地牛、吹着欢快笛声的风笛手等图片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而这些影像便构成了苏格兰的“文化身份”。

富勒姆·科尔文是苏格兰最受尊敬的艺术家之一。他是邓迪大学艺术学院（Duncan of Jordanstone Collegeof Art in Dundee）的教授，是苏格兰当代艺术界的领头人，还是苏格兰皇家学院的会员。2001年，他被授予英国“最杰出勋章”（OBE—Officer of the MostExcellent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这是英国女王授予的一项享有盛名的荣誉。

在富勒姆·科尔文的自画像（图01）中，他右手伸向前方，左手握着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看上去也是画框的一部分，又像是艺术家Escher的作品（Escher是荷兰平面艺术家，经常画出不可能存在的物体和结构。这些效果是通过在二维图像中创作三维空间来实现的 ― 编者注），而苏格兰国旗的图案便是十字架。在这幅作品中，富勒姆·科尔文伸手要去拿什么，他发现了什么？带着这个疑问，我开始了对他的采访。

与富勒姆·科尔文（Calum Colvin）对谈

你是什么时候，出于什么原因开始从事摄影的？

富勒姆·科尔文： 我是1980年开始拍照的。当时，我在邓迪大学艺术学院学习雕塑，并尝试使用一台宝丽来即时显影相机拍摄身边朋友的肖像，怀着好奇心，我学到了很多摄影知识。摄影老师送给我一台135画幅单反相机，我在学校附近拍摄了很多街道的图片。在拍摄和冲印第一卷胶卷时，我几乎已决定未来从事摄影。

你的照片拍的是你创作的装置和绘画作品，非常独特，你是怎么想到的？

富勒姆·科尔文： 首先，我的想法是整合在学校学到的两种艺术创作形式；其次，我也想挑战艺术领域对创作媒介的既定态度，因为人们一般会认为绘画是高于摄影的艺术媒介，那么我把这种媒介混在一起，就不存在高下了。

另一个原因是，1983年，我搬到了伦敦，去皇家艺术学院（RCA）学习摄影。最初，我计划拍摄纪实摄影风格的作品，但却发现慢慢又返回到自己的拍摄方式。在皇家艺术学院的学习，强化了我突破摄影、雕塑和绘画界限的想法。

你的作品涉及到对艺术史经典形象的引用，也包含部分当代流行文化元素，但所有作品的核心都是对苏格兰“身份”的探索和反思，最开始什么激发了你这样创作？

富勒姆·科尔文： 搬到伦敦之后，我倒更对苏格兰文化感兴趣，而且我本身喜欢研究苏格兰文化特色。当时，苏格兰作家阿拉斯戴尔·格雷斯（Alasdair Gray）出版了小说《拉纳克》（ Lanark ）。这部小说对我影响非常大，可以说它既是一本自传，又是一本科幻小说，同时又有超现实主义文学特点，作者还与书中人物玩闹式地互动。这些特点使我重新思考，有没有可能用摄影的方式创作更丰富的视觉艺术。因此，我开始有意识地关注那些能用视觉表现的文化概念。渐渐地，我将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媒介结合在一起，创造了目前所看到的“万花筒”式的作品。

在我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照片本身是一种场景和一幅画的结合，二是我将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主题强行放在一起。

向我们谈谈你搭建场景和拍摄过程吧？（图 05～ 07，11～13）

富勒姆·科尔文： 开始时，我会很精心摆放日常用品、家具和饰品，以形成一个舞台；然后我会选择一个特定拍摄位置摆放我的10×8大画幅单轨相机；接着，我在布景中画上各个部分，即在物体表面绘画，而所画的图像只能从摆放相机的固定角度观看才是成立的；最后，我拍下整个场景。

和我们谈谈《三位女神》（ The ThreeGraces ）（1997）这张作品，你是怎么拍摄的？（图 02）

富勒姆·科尔文： 这幅作品是为苏格兰国家现代美术馆的一个展览“神圣与世俗”（Sacred and Profane）而拍摄的。当时，苏格兰的多家国立美术馆和伦敦的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ictoria & AlbertMuseum in London）一起，购得了卡诺瓦（Canova）创作的《三位女神》雕塑。在古希腊神话中，三位女神都是宙斯的女儿，分别代表欢乐、优雅和青春美丽。而在我的版本里，这三位女神被画在医院的病床上，表达其逐渐变老和面临死亡的场景，否定原始形象代表的青春活力。这样安排，我想回应关于使用纳税人的钱购买雕塑的争议。这个问题当时在报纸上经常出现，有人说，这笔钱投资在医院要比购买雕塑更有价值。

在这幅作品中，你引用了艺术史中的形象。但在你的许多作品中，比如《原鸽》（ The Common Runt ）（1999），尽管表现得很饱满，但这个形象并没有太大的历史意义（原鸽是中等体型的蓝灰色鸽，是人们所熟悉的城市及家养品种鸽的野型，绿洲中最常见的鸟类之一，分布广泛——编者注）。（图 03）富勒姆·科尔文： 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基于日常生活中偶然遇到的事和物。当我在低端的百货商场无意间发现许多迷你书时，这张图片的初始想法就诞生了。这些书来自《他们死之过早》（ They Died Too Soon ）系列，书的内容是一些突然死去的年轻名人的简短传记。

虽然这些名人的故事充满魅力，但我仍忍不住去思考死亡，它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杰出的人和普通人在死亡面前是平等的。在《原鸽》这幅作品中，鸽子代表了平凡的生命，但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可能很不平凡，非凡的人物也会有平凡的结局。

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是你作品中的常见主人公，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在哪方面吸引了你？

富勒姆·科尔文： 罗伯特·彭斯（1759～1796）是苏格兰民族诗人，可以说他是苏格兰的儿子。有数不尽的书刊载着他的诗歌，有无数的雕塑、邮票、装饰盘和徽章用来纪念他，在很多茶巾、杯子和威士忌瓶子上也印着他的肖像。他在苏格兰人民心目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鉴于我以日常生活为背景的创作习惯，对彭斯的关注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在创建罗伯特·彭斯的图片时，你是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想法的？

富勒姆·科尔文： 多年来，我创作了约六幅彭斯的肖像画，这些画表达了我对他的诗歌、政治主张等方面的态度，并探讨与他有关的一些文化内容。比如，图04这张肖像，是基于苏格兰画家ArchibaldSkirving在1796年的一件作品创作的。

这幅作品中，我从“本土”的视角来观察彭斯。图片左下角的人物是皮克特人（Pict，来源于拉丁语“画或纹身的人”），尽管面部纹身的图案出自毛利人的画，但它符合古时罗马人对生活在苏格兰高地上的部落人民的称呼。画的最前面，是一个打碎了的印着“猫王”埃维斯·普里斯利（Elvis Presley，美国摇滚明星）头像的镜子，暗指其名声小了。

书架上有三本书（这三本书是教育基金会在阅读、写作和算术方面的代表刊物），代表彭斯是在家里接受教育的。这个装置看起来像一个灶台，其实那是个书架。这三本书就像是被陈列在阅览室，暗指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高涨。

这张图片第一次在位于爱丁堡的苏格兰国家美术馆展示，并收录在坎农格特出版社（Canongate publishing）出版在一本书中。鉴于罗伯特·彭斯的知名度，你觉得它为什么会如此受到关注？

富勒姆·科尔文： 这幅作品如此受欢迎，我也非常惊讶。限量版的画册很快售罄，而复制品突然出现在很多书籍、报纸和网站上。这使我意识到，罗伯特·彭斯的受关注度，已远远超出了英国国界。你认为，你的作品和其中表达的主题以怎样的方式走出了苏格兰的文化语境？富勒姆·科尔文： 在如今全球化的背景下，讨论苏格兰的地位应该不仅在“联合王国”（“联合王国”指英国——编者注）框架下。苏格兰现在是英国的一部分，但是在国际文化语境中，苏格兰独有的文化特色也被广泛关注。

早在1980年代，我在一个画廊工作，曾在洛杉矶的市场寻找拍摄道具。那时我发现，在洛杉矶售卖的饰品和家居用品，与我在伦敦和爱丁堡见到的几乎完全相同。我开始意识到，苏格兰的文化符号早已通过威士忌瓶子和蛋糕盒子上的图案传遍世界各地，人们已经熟悉了穿着方格短裙的高地人形象、邦尼王子查理形象、罗伯特·彭斯的形象，以及苏格兰城堡形象。当然，这是一个虚构的景观，与现代苏格兰的真实情况大相径庭。但我看到通过这些文化符号创建一个新的视觉世界的可能性。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并不是苏格兰特有的，我认为，努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寻找新的文化身份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我在作品中表现的是更为普遍的社会性话题，比如死亡、痛苦、幽默等。不过我明白，艺术家要有自己的话语方式。

你作品中另一个主要人物是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Charles Edward Stuart），通常被称为“邦尼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首先，你可以讲讲这个人物的历史背景吗？

富勒姆·科尔文： 苏格兰最后一次反抗英格兰统治的起义发生在1745年，战役在苏格兰高地的卡伦登沼泽进行。在这场战役中，信仰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党人（Catholic Jacobite）的军队被信仰新教的英格兰政府军打败。苏格兰高地人的领袖是查尔斯·爱德华·斯图尔特（1720～1788），他们常被称为“拥护者”（ ThePretender）。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是古苏格兰国王的后裔，也是詹姆斯二世的孙子，因此，其自称是英国君主。（詹姆斯二世是英国持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从1685年到1688年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国王，是最后一位天主教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党指信仰天主教、支持斯图亚特王朝后裔的人，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要推翻改信新教的英国王室和政府。苏格兰很多氏族贵族为自己的利益，支持詹姆斯二世党——编者注）作为一个艺术家，你为什么对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感兴趣？

富勒姆·科尔文： 有几个因素。首先，肖像画和肖像艺术家在描绘詹姆斯二世党人的战争故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次，方格短裙与詹姆斯二世密切相关，詹姆斯二世党人被打败后，苏格兰短裙和其他高地装束也被禁止穿戴；再次，英国内战和宗教战争中各阶层之间权力之争也是我感兴趣的地方。

在创建邦尼王子查理的肖像时，你是如何融入你的想法的？

富勒姆·科尔文： 比如，效仿苏格兰画家威廉·莫斯曼（William Mosman）的作品拍摄的《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的肖像》（ Portrait of Charles EdwardStuart after William Mosman ）（图05）这幅图片，我接受了艺术家要在“建构”历史人物的理念。这幅图片是在临时搭建的工作室创作的，而艺术家的作品被安排出现在左手边的镜子里。

多年以来，我已经创作了许多版本的王子画像，每一次重新创作都会减少一些王子的个性特征，画像变得越来越有距离感，让历史人物不再特征鲜明。通过不断复述，我希望表明“历史‘事实’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这个观点。

你也创作了一些当代苏格兰人的肖像画，比如作曲家詹姆斯·麦克米伦（Sir James Macmillan）。（图 08）富勒姆·科尔文： 这幅作品是1996年受苏格兰国家肖像美术馆的委托而做，那也是我第一次被委托创作肖像画。为了拍好这张作品，我去这位作曲家的家里拜访他，详细了解和观察他的工作环境。我也邀请詹姆斯来我的工作室，并安排他坐在钢琴旁，以便观众通过窗户看到他，当然，观众也能在图片左边的镜子中看到我。这张作品效仿了扬·范·艾克（Jan van Eyck）1434年的作品《阿诺菲尼的肖像》（ The Arnolfini Portrait ）。

你最近的系列《名叫詹姆斯二世党人》（ Jacobitesby Name ）正在苏格兰国会大厦展出。（图 09 ～10）富勒姆·科尔文： 是的，第一次展出是2015年，在爱丁堡的苏格兰国家肖像美术馆。作品表现了詹姆斯二世党人1715年首次暴动后不断抗争的故事，这些故事已流传了300年。不过，我更关注历史人物的历史身份是如何被建构的，以及这个过程中神话故事和艺术宣传的作用。

多年来，你觉得你的作品有什么发展？

富勒姆·科尔文： 对我来说，艺术创作本身就是一个激发兴趣的过程。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经很少创作表现个体的作品，而是关注更宽泛的社会话题，比如死亡、记忆、集体认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