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更百年争不死

　　现当代学者文人的手札书法，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学术内容，也呈示着各自的个性。因近世传统文化遭遇扬弃，诸多文人于书法功力已然欠缺，手札每随手挥洒，并未着意于书法艺术，其价值多在于文献性；一些书画家的手札，往往又为日常闲话杂录，缺少学术内涵。终身将书法与诗文同样看待，潜研不辍且取得不朽成就者，高二适（1903——1977）先生允为翘楚。高二适自幼研习书法，先因其父濡染，以家藏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法帖及隋碑《龙藏寺》为开蒙，以后在对诸多碑帖经典比较研习中，对王羲之心慕手追，又对草书源流探本溯源，在大草狂草中，参以章草古法，故其书法在诸多名家中迥立突出，自见觥棱。高二适的书法形象，主要由其手札体现，而手札中表现之内容又每见其性情学问。技艺、学养、性情三者融汇，成为高二适手札书法的鲜明特色。江苏美术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的《高二适手札·典藏》，收录作品达二百三十九件，集高二适手札之大成；其中，有九件为高二适致卞孝萱。高二适与卞孝萱（1924—2009），都是章士钊的私淑弟子。高二适与章士钊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5年其向章士钊主编之《甲寅》杂志投稿。1965年，得章士钊大力帮助，高二适与郭沫若辩论《兰亭序》真伪的文章因毛泽东批示在《光明日报》、《文物》杂志同时发表，使高二适声名大彰。舒凫（高二适号）对孤桐（章士钊号）执弟子礼一直到1973年章士钊逝世。卞孝萱则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才受知于章士钊。高二适与卞孝萱通札，基本内容均未离章士钊。

　　1973年夏，章士钊为两岸和平奔走，逝世于香港。这在当时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事件。于国家政治层面而言，“文革”动乱虽还在延续之中，但像运动初期那样全然不顾法律制度和社会秩序的群体狂潮已然平息，人心思安，人心思定，渐成主流。以章士钊这样一个长期被污名为“反动政客”的老人而膺联络两岸之大任，也使得社会人群开始对历史文化有了较为宽泛的认识及想象。这一年，高二适亦届古稀，随着社会文化气氛的逐渐松弛，高二适的交往比以前增加了许多。当然，他的交往对象及媒介还都是“文字”。1973年2月，他通过章士钊秘书王益知送给卞孝萱两首旧作，其一为：“南星文笔万人看，的瓅珠玑班马班。有为扶风开绛帐，稍同曾子靠尼山。尹公它射宁非学，孟浩然诗未即删。堪恨扬州明月夜，二分无赖逗君闲。”高二适初作此诗时，卞孝萱还未结识章士钊，曾经向高二适要求写件函札持往北京拜谒。因卞孝萱为扬州人，高二适在尾联即引唐代诗人徐凝“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之句为调侃。

　　卞孝萱本名敬堂，因出生两月其父病逝，为其母含辛茹苦养大，即以字孝萱为名。他是一个纯粹自学成才的文史学者，抗日战争时期从扬州流亡就读于泰州溱潼的江苏省立第一临时高级中学。在那里，他第一次聆听到了文史学者柳诒徵的演讲，深受影响，自此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高中毕业之后，为生活计，卞孝萱报考了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选择了银行会计职业，同时自修文史。1949年以后，因发表历史研究文章，被范文澜破例调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助手。在北京图书馆查阅图书时，卞孝萱与章士钊秘书王益知相识，后被介绍参与《柳文指要》的编辑工作。以后，为侍奉老母，卞又主动从北京调回扬州师范学院工作。早在二十来岁时，卞孝萱即将母亲早年抚养自己成人的事迹写成骈文《征诗文启》，寄给当时名流，请他们题赠诗文。陆续有邢端、夏敬观、李宣龚、陈寅恪、胡先骕、柳亚子、陈中凡、胡士滢、夏承焘、柳诒徵、吕思勉等百余著名人士题咏诗文。陈寅恪所题为：“卞君娱母以文字，千里乞言走书至。我诗虽陋不敢辞，嘉君养亲养其志。淮海兵尘白日阴，避居何地陆将沉。一门慈孝祥和气，即是仙源莫更寻。”李宣龚所题为：“何尝识字始能师，教学相兼恃一慈。苦节至今天下少，深恩真有几人知？违时彩服仍娱母，循例篝灯不入诗。善述文章根血性，雷同岂受望溪訾？”高二适在看到李宣龚题诗之后，也为题云：“节母操持亦大难，夫亡子幼月光寒。教儿识字先从己，午夜偎灯不早餐。积学成材怜尔类，兴哀养志在天懽（欢）。我惭掩迹诗书力，岂为题辞泪未乾。”高二适比卞孝萱大二十一岁，且高在八年抗战的重庆时期，即参与章士钊、于右任等热衷支持的“饮河诗社”，已为知名诗人，以前辈身份题诗，为情理中事，

　　就在1973年初重新为卞孝萱书旧作半年之后，章士钊逝世于香港。此后，高二适与卞孝萱的文字往还多集中于有关章士钊话题。章士钊前往香港之时，高二适十分兴奋，老师以九二高龄而能膺国家重任，奔走两岸和平，作为一个热爱祖国文化传统、热爱和平生活的诗人，高二适以自己的诗歌向老师表达心绪。因此时章士钊已经在香港，高二适即将此诗寄给在香港的朋友代转，序云：“喜得孤桐老人飞赴香港讯，昔在卫武，年九十余而有淇奥之诗，此同吾师荦荦尊华之旨合，适基微尚无任低徊。惟乍读皮袭美侯芭，拟受太玄，不觉勃然动色，爰绍古辞，追寄此律”：“消息传来宙合清，大鹏南运独飞鸣。老人胸有万邱壑，寰海天元厌甲兵。广厦每怀杜陵句，贞符更乞柳州盟（此师与吾有夙契）。问公旁薄玄亭草，傥借侯芭面百城。”

　　以后有知情者告诉高二适，章士钊在读到此诗后甚有感叹，但当时无暇回复联系，以致直到章士钊去世，高二适并不知道此诗是否已得老师青眼。当年年底，在对章士钊的无限怀念之中，高二适将此诗钞寄卞孝萱，借以倾诉同门哀痛。“老人胸有万邱壑，寰海天元厌甲兵”一联，申说了世纪老人章士钊对国家民族的深厚情怀与理想承担，而期望和平，反复为和平奔走，不仅成为章士钊个人经历事业的光荣，也堪受弟子辈崇仰。“问公旁薄玄亭草，傥借侯芭面百城”一联，乃以扬雄及其弟子候芭故事，申说自己与章士钊的关系，并不因世事轮转而变化。扬雄传经撰作，其书曾被刘歆嘲讽为“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弟子候芭追随不辍，扬雄死后，候芭为起坟，丧之三年。唐代诗人皮日休有《屣步访鲁望不遇》诗：“雪晴墟里竹欹斜，蜡屐徐吟到陆家。荒径扫稀堆柏子，破扉开涩染苔花。壁闲定欲图双桧，厨静空如饭一麻。拟受太玄今不遇，可怜遗恨似侯芭。”高二适读皮日休诗“勃然动色”，在其心中，章士钊就是扬雄，自己就是候芭，他愿意将此风谊公之于世。高二适又将《孤生痛》二绝句及挽章士钊联都抄寄给卞孝萱。挽联为：“扬雄生能为沉博绝丽之文，大耄答涓埃，谁更百年争不死；羊昙忽遘兹山邱华屋之感，招魂何处所，相期来世得重寻。”挽联将章士钊比之扬雄，而自谓羊昙。《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有记：“羊昙者，太山人，知名士也，为安所爱重。安薨后，辍乐弥年，行不由西州路。尝因石头大醉，扶路唱乐，不觉至州门。左右白曰：‘此西州门。’昙悲感不已，以马策扣扉，诵曹子建诗曰：‘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恸哭而去。”浩瀚中国历史典故，在高二适平生濡染之中，几致化解于心胸，随气吐渥，即成绝响。其引用贴切，寄寓深邃，又堪为当世骈俪文学之冠冕。

　　卞孝萱在参与编辑《柳文指要》期间，经常拜见章士钊。一贯提携后进、褒扬勤学的孤桐老人，对自学成才的卞孝萱十分欣赏，因为这样的关系，章士钊逝世后的追悼仪式，卞孝萱名列“身边工作人员”，并且见诸《人民日报》，这在当时可算殊荣。当年中秋时节，高二适在南京家中祭奠章士钊，又作一诗寄卞孝萱，诗云：“离别犹於梦寐看，早知别易会皆难（益知定为余怀此恨）。沉沙九死吾何悔，抱被空床夜已寒。酹祭酒余酒未醒，攀天泪尽泪奚乾。从今缺月年年分，此夜团圞不是团。”高二适不知章士钊逝世之后身边工作人员去向如何，当年王益知驰函南京，向高二适征求章士钊翰墨。被抄家书物发还之后，高二适即将章士钊历年来函全数寄付北京史家胡同章宅，其中有一件傅抱石绘画章士钊题诗的扇面，一同寄往。但直到章士钊去世，孤桐翰墨仍未见编印，故而高二适在寄诗同时，也向卞孝萱打听王益知行踪，希望能够将那幅扇面寄回。此诗札写就，高二适又写一札对卞孝萱说：“弟意，行老遗稿《柳文指要》鄙可校改。又其他究竟付之何人，此问题尤大。今天下亦并无人能功深于柳也。”

　　高二适作为章士钊的终身弟子，对先师身后事最关注处是其文章事业，特别是他的最后著作《柳文指要》。1962年的北京之行，居住章宅一周，高二适已经对正在编纂中的《柳文指要》提出过意见，故而在此札中，他又谈及“校改”问题，还是希望在该书再印时能够尽量改正错讹。高二适对自己研习柳宗元文集的功夫具有自信，故而对卞孝萱亦明白言之，至于参与了《柳文指要》编辑事务的卞孝萱见此札是何心情，性情耿直的高二适未遑多虑。高二适对《柳文指要》的具体意见，因为其所撰《纠章二百则》迄今未见于世，难以评述，但从他历年给费在山、谭家明诸学子信札及平时议论中屡有吐露。在1973年11月13日给卞孝萱的信中亦可见一斑：“《河东集》误於历来校勘（由穆伯长起）者，此事最重，误於廖莹中、蒋之翘者，半亦行老均未能斠正之。至于评论及引书史小小处，亦时有失，吾今不惜为执事陈之，益知舍吾意不予讨论，似未为尊行老著作千秋大业之举，而贻后来口舌，岂其可哉。聊一发狂言，冀共思之。”

　　此札中言及柳文校勘在历代发生的错讹，显然为《纠章二百则》中重要内容，高二适多年来遍研古籍，在批校《刘禹锡集》与考证《急就章》之际，对柳集亦下功夫。显然，在以前的交谊与书信往还中，高二适对章士钊和王益知都明确表示过自己意见，料理此事的王益知没有将高二适意见付诸讨论，或亦因当时环境所囿。《柳文指要》出版后，学术界意见颇多，其中固有仁智之歧，但早已经坦诚提供的看法被付之阙如，总不免使以文章学术为生命的高二适耿耿于怀。高二适的意见除版本文字校勘外，还有关于文章内容的评论。卞孝萱亦《柳文指要》的编纂出版参与者，高二适不避同门轩轾之嫌，自谓“一发狂言”，足见其不吐不快之性情，然“冀共思之”，为学术真理孜孜以求之精神跃然纸上。不久后，将近春节，高二适再致卞孝萱，告知得到王益知回复，因为章士钊遗稿藏书均被封存，他索要的扇面亦未得还。高二适认为章士钊是值得社会纪念的，其书翰封存难以理解。在当时环境下，文化出版事业尚处于禁锢封闭之中，章士钊的纪念图册出版谈何容易。高二适说：“《指要》疵谬百出，吾当先抄示（视）三数段示君，皆《指要》处处存疑而不敢夺者。公生前已得见吾稿，吾不为少愧也。”章士钊是看到了《纠章二百则》的，在老师生前坦诚披露了自己意见，也是高二适可以宽慰的。此番又抄录几段给卞孝萱，作为同门，既尊奉先师，又切磋学问，高二适表现出认真执着的学行和光明正大的人品。这与以先生前辈为进阶之梯者固不同，与依附人身、于学术是非如含瓦石者亦不同。斯二者终为利交，利尽而情绝，即或不致凶终隙末，亦落于沆瀣一气，难以风怀气骨为论。舒凫之诗文书法皎皎意态，凛凛风骨，正与其人格相表里，令乡愿黠慧辈不敢望其项背也。

　　在与卞孝萱的交往中，还有这样一件事：1974年，卞孝萱为其在杭州的友人华某向高二适求字，华甚感谢，欲致酬谢。高二适回复卞孝萱云：“余不敏，夙以江湖鬻书为不足多。夫今使文字得贿，岂非如刘叉之所诛议耶。”又以一诗赠卞孝萱：“适也猎笔如打围，梦去呼鹰肯食肥。孝萱要我尺幅字，道有好友将酬来。谁今禽犊投文网，栗尾麝煤品上上。一纸书来三月前，我惭劣迹不成姸。吁嗟乎，孝萱考工记器利，吾乃衔枚君之谊。萱乎萱乎，倘能从我作书契。”高二适绝不肯收受报酬，并且引出韩愈与刘叉的故事。诗人刘叉本为韩愈门下士，声名成就固然远逊韩愈，却曾经夺韩愈“谀墓”之金，面诤其非，以后竟分道扬镳。高二适岂肯因同门友代人求书而得金。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高二适秉持的“风谊”。

　　在章士钊去世后的日子里，高二适心情空前寂寞。当时不独南京，全国文坛也是荒芜的。平生寝馈诗词书法的高二适，每年都要写诗纪念章士钊。有同门之谊的卞孝萱，一时成为他寄诗倾吐的主要对象。1976年5月，高二适因病住进鼓楼医院，病体稍痊，他即寄诗给卞，再次称赞其离别京城、回乡侍奉老母的孝行，诗云：“岂意残年落病坊，每凭高枕梦匡床。老迂不作医国计，寒谷空留吹黍方。望道书名腾海外，却愁夭枉过天常（本大谢诗）。羡君哺鸟投林达，未信翬飞得底翔。”宋诗派的特色是以学问议论入诗，义理玄奥，卞孝萱为饱学之士，应是知音，故高二适在诗里用了邹衍吹律生黍的辟典，又改用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诗句：“脆促良可哀，夭枉特兼常。”大谢诗本是哀叹庐陵王刘義真死于冤枉，高二适则寄托对当时文坛一片荒芜的深沉忧虑。诗中感慨卞孝萱舍弃北京的工作条件而返回扬州小城，但高二适不相信地方的大小可以决定文化人的命运和影响，认为以卞孝萱自学成才的毅力精神，以后还会有高翔之期。高二适在此诗跋语中还对卞孝萱谈起章士钊后人，“受之”即章士钊长子章可，1910年生于英伦，研习绘画有年。1950年代初期为北京私立“京华美术学院”院长，后罹冤狱，直到章士钊去世之后，才被安排在中央文史馆，已是花甲开外。高二适与卞孝萱通信中，对命运坎坷的章可寄予同情。高二适说“此子尚知洁己也”，又连发数问：“可能言否？娶谁氏子为妻？生儿否？”殷殷之念，文字全似王羲之《十七帖》。

　　卞孝萱以后从扬州师范学院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其晚年编纂甚丰，出版有《刘禹锡年谱》、《刘禹锡评传》、《元稹年谱》、《韩愈评传》、《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冬青书屋笔记》等。卞在其《冬青书屋藏高二适书法集》序中谈及“兰亭论辨”云：“当时双方的政治地位、学术地位都是极为悬殊的。高不惧权威，不计利害，敢于争论，无人不钦其胆识。”言及他和高二适的来往：“我与高二适并无深交，只因同门，略有来往。偶然检出高之手迹若干纸，是1969—1974年间所书。这个时期，我先后在北京、扬州工作。墨迹的内容：（一）诗笺，咏章士钊的诗占多数，少数是赠我者。（二）书信，包括：（1）夸奖拙著《刘禹锡年谱》，并谈他校勘刘集；（2）我倩人绘图，萱为母，桐表师（章士钊号孤桐），图成，他题字；（3）同意代敝友华永桢写一条幅，不收钱，只需笔墨；（4）指出章著《柳文指要》有误应纠，此文未发表，不知所纠二百则之具体内容，必须逐一对照《指要》，仔细研究，才能判断是否为章之误，但他爱师，尤爱真理之精神，是可敬的。”卞孝萱此序写于2006年，高二适已经逝世三十年，卞本人亦在八十开外，语气甚为平淡。惟其如此，所叙内容与高二适手札对观，可见真实。

　　在高二适生命的最后一年，1976年7月，他还有一信致卞孝萱，谈及对章士钊《柳文指要》的意见，较1973年11月13日所谈更加详细，其云：“行老垂死作《指要》两部，其生前不一见弟纠斠之文，其实诸误处有沿廖莹中、蒋之翘而来，其柳集《驳复仇议》一文，注家用公羊为解，自柳后绝无能言者，此可怪也。兄于刘文甚有发挥，然通常本讹误綦夥，小说、笔记都不足凭，而柳文错简句绝古今，有望为之解者，此行老不无蹈时贤，阿其所好，他日当与公细论之也。”此札乃在卞孝萱去世之后，学生辈整理其书房时发现。卞孝萱整理出版之《冬青书屋藏高二适书法集》及《高二适手札（典藏）》均未收录。从此札来看，高二适对章士钊《柳文指要》的批评，“阿好时贤”为其中要点。高二适批校《刘禹锡集》，即在校正版本文字错讹的同时，亦有许多义理发明。高二适希望与卞孝萱商榷此事，卞孝萱亦是希望看到仔细研究后的正确判断。但半年之后，高二适就匆遽辞世。高二适的《纠章二百则》，在其多札中明白言之寄给了章士钊，但显然未留底本，故高氏后人亦无法将其公表。高二适寄给章士钊的一些文稿，曾经要求其秘书王益知寄还。高二适逝世后，对于一些重要的文稿，其女儿高可可亦曾要求王益知退还，其中《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的序言，王即未作答，以后却流传于拍卖会。此中因素甚多，但文稿之不能集中，给后来研究者造成许多麻烦，却显然可见。即若此致卞孝萱函，卞氏虽主动出版所收高二适函札，亦遗漏此件，可见高二适研究，即从文献之收集而论，亦远未穷尽。章士钊《柳文指要》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为“文革”期间鲜见出版之新作，当时舆论一律，即使有批评，亦难见公表。“文革”结束以后，钱钟书批评议论渐得流传，然高二适在《指要》出版前建言多诤，出版后如背有芒，其为弟子也殷殷，为学者也切切，高之外，斯世又何人哉！

　　李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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