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业堂“四史”

　　蜀大字本《史记》、白鹭书院本《汉书》、一经堂本《后汉书》和大字监本《三国志》，这四部宋版书合称“四史”，是刘承干所藏宋椠中的翘楚，为此，刘承干还专门开辟了“四史斋”以为存放之用。

　　关于“四史斋”，刘承干在《嘉业藏书楼记》中有所介绍：“由池而上，有楼七楹，中一楹为大门，东三楹为宋四史斋，以置宋椠‘四史’；西三楹曰诗萃室，以置先府君及余编《国朝正续诗萃》，斋、室均北向，斋楼多旧钞精校各本，室楼皆宋、元椠本。”纵观嘉业藏书楼的设置，为存放一种或一类书籍而专门开辟的斋室，只有“四史斋”和“诗萃室”。“诗萃室”因是“置先府君及余编《国朝正续诗萃》”，其在刘承干心中的地位当然不一般，专门开辟一室用来存放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四史斋”以“东三楹”的规制和“诗萃室”相对，可见刘承干对宋椠“四史”的重视程度，也从侧面反映出“四史”在嘉业堂藏书中的地位，无愧为嘉业堂的镇馆之宝。

　　一

　　嘉业堂宋椠“四史”中，蜀大字本《史记》和大字监本《三国志》得自于费念慈的后人，而白鹭书院本《汉书》和一经堂本《后汉书》，则是郭嵩焘的旧藏。这四部书中，刘承干最先购入《史记》，之后同时购入了《汉书》和《后汉书》，最后购入《三国志》，足成四史。

　　关于蜀大字本《史记》的具体购入时间，现在已很难一一考证，但在1913年12月初6日的宴会上，刘承干拿出了包括《史记》在内的诸多宋、元椠本，与前来赴宴的沈子培、杨芷夝等鉴赏讨论，期间沈子培还给出了“海内孤本，若以影宋刊之，可以压倒一切椠本矣”的评价，可见，刘承干最晚此时已经购入了《史记》。

　　白鹭书院本《汉书》和一经堂本《后汉书》是刘承干于1914年11月22日购入的，当天其在日记中写道：“俞子青从湖南归，于郭筠仙侍郎家所购之前、后《汉书》已经携到，检阅之，的系宋椠鹭洲书院本，共计一百六十三册，每十册函以木匣，其书除《前汉》补配明刊两本外，余则仅钞配四叶耳。惟卷中有割去数字，并挖割图章数处，殆可恨恨。”虽然新购入的《汉书》补配了明刊两本，卷中割去数字及图章，但经鉴定，的系宋椠鹭洲书院本，总算也不辜负刘承干为此而付出的巨大努力。

　　刘承干购入白鹭书院本《汉书》和一经堂本《后汉书》，其中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郭嵩焘即将出售书籍的消息传出后，藏书界闻风而动。而此时刘承干以雄厚之资大肆搜购图书，几有海涵之势，于是书估王锡生主动从中牵线，上门求售。看过王锡生带来的样册之后，刘承干允诺购取，先付三百定洋。然郭氏认为两书珍重异常，生怕途中有任何的闪失，因此不肯派人由长沙送书至上海，要求刘承干派人赴长沙取书，而此时刘承干亦无人可派，书估王锡生虽然与之有过几次购书的经历，但不知其深浅底细，加之购书款三千元亦属不少，贸然将此事托付王锡生似有不妥，于是购书事项一下子陷入了僵局。思之再四，刘承干最后决定请俞子青持洋和王锡生同赴长沙购书。于是俞子青一行11月8日动身，11月22日携书至上海，历经十五天的辗转，助刘承干将白鹭书院本《汉书》和一经堂本《后汉书》购入。

　　大字监本《三国志》的购入，时间上则相对较迟。刘承干在《三国志跋》中说：“余曩刻《史记》、《前》、《后汉》，颇欲觅斯志佳本，足成四史。搜访既久，始获是帙，勘正通行本，谬误悉符。所见宋刻而行欵并刻工姓名，与适园藏元本无异，惟点画波磔圆活刚劲，谛审再四，知为元椠祖本，其为天水朝所刻无疑。”可见，大字监本《三国志》的购入时间之晚，甚至在“四史”其他三部书刊刻之后了。刘承干《三国志·跋》撰写的时间为丙寅（1926）清明节，因此书籍购入的时间也当在这一两天，然距其购入蜀大字本《史记》的1913年，已经过去了十三年之久。

　　二

　　宋椠“四史”因其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和学术价值，刘承干一经购得，就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刘承干也利用家宴、消寒会等机会，与遗老们一起品评鉴赏，不少学人甚至登门拜访，争睹宋椠“四史”的风采。

　　如上所述，早在1913年12月初6日，刘承干就已经在家宴上与友人一起赏析品评其收藏的蜀大字本《史记》了：

　　余是晚在家宴客，所邀之沈子培方伯早已至矣，未几杨芷夝来，均在新斋坐，余出所购宋、元椠本，请彼讨论之。据子培云，余与费氏所购之《史记》，为海内孤本，若以影宋刊之，可以压倒一切椠本矣。

　　1914年11月23日，也就是俞子青从长沙拿回全部前、后《汉书》的第二天，刘承干就借举办消寒会的机会，鉴赏前、后《汉书》：

　　傍晚以消寒第三集由余主席，在惠中宴客，特偕醉愚前往，计到者为缪筱珊、吴子修、钱听邠、戴子开，刘语石、喻志韶、章一山、潘兰史、陶拙存、杨芷夝、恽季申、谨叔、周梦坡、张石铭、沈醉愚，邀而未至者为汪渊若、吕幼舲以病，吴仓硕以妻病，均未至。题则以宋椠《前》、《后汉书》征索题也。

　　刘承干组织参与的消寒会是遗老们相互抒发感慨的场所，往往带有一定的政治性。他们借古讽今，利用评判历史事件或人物之机来委婉地抒发自己心中的忧愤，以表达对现世社会的不满。消寒会的主要形式是同人雅集、赋诗唱和的集会。如壬子年11月21日拟题为“雪后坚匏庵消寒第二集和苏文忠公聚星堂禁题诗韵”，甲寅年12月4日“丹徒李氏三女殉孝诗”，应该说，组织消寒会的初衷是遗老借诗歌发泄心中的不满，其初衷带有更多的政治意味，本应和古籍的品鉴没有什么关系，或者很少有关系，但因为参与者身份的多重性，参与消寒会的人员中也有相当多的是古籍鉴定方面的专家，因此，在消寒会上鉴赏品评古籍也在所难免。在这次消寒会上，刘承干就将刚购入的白鹭书院本《汉书》和一经堂本《后汉书》拿出来供大家鉴赏品评，还以征索题。

　　在刘承干的日记中，利用各种宴饮、集会、聚会出宋椠“四史”，互相传观，互相评证的记载数不胜数。

　　宋椠“四史”本身的在学界的感召力，加上刘承干利用各种途径的鉴赏品评，极大地扩展了宋椠“四史”的影响力，不少学人纷纷上门拜访，争睹宋椠“四史”的风采。“午后吴子修来，阅看余所购之宋椠前、后《汉书》首本，长谈而去”，“章一山偕郭复初来访。余因王考家传前为汤蛰仙年丈所撰，本生父亲及余均嫌其文不甚佳，因托复初重撰，其节略已于日昨托一山交去，今复当面谈定。索观宋椠《史记》、宋刊《三国志》及覃溪《四库提要》手稿，长谈而去”，“徐晓霞偕其西席林卓如来，欲观宋椠前、后《汉书》，因出示之，小坐而去”，“午后李梅庵偕胡漱唐来，出宋椠前、后《汉书》示之，瞻览良久乃去”，“午后傅沅叔（增湘）来，由菊生介绍来看书籍，出《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各宋版书，及各种宋元版本视之，伊且阅且录，其于目录之学可谓勤矣。看至晚而去”。一时间，吴子修、章一山、汤蛰仙、徐晓霞、林卓如、李梅庵、胡漱唐、傅沅叔等名宿或慕名而来，或经人介绍，索观宋椠“四史”者络绎不绝。

　　宋椠“四史”的声名鹊起，甚至还吸引了对古籍颇有研究的日本友人，在罗叔韫的介绍下，日本人德富苏峰、西本省三登门索看了包括“四史”在内的宋版书。

　　三

　　刘承干“所获既富，遂发刊辑丛书之愿”，“使古来秘书旧椠，化身千亿，流布人间”。其时，宋椠旧椠日少，已经成为藏书界收藏的重点。叶德辉《书林清话》说：“自钱牧斋、毛子晋先后提倡宋、元旧刻，季沧伟、钱述古、徐传是继之。流于乾嘉，古刻愈稀，嗜书者众，零篇断页，宝若球麟。盖已成为一种汉石柴熏，虽残碑破器，有不惜重资以购者矣。”对宋椠的迷恋甚至成为一种病态的存在，藏书家一旦收得宋椠，往往自秘把玩。然刘承干既得宋椠“四史”，不是深秘，而思影印出版，“与海内好古之士共之”。

　　但刊刻宋椠“四史”谈何容易，嘉业堂所藏“四史”并非完整，蜀大字本《史记》“颇多钞配”，白鹭书院本《汉书》“补配明刊两本……卷中有割去数字，并挖割图章数处”，一经堂本《后汉书》“中间略有阙页”，大字监本《三国志》“《吴书》中偶有缺卷”，必须校勘以补其缺帙，始成完璧。

　　为了确保“四史”的顺利出版，在缪荃孙的介绍下，刘承干专门去函，邀请叶昌炽为嘉业堂校勘“四史”。当时著名藏书家刘葱石也同时聘请叶氏编纂《碑目》，且待遇优厚，而叶氏毅然赴刘氏之约，于同年五月间自苏州至上海爱文义路，开始“四史”的校勘工作。关于叶氏接受刘承干之托，除了刘承干对其的礼遇外，郑伟章在其《叶昌炽年谱简编》中有“先生病便秘，二十日不下，家人以为之筹办送终之具。刘承干接受沈曾植采取灌洗肠道的办法，先生始得救”的记载，不知这其中是否有直接的关系。

　　叶昌炽字菊裳，号缘督庐主人，苏州人，光绪乙丑进士，官侍讲。辛亥革命后，成为遗老，学识渊博，尤以校勘之学冠绝当时，瞿氏《铁琴铜剑楼书目》为其所审定，着有《藏书纪事诗》，具有深厚的版本目录学造诣。

　　（叶昌炽）自苏州赴上海，馆于爱文义路八十四号刘承干家，为之校刻宋版“四史”。其先，刘承干延陶子麟刻仿宋“四史”，即：宋蜀大字本《史记》、白鹭洲书院本《汉书》、《后汉书》及宋大字监本《三国志》。先生谓刘氏，既花大笔财产刊刻此书，应该进行认真校雠，附以校勘记。刘氏采纳了先生意见，即聘先生为之撰校勘记。先生在其家除校“四史”外，还为之鉴别购藏古籍，尤以鉴别卢氏抱经楼书为大宗。自六月初八起，始以校《史记》为日课。

　　但毕竟叶氏年事已高，最终还是没有完成“四史”的校勘，实则仅校勘了《史记》。《史记》六本校竟，叶氏便溘然长逝。叶氏对校勘“四史”是倾注了自己的心血的，即使在病危之际，心中还记挂着“四史”，“差陆升特送宋椠《史记》到申，以病卧垂危，深恐不测，致散佚史书，故特送来耳”。最终，叶氏留下了“有负垂诿，抱惭入地”之语，含恨离世，这对刘承干、对“四史”的校勘都是一大损失。

　　叶昌炽对《史记》的校勘，是以嘉业堂所藏宋蜀大字本《史记》为母本，以震泽王氏本、嘉靖李元阳本、南北监本、评林本、汲古阁本、鄂局翻王本、陈明卿·钟伯敬评本、柯维熊本、江宁局本等为之互校，嗣后又借得潘氏宝礼堂所藏宋大字本《史记》互为校勘。其在日记还专门记载了此事：“宋大字本《史记》借的南海潘氏本，与翰怡藏本互勘。潘本亦有石蒙正、潘旦结衔，且多历书后一处，当是原本如此，而翰怡本则有补版矣……翰怡本钞配甚多，既可以潘本补阙，而潘本年表亦缺五卷，适为翰怡本所有。彼此相足，可成一完全善本，真快事也。”

　　虽然叶氏没有完成“四史”的校勘，但其“应该进行认真校雠，附以校勘记”的建议被刘氏采纳，并贯穿于“四史”校勘的全过程。对白鹭书院本《汉书》的校勘，刘承干以“用宋景文公本校定，每卷后又标明将监本、杭本、越本及三刘、宋祁诸本参校，其有同异，并附于古注之下”。在校勘大字监本《三国志》时，“拟借紫谷之本影写刻之，托孙恂如介绍其岳钱选青向说，慨然允许，嗣知其所藏之宋本大字《三国志》只《魏志》一种，乃作罢”。虽然借韩紫谷“其所藏之宋本大字《三国志》只《魏志》一种”，没有校勘的价值，但从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刘承干在校勘“四史”时花费的巨大精力。

　　四

　　嘉业堂刻书有着严格的质量把控，刘承干自谓“书则兼采之海内外藏书家，工则征之上海、苏州、扬州、金陵”，抓住底本和刻工这两个源头。为搜寻好的底本，刘承干甚至还发出了征书令：“特虑闻见不广，海内诸君子藏有未见之书，助我不逮，当为刊播”。在这样条件下刊刻的嘉业堂图书，自然受到学人的欢迎，缪荃孙对刘承干的刻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取天壤间罕见之秘帙，名流之旧稿付之梨枣，以供士大夫之研索。”

　　在“四史”的刊刻上，更是精益求精。叶昌炽抱着十分严谨的态度，其在与孙德谦的函中说：“翰怡刻‘四史’，诚不朽盛业，但兹事体大，虽得良工影写，校栞收掌，无事不需才。为筹全局，未可以贸然从事也。”为此，刘承干不仅请来了刊刻名家陶子麟，并指定“必须笔力与宋相仿”，还先刊刻叶昌炽《邠州石室录》作为“四史”刊刻的发轫之始，确保“四史”刊刻的效果。

　　为确保“四史”刊刻的质量，刘承干更是多次与陶子麟去函，在笔力、体例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务必“与原本一律”。

　　丙辰年十二月十五日至陶子麟函：

　　惟近日尊处影刻各本，有笔姿软弱与前不同者……用特奉言，乞执事此后影刻，务须笔力浑厚，庶几静穆之气，一开卷宛接古人。且近日星翁急于言归，而伊将《史记》赶写，笔多轻率，将来奏刀，尤要留意，庶不失真。至要至嘱。

　　戊午年四月廿五日致陶子麟函

　　第此项《史记》既曰影宋，须与宋椠本一律，不能稍有游移。是以不惜重赀，聘人校勘。其宋椠本中之钞配者，亦复展转假借，期归一。乃据校勘者所述，其中字画与原本参差不同处，约有数百张之多。按之体例，必须重刊，庶与原本一律。敝处当日写样，并为属心翁改易。询之心翁，则推诿筱珊丈，而筱珊丈则云并未属伊擅改。平心而论，心翁似不得辞其咎也。出月当将改易宋椠处各纸寄呈，请尊处重刊，庶归一律，而成善本。是所至要。

　　同年五月望日至陶子麟函中又云：

　　至于影宋刊本，原贵与旧本无二，斯为完善。设或稍有参差，即不免贻讥大雅，为士林诟病。其当日未照原本影写者，万难将就，当即逐一检出，请执事重刻，以归一律。

　　正是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下，嘉业堂“四史”一经面世，便极为学人赞誉。

　　但随着主人经济上的没落、不得已陆续出售图书，嘉业堂“四史”归为潘氏宝礼堂，最终没能逃过散失的命运。

　　陈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