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盛业”

　　1932年12月，徐梵澄在给留德友人朱偰的旅欧札记《行云流水》所作的序中写道：“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时光未免有些寂寞，也仍然是很好的。各自有着颇严重的‘盛业’，然有共同的精神方面的娱乐与调和。”

　　半年前，他们都还在德国。6月14日，这些年轻人相聚在柏林冯至住处的花园里，庆祝朱偰获得博士学位回国。朱偰在同日的日记中如是写道：赴君培处，朱自清、慰堂、季海、若渠、忠寰等先后至，共坐花园茶点。日影迷离，风光如许，摄影两张以留念。在座中除余及陈忠寰而外皆系诗人，因戏拟谢灵运《拟邱中诗》，短序如下：“陈忠寰，谦谦君子之行，有邹鲁遗风；徐季海，少秉生民之秀，翩翩有城北徐公之姿；滕若渠，东海上人，云游四方，故所得颇经奇；蒋复璁，道德高尚之士，可为后昆作范；冯君培，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君则文质彬彬焉；朱自清，孤云野鹤，有清泉在山之概。”

　　这张照片记录了当时的情景，七位年轻人一派朝气蓬勃的气象。此后，他们陆续回国，在各自的领域开创“盛业”，为战乱中的祖国贡献一己之力，而他们这一代学人独具的精神人格应与其“盛业”一同得到今人的敬仰。在此，让我们随着照片最中间那位右手夹着一雪茄、年纪最轻的徐梵澄，一起追思他们的精神“盛业”吧。

　　朱偰：英雄本可造时势

　　梵澄送别朱偰归国时，赠诗云：“万里长风吹梦醒，羡君举翮志青冥。英雄本可造时势，归把功名石上铭。”

　　朱偰（1907—1968），字伯商，其父乃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藏书家朱希祖（1879—1944）。朱偰获柏林大学经济学哲学博士，回国后受聘于中央大学经济系，转年任系主任。此后的几年内，在本行的教学和研究之余，他还进行了大量的古建筑考古工作，并汇编成书，如《金陵古迹图考》、《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元大都宫殿图考》、《北京宫阙图说》、《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等。

　　梵澄与这位好友的再次相聚，也只在短短的几个月后。７月中旬，已做好博士论文的梵澄因父丧而放弃答辩提前回国了。在老家长沙办完父亲的后事，梵澄往来于南京与上海求职，但因未取得博士学位，故甚是困难，而朱偰则竭尽全力为这位朋友各方打听，虽然最终未见成效。那时，东北已沦陷，华北岌岌可危，国难正当头，这两位年轻气盛、才华横溢之士常相聚饮酒赋诗，“高声诵，醉时歌，惊四座”。

　　来年，梵澄寄寓上海，受恩师鲁迅之嘱开始系统翻译尼采著作，期间也作些时评。两人的再次相聚已是七年后的1940年10月，时朱偰任职于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而梵澄随国立艺专由滇入渝。此后至梵澄赴印度前的这五年，两人经常往来，朱偰在生活上处处帮衬这位不谙世事的好友，而梵澄也在精神上慰藉这位身处宦海的友人，当然，两人切磋最多之事还是诗歌。朱偰在1942年3月8日的日记中有言：“梵澄诗在晋、宋之间，其调不为不高；余则刻意汉魏，汉魏不能，则学步兵，总期有胜之。然梵澄亦自为劲敌，胜之不易也。”在梵澄去印度的前几个月，朱偰将自己的诗稿全部付与他，请为删选，而梵澄在删选之外对有些诗还做了批语，可见两人情义之深，彼此欣赏。

　　1945年12月11日，梵澄启程去印度，时朱偰被派往越南执行受降事宜。梵澄从此一头扎进梵典之中，而朱偰则为祖国的建设殚精竭虑。1956年，南京古城墙面临被拆的危机，朱偰挺身而出，各方呼吁，并对有关部分提出批评，使中华门瓮城和石头城得以保全。第二年，却因此事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又遭迫害，含冤辞世。其在六十年代初忆想起这位老友时言：“梵澄吾之畏友，亦余性情之交，世外之交也。余初识之于柏林，好谈文艺、哲学；继往来于南京、重庆，又同游桂林。君本研究美术史，归国以后，转好佛家哲学，神往于天竺、舍卫古国。尝发愿西游印度，遍访佛迹。1945年，竟应加尔各答国际大学之聘，长往不返。嗣后绝音问者倏已十余载，不知其尚在人世间否耶？”

　　滕固：不变中心丹

　　1941年5月20日，滕固因病英年早逝，一年后的同一日梵澄作长诗《悼友》一首，其中对好友的胸怀和学识赞道：“豁达怀冲虚，清浊混浩茫。壮气逸奔骏，惊才飘翠鸾。儒素服周孔，法治研申韩。论道犹发蒙，治学拟累丸。”

　　滕固（1901—1941），字若渠，自幼习诗文书画，1918年毕业于上海图画美术专科学校。1920年东渡日本留学，攻读文学与艺术史，1924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返国，任教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并任校长室秘书，成为校长刘海粟的得力助手。1930年夏赴欧洲游学，1932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多项文化事业行政职务，从事文物保护、博物馆建设、美术考古研究和艺术教育等工作。其出版于1926年的《中国美术小史》，乃以梁启超先生的新史学观念并以现代学术语言所写的一部中国艺术史；1933年出版的《唐宋绘画史》，将风格学方法引入传统的画史研究之中。此后，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艺术史迹实地考察，从而将艺术史学和美术考古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为这两个孪生学科建立了基础。

　　1938年，辗转汇集于湖南沅陵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和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被合并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但两校师生间摩擦不断、矛盾重重，滕固在此危难之际被委以重任。是年12月，滕固邀故友梵澄来协助工作并教授西洋美术史。然而随着战事的不断恶化，1939年初学校被要求迁往昆明，第二年８月又被要求迁往重庆。10月，滕固因人事纠纷及个人健康原因辞去校长之职，梵澄亦离开艺专而入职中央图书馆。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两位好友随艺专辗转迁播，共度苦难，而滕固为战时这中国美术最高学府的无私付出，梵澄是最清楚不过的，在《悼友》一诗中感慨道：“解纷情独瘁，扶醉力欲殚。噂沓遘疑谤，不变中心丹。”

　　此“情瘁”，此“丹心”，从滕固向教育部呈交的工作报告中可明显见得，其曰：“虽十驾驽骀力图改进，而所得结果未能尽符预期。就校内言：艺术工作人员向与社会接触不深，个性之偏激往往不自克制，凡所观察未能站在较客观之立场。职到校之始即尽力调剂，反复规讽，虽矛盾日见减少，而和衷共济之观念仍未能坚定。职周旋其间，未克感化其气质，而徒觉耗费时日，每一念及，深自汗颜。就校外言：地方人士囿于自私之陋习，不但缺乏协助国家教育机关之观念，且每有设施，群起作有形无形之阻挠。”

　　蒋复璁：守护国家生命的文化基础

　　1940年10月，梵澄离开艺专，就职于留德友人蒋复璁任馆长的中央图书馆，蒋馆长和滕固还联名推荐他兼任中央大学教授。1941年1月，由梵澄负责的馆刊《图书月刊》创刊，其拟就的“发刊词”代表了中央图书馆乃至全国知识界的文化担当，掷地有声地号召：“抗战以来，国家文化事业的推进，显然遭了物质上的阻滞，譬如文献的散佚、出版的减少。然而这民族的抗战，震醒了炎黄子孙的神魂，试出了我们民族亘古长存的伟大磅礴的内在的潜力。文化事业，正如其他许多事业，在物质上受到毁损，在精神上却更加完成……学术人士共同的使命，在于国家生命的精神基础之建立。完成这使命，便须有古今思想渊源之导注，新生力量之苏起，在现在这决胜的时分，增长国人精神的勇武、道义的决心……我们的图书事业，便是许多文化事业中间的一支，并非不重要的一支。”

　　蒋复璁（1898—1990），字慰堂，1920年经堂叔蒋百里引荐于梁启超，进松坡图书馆任编辑工作。1930年被浙江省选派赴德留学，在柏林大学哲学系和图书馆学院深造。1932年学成归国后，被委派为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期间组织复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中的珍本，以此影印本与世界各国建立图书交换，换得大量珍贵外文书籍。1940年在重庆创办中央图书馆，1941年初冒险潜往上海抢救沦陷区的珍贵古籍达数万册。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还冒着生命危险从戴笠手中收缴回国宝毛公鼎。去台后，仍任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1965年，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

　　朱偰1943年10月5日的日记中提及“梵澄近与慰堂意见不合”，想必是工作思路上的争论，但彼此的友情依旧不改。如梵澄申请参加中印文化交流后，迟迟无音信，导致他经济十分困难，蒋复璁为他打探出国事宜，并拟写信介绍他到国立编译馆及艺专。蒋复璁对这位不谙世事朋友的包容和帮助，实是他高尚人格精神的自然流露。

　　陈康：独与古哲参翱翔

　　1943年，梵澄有诗《某道兄回国见访因赠》，此某道兄即陈康，诗中言：“忽惊故人来在门，倒屣急豁双眸醒。柏林忆昔初相见，谈艺论文有深眷。握手今看两鬓霜，一十四年如掣电。当时豪彦争低昂，各抱奇器夸门墙。唯君端简尚玄默，独与古哲参翱翔。”

　　陈康（1902—1992），字忠寰，1923年入东南大学预科，两年后入哲学系从方东美习西洋哲学。1929年毕业后，赴英国伦敦大学求学，转年往德国师从蜚声国际的古典学者Julius Stenzel学习古希腊哲学、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后又跟随著名哲学家Nicolai Hartman，并在后者指导下以德文完成博士论文《亚里士多德论分离问题》。1940年底回国，由于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竞相聘请，最后让其每年轮流在两校任教。

　　诗中“忽惊故人来在门”，想必是陈康完成了在西南联大的授课，由滇入渝，履约来中央大学来任教，而听说梵澄在中央图书馆，故来相会。陈康出生在书香世家，其父陈含光乃近现代著名书画家，故其在艺文上定有家学之熏陶，但他似乎志不在此，而是一门心思地研究古希腊哲学。当年德国沙龙时，大伙都吟诗诵文以抒发豪情，唯独他“玄默”仍作沉思状。而如今，他依旧如此，朱偰在1943年5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梵澄来访，铁翘（欧阳翥）、忠寰随至，歌出分韵诗，梵澄系古风二首，铁翘系五言律六首，皆甚有工力。余七律二首，风致稍佳耳。”正是这“独参”精神，1944年他翻译出版柏拉图的不到五千字的《巴门尼德斯篇》，而注释达二十多万字，此注释本后被翻译成英文刊登在《古典学季刊》上，使陈康享誉国际古典学界。

　　从1940年底回国到1948年随恩师方东美去台湾大学哲学系，陈康在这短短八年时间里为祖国的古希腊哲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奠基了坚实的基础。1958年去美国在各大学任教，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古希腊哲学的高水平论文，且于1976年以英文出版了巨著《智慧：亚里士多德寻求的科学》。其在国际学术舞台的不懈奋斗，为的是“现在或将来如若这个编译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笔者注）里的产品也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昭著于世界；否则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现武艺，往斯巴达去表演悲剧，无人可与之竞争，因此也表现不出自己超过他人的特长来”。

　　冯至：挹取德国文教之菁华

　　1994年9月，八十五岁高龄的徐梵澄在一生挚友冯至逝世后的第二年所作的《秋风怀故人——悼冯至》一文中写道：“能保持本国传统美德，又能挹取德国文教之菁华，治学深固，成就大，事功圆满者，二十世纪中，冯至算得一个。于此推其当入儒家者流者，还有一义，因其言行中，绝无任何佛教、道教或耶教、道学家的点染。毕生诲人不倦，直到门墙桃李满天下，一贯是传统儒家精神。自知或不自知其品德已甚崇高，人望亦复增上。凡人稍与接触，即感觉其学养深纯，温和，诚笃。这些风度在其他学者可见，但冯至不单是学者亦是诗人。闻其新诗创作，中间灵气回旋，甚为时人所爱读。其诗好，由于性情真。诗人是性情中人，其于朋友，也是以真性情相见，从来没有机械之事。”

　　冯至（1905—1993），字君培，1925年与友人创立“沉钟社”，1927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1930年底去德国留学，1935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上海同济大学；1939年至1946年任教于西南联大，期间创作诗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中篇历史小说《伍子胥》。1951年发表《杜甫传》；1964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梵澄与冯至的交情最深、最久，可分四期：第一期是留德时期，因两人在文艺上有共同的爱好且都敬爱鲁迅先生，故奠定了友谊的基础。第二期是1939年6月到1940年10月，梵澄随中央艺专在滇而冯至任教西南联大。第三期是1944年8月到12月，梵澄到昆明且住在冯至家中。1978年梵澄从印度回国，改年入职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而冯至也就在外文所，这下两位老友可不再分离了，而冯至一家三代人都视梵澄如自家人。在给冯至的挽联中，梵澄念到两人“素心同步六十年”。

　　这张老照片中的留德友人皆已离去，他们曾一起激荡青春，成就了各自的精神盛业，故梵澄在《悼冯至》一文中感慨道：“确有一班曾往德国受过高等教育、有过深造的人散在各界。没有成派，但总有些立身处世之节度，待人接物之作风，或正或反，有形或无形，是受了德国文教之薰陶，亦原本于我国固有的教育，彼此同似，隐约成了一流。”

　　（注：照片中还有朱自清，但徐梵澄与他的交往无从考证，故不述。）

　　梅文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