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里戏外皆传奇 夏衍北京故居寻迹

　　他是“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心防》、《秋瑾传》、《包身工》是他的文学作品；《狂流》、《春蚕》、《林家铺子》等剧本，也都出自他手。他的理想与救国有关，他的艺术情怀与家国情怀交相呼应。他是夏衍，一个戏里戏外皆是传奇的人物。

　　南竹竿胡同113号 我想我的猫了

　　在朝阳门银河SOHO西面，有一条南竹竿胡同，113号曾位于胡同西口。如今的南竹竿胡同几乎被高楼大厦填满。1955年，夏衍由上海来到北京，就任文化部副部长一职，组织上分配住房，他挑中了这里。这是北京常见的一座一进三开间普通四合院。夏衍住在北房西边的房间里，卧室兼书房。当1975年，夏衍从秦城监狱回家，那一年，他刚好75岁。回到南竹竿胡同的家时，原来独居的院子，已经迁入了七户人家，加上夏衍家一共八户，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杂院。

　　夏衍家只保留了一排朝南的正房，夏衍就住在原来的客厅里，窄窄的单人床紧挨着客厅西边的墙。一张吃饭用的四方桌放在屋子中间，一家三代住在一起，活动空间非常局促。

　　就在夏衍回家当天，一件令他及家人都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离家已久的老黄猫博博忽然出现在院子里，喵喵叫着，爬到夏衍脚边。

　　博博是夏衍在北京养的第一只猫，被放在草帽里送来的。因为得了皮炎，身上的皮毛一块一块地剥落，所以取名谐音“博博”。这只大黄公猫长大后，称霸一方，子孙遍布南小街一带。它常常夜里出去玩，天不亮就回家，钻进夏衍的被窝。冬天时，一身冷气，鼻子冰凉，被夏衍称为“冷鼻钻被”。这只大黄猫很聪明。真是难以置信，为何在九年后的这一天，博博竟然会心有灵犀地知道老主人回来了，挣扎着又来到主人脚边。然而，回家第二天，博博就死了。似乎长久以来，它一直在等待着见主人最后一面。夏衍嘱咐家人称博博为“义猫”，郑重地把它埋在院内还残存的葡萄架下。

　　博博来到南竹竿胡同是困难时期。夏衍参加外事活动较多，会从宴会上带些好吃的，偷偷地放在烟盒里，回来给博博加餐，结果经常把衬衫染上大片的油迹。博博对老主人的好，一辈子不忘。

　　此后，夏衍一直爱养黄猫。夏衍曾说，他喜欢的猫的颜色顺序是：黄、黑、花、白。博博死后，家里又来了两只小黄猫，长毛起名“松松”，短毛唤“老鼠”。

　　夏衍不许家人阉猫，也不许用笼子关住猫。春天，猫儿发情，通宵不归，全家都被夏衍动员出去找猫，等到猫都归了窝，才合家安宁。他甚至会与猫说话：“你们昨天晚上是开会了吗？开得那么晚。”“你们是在屋顶上开舞会吧，这么大声。”

　　夏衍回到家不久，拄着双拐去做猫饭。猫饭是用带鱼煮后，去了骨头，再配上软骨、洋白菜等熬成半稠状。全程用小火慢慢炖，夏衍就不急不慢地等着。有时外面的野猫闻到食物香味溜进院子里来，沈家人也都给喂饭，等混熟了，给猫戴上个防虫项圈，也就算“入了籍”。

　　1978年冬，夏衍出席广东省文联成立大会，顺便游玩附近风景名胜。夏衍忽然对同行的人说：“我想回去，回北京去。”对方很诧异：“怎么刚来几天，就要回去？”夏衍不好意思地笑笑：“我想我的猫。”

　　缘于母亲的影响

　　夏衍爱猫源于母亲的影响。夏衍的母亲徐绣笙，出生于名门望族。夏衍三岁那年，父亲沈学诗就患中风去世。此后，家庭的重担就落到母亲一个人身上。在夏衍的印象里，母亲虽识字不多，但性格坚强，通情达理，在村里很受尊敬。

　　母亲喜欢看戏和听书，每逢“水路班子”或者“绍兴大班”到乡下来演出，她一定要儿女们背着条凳先去占好位置，陪她去看戏，而且一直要看到最后一出戏为止。她还很懂戏，草台班子演戏，观众事先不知道演的是什么，只要角色一上场，她就会告诉儿女们：这是《龙虎斗》，这是《五鼠闹东京》。这可能是夏衍与舞台艺术的最初结缘。

　　母亲还是养蚕的能手，每年都要养一次“头蚕”和一次“二蚕”，即春蚕和夏蚕。夏衍从五六岁起就是一个辅助劳动力，所以从“掸蚁”一直到蚕宝宝“上山”，这一套养蚕工序，他都知道。后来他改编茅盾的《春蚕》，在明星公司的摄影棚里，夏衍是惟一懂得养蚕的“技术顾问”。

　　母亲特别爱猫，但当时养猫的初衷是为了防鼠，因为老鼠是蚕的大敌。童年夏衍时常与猫嬉戏玩耍，猫也成了他的好伙伴。夏衍之爱猫在文艺圈内是有名的。当夏衍八十五岁时，华君武画了他的小像坐在一只大白猫的怀中，黄苗子还题了诗：一个老头八十五，创作生涯五十五。果然有“纸”万事足，却道无猫终身苦。你爱猫来猫爱你，“猫道主义”也可以。不拘黑白拿耗子，人生乐事猫怀里！

　　正是母亲的坚强、宽厚的性格潜移默化，无形之中主导了夏衍一生的为人、爱好和事业的走向。

　　朝阳门北小街46号

　　中国电影的拓荒者

　　随着政治气候转暖，夏衍回到原本的工作岗位，尤其是再次主管电影以后，家中出现成摞的剧本，找作者谈话，听录音磁带……这些情况凸显了住房的紧张，夏衍决定另觅新址。

　　新居仍然是四合院，主要的原因是可以养猫。1979年秋冬，夏衍一家人带上两只黄猫搬进了朝阳门北小街46号，一住就是七年。虽称为四合院，但实际上只是普通的平房小院。夏衍的房间有七八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可谓是“斗室”。于是一张木质长方形小茶几便承担起了书桌、饭桌的作用。

　　夏衍1919年走上文学道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当选左联执委，1933年开始成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开拓者、领导者，后又直接在周总理领导下主持大后方文化运动并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

　　中国第一部影片摄于1905年，但电影在中国谈得上一个文艺门类，则在1922年至1929年之间。初级阶段时的电影，幼稚、粗糙、浅薄。到上世纪30年代，制片商也意识到，电影如要登新台阶、获大发展，必须脱离窠臼。1932年初夏，明星影片公司“三巨头”之一的周剑云，表达了想邀请三位新文艺工作者到公司去当编剧顾问。当时领导“文委”的瞿秋白拍板，决定钱杏邨、郑伯奇和夏衍，去做明星公司聘请的那三名编剧顾问。这是“党领导的电影工作的开端”。“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电影工作”，就是从1932年算起。为使这项工作更有组织，翌年3月，正式成立党的电影小组，由文委直辖，夏衍任组长。

　　左翼人士介入，令中国电影焕然一新。一些全新的进步影片上映，著名的有《母性之光》、《三个摩登女性》、《春蚕》等。左翼“电影人”如郑君里、金焰、王人美在影坛崛起，旧有的知名影人，史东山、孙瑜等，思想也都向左翼靠拢。左翼的电影批评“占领了几乎上海所有大报的电影副刊”，电影的话语主导权，已为左翼所掌。

　　夏衍由翻译，而戏剧，而电影，而报告文学，而杂文，每个领域都取得骄人的成绩。1935年，夏衍试作短篇小说《泡》，这是他第一次用夏衍这个笔名。不过，让这个名字大噪的却是戏剧《赛金花》。剧本写完后署名“夏衍”，专门托人从杭州寄出。《文学》杂志的郑振铎、傅东华将其发表时，都不知道作者就是熟人沈端先。业余剧人协会读到本子后，立即决定上演，紧接着发生多个演员“争演”事件。《赛金花》的出色，由此可见一斑。茅盾《谈〈赛金花〉》中曾说“我去看的那一晚，是公演的第四或第五夜，上座极盛”。

　　大六部口街14号

　　最后的交代

　　1986年初秋，夏衍一家搬进了大六部口街14号，夏衍仍住在里院正北方的西屋，除了换了张新床和多了一个老式香樟木画框、两个小书架外，一切照旧。而此时的夏衍已经到了真正的风烛残年，开始考虑身后之事。

　　1988年起，他分四次将纳兰性德手卷、94件藏画，全部的邮品及2800册书籍分别捐给了上海博物馆、浙江博物馆和现代文学馆。尤其是1991年，夏衍在上海博物馆取走其所藏邮票时，有人问他，还要不要再看看？他一如平常地摇了摇手，又摆了摆手。脸上流露出的是了却后顾之忧的释然神情。

　　夏衍在六部口这个家住了整整九年。《人民日报》上曾讲过一件往事：夏衍在临终前数次昏迷，有天晚上病情恶化，身边的人焦急地说：“我去叫大夫。”听到这句话，夏衍却突然睁开眼，艰难地对那人说：“不是叫，是请。”然后昏迷过去，再未醒来。这一句，成了夏衍留给世间最后的遗言。

　　1995年早春，夏衍走完了他漫长的一生，永远离开了这片浓缩了自己生活印迹的小院和自己养的猫。

　　夏衍

　　夏衍（1900年10月30日－1995年2月6日），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祖籍河南开封，生于浙江省余杭县彭埠镇严家弄。中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文/陆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