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的庙堂与江湖

　　不合时宜之人

　　外公不是那种和颜悦色、脸上永远挂着圣诞公公般笑容的老人。儿孙欢聚的时刻，他不是一个人在房里敲敲打打，就是坐在沙发的一角看新闻，同众人保持着一些距离。

　　外公走路时总是背着手，用力支撑拱起的背，一只脚在地上费劲地挪动。坐在藤椅上读书看报时，他常皱着眉、抿着嘴。他的话不多，一开口却常令周遭气氛瞬间石化。

　　亲朋在饭桌上推杯换盏相互恭维之际，外公会冷冷地冒出一句：“孔子弟子三千，能人七十二，不管承认不承认，人才永远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庸才。”

　　家人劝他说话不要太直，他扔出一句：“拐弯抹角的那套我学不会，现在好多人只爱听好话，良药苦口，病入膏肓不吃苦药不行。”

　　一次，外公在家门口修自行车，一个熟人路过撞见，有些诧异地问，“黄老师，自己修车啊？”灼烈的日光下，外公哼了一声：“不求人啊。”

　　对于如此日常的寒暄而言，“不求人”这样宏大的人生宣言，显然过于气势汹汹和小题大做。可外公偏偏就是个不合时宜之人。

　　但奇怪的是，我和外公的对话，从没有家长里短嘘寒问暖，充斥在记忆里的，尽是些与琐碎生活无关的遥远话题。

　　只有我俩在时，外公会兴致勃勃地给我讲他读过的书，聊历史，解释他知晓的科学原理和乐理。家里人不爱听外公讲话，只有我是他忠实的小听众。

　　读小学时，外公曾来我家住过半年。坐在阴冷的平房里，外公掏出一张废旧的烟纸壳，用圆珠笔在烟纸壳上写下两行小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严肃地对我说，“你要记住这两句话。”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很快把烟纸壳扔在一边。

　　直到过年期间，成为记者的我采访了外公，这才稍微体会了些外公垂暮之年的心境。

　　坎坷人生路

　　外公的求学之路颇为坎坷。他生于湖南宁乡，幼时因在他姨妈家寄读受气，4年级时罢学从农。解放后，干了四五年农活的外公，决定重拾书本。

　　外公有色盲，为了通过初中入学体检，他设法搞到了测试色盲的小册子，一页一页背下了所有内容。

　　以91分的平均成绩初中毕业后，外公志愿填的是免学费包分配的中专，寄来的通知书上却写着湘潭一中几个大字。外公不服，一封信寄到湘潭地区招生办，强烈抗议录取安排。后来，另一封通知书悄然而至，外公被调录至机械工业部直属的湘潭电机制造学校。

　　到学校报到后，入学体检再一次卡住了外公。这次他没弄到色盲册子，体检没过，学校让他回家。外公赖着死活不肯走。领导最终没拗过他。

　　4年中专的后两年，外公和同学被安排去了天津一家化学研究所。当时正值大跃进，学生除了学习，还要花大量时间在车间做工。外公对此不满，带头号召大家罢工，专注学业。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南省物资局机电公司，却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单位每月25斤的口粮无法满足外公的需求。饥饿难忍的外公，主动申请精简下放，来到300公里外的湖北荒湖农场。领导告诉他，一旦下放，就不能后悔。外公点点头，放弃了十几年学业换来的干部身份。

　　长达15年的时间里，他在农场默默无闻地种地。直到村里办起高中，方圆几十里教师难觅，外公才登上讲台拿起教鞭，后来成了教导主任。

　　十几年后，随着村里高中被撤，他变成了初中老师。再后来，初中也没了，他成了小学老师。最后，村小的学生也变得稀稀拉拉，外公放弃了教书，开起小卖部。

　　晚年时光

　　当我回到老家，82岁的外公仍叮嘱我：“要多读书，尤其是古文，我最喜欢的就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说罢，他开始低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外公的天下，也许在很远的地方。人生的起起落落，让他在庙堂与江湖间浮沉。或因时代多舛，或因个性使然，外公最终归于乡野。

　　外公的晚年时光多在医院度过。他依然和时间较着劲，即便大雪纷扬，仍不顾儿女反对，摇着轮椅出门“锻炼”。

　　这个新年的初五，屋外飘着雨，地面湿滑。我醒来时，外公已出门了。外婆拿他无法，苦笑着向我重复外公常说的口头禅：“要学雄鹰，展翅高飞，不畏风雨，与天斗，与地斗。”

　　穿过清冷的雨，我似乎望见外公拖着腿远去的背影。束缚他的是逐渐衰老松弛的皮囊，骨子里他还是那个自在逍遥的黄翁，头戴蓑笠，在风雨中独行。

　　（小潘摘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2月28日）

　　●郭路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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