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的大学理念及给学生的题词散木

　　相较于民国时期其他著名大学校长的教育文集，迄今我们却还没有看到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办学治校时期教育文集的出版，无疑，这是一件憾事。

　　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任内步入辉煌，达到了一个当时难以企及的高峰，这与竺校长办学治校的理念、措施以及他的团队有关。办学理念，竺校长曾以演讲、报告、书信、日记等方式予以展示，而最能彰显其精神的，是他办学治校期间的演讲，如果结集，应该收入如下各篇（以时间为序）：

　　《初临浙大之训话》（1936年4月25日）；

　　《大學教育之主要方针》（1936年4月25日）；

　　《浙大办学方针要点》（1936年5月9日）；

　　《在就任浙江大学校长后补行宣誓典礼上的答词》（1936年5月18日）；

　　《一年中之计划与方针》（1936年9月14日）；

　　《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1936年9月18日）；

　　《大学生之责任》（1937年10月25日）；

　　《大学毕业生应有的认识与努力》（1938年6月26日）：

　　《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1938年11月1日）：

　　《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1939年2月4日）；

　　《出校后须有正确之人生观》（1939年7月16日）；

　　《大学之使命》（1942年9月28日）；

　　《道德与法律》（1945年5月7日）；

　　《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1945年9月23日）；

　　《大学教育与民主》（1948年4月1日）；

　　《浙江大学二十二周年纪念会讲演词》（1949年4月1日）；

　　等等。

　　如今，对于浙江大学，很多人都知道当年竺校长曾有过两个相当简略又精粹的提问（这两问，现在镶嵌在四校合并以后的浙江大学校门口的石头上，并且成为人们照相留念的景点和胜地），即：“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显然，它明白无误地传达了“什么是大学”这一似乎是当代的“斯芬克斯之谜”的应有之义。虽然如今人们对它的回答可能五花八门，而当年竺校长的回答却是非常朴素的，他说：“我想诸位中间，一定没有人说为文凭而到浙大来的，或者有的同学，以为到这里来是为了求一种技术，以作谋生的工具。但是，谋生之道很多，不是到大学来，就是讲技术，亦不一定在大学。美国大文豪罗威尔氏曾说：‘大学的目的，不在使学生得到面包，而在使所得的面包味道更好。”

　　“面包会有的”，这是一种回答：“使所得的面包味道更好”，这又是一种回答。抑或，这就是竺校长办学治校的基本理念了。

　　如何让“面包”的“味道”更加醇美？这首先得明白“来做什么”。

　　那么，什么是纯粹的大学生？竺校长以为他应该具备清醒的头脑，从入校到出校皆应如此。他说：“世界上万事万物统有他存在的理由，朱子所谓‘格物致知就是即事而穷其理。能即事而穷其理，最要紧的是一个清醒的头脑。清醒的头脑，是事业成功的基础，二三十年以后诸位出去，在社会上做一番事业，无论工农商学，都须有清醒的头脑。专精一门技术的人，头脑未必清楚：反之，头脑清楚，做学问办事业统行。”

　　遗憾的是，人们的头脑常常被世俗以及各种私欲所困，虽然竺校长谆谆教导“依违两可、明哲保身的态度，和盲从是一样的要避免。我们要做有主张有作为的人，这样就非有清醒之头脑不可”，但往往说者有意、听者无心。竺可桢站在时代高度，又有留学和从事多年科学和教育的见闻与体会，因而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对长期困扰人们的一些问题，远如“李约瑟难题”，近如“钱学森之问”，等，他都有自己的看法。如站在科学家的立场，他主张要理解和挖掘科学背后的东西，秉持讲求科学而非“科学主义”的态度，所谓“欧美的科学技术，并不能产生现代欧美文明，倒是欧美人的头脑，才能产生近代科学。换而言之，若是一般人无科学头脑，则虽满街引擎，遍地电气，科学还是不能发达，好像沙漠里虽移植新鲜茁壮的果树，其萎谢可立而待。我们用许多金钱去买飞机、无线电、电机引擎到一个没有科学头脑的国家，正好像移植果树到沙漠而希望其蕃生”。

　　作为现代中国第一代的科学家，竺可桢之所以重视“头脑”，是他认为：“我们国家到这步田地，完全靠头脑清醒的人才有救。凡是办一桩事或是研究一个问题，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步骤：第一，以科学的方法来分析，使复杂的变成简单；第二，以公正的态度来计划；第三，以果断的决心来执行。这三点，科学的方法、公正的态度、果断的决心，统应该在求学时代养成和学习的。”

　　方法、态度、决心，三者都要在学校里得到灌输和培养、训练，对此，竺可桢可谓心情沉重而又深感责任重大。他说：“中国历年来工商业的不振，科学的不进步，都是由于主持者没有清醒的头脑。瘟疫流行，水旱灾荒，连年叠见，仍旧还要靠拜忏、求神、扶乩种种迷信方法。兴办事业，毫无计划，都是吃了头脑不清楚的亏。风水、扶乩、算命、求神等之为迷信，不但为近世科学家所诟病，即我国古代明理之君子亦早深悉而痛绝之。但到如今，大学毕业生和东西洋留学生中，受了环境的同化，而同流合污的很不少。大的企业如久大公司、永利公司和商务印书馆的成功，要算例外了。近年来政府对社会所办的棉纱厂、面粉厂、硫酸厂、酒精厂和糖厂等，大多数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或是由于调查的时候不用科学方法。譬如办糖厂，应在事先调查在该厂附近地域产多少甘蔗，出产的糖销至何处，成本的多少，赢利的厚薄，与夫国外倾销竞争的状况。若事先不调查清楚，后来必致蚀本倒闭。这类事在中国司空见惯，如汉口的造纸厂，梧州的硫酸厂，真不胜枚举。还有失败的原因是用人行政重情而不重理，这就是没有公正的态度。用人不完全以人才为标准，而喜欢滥用亲戚。每个机关、公司应该多聘专家，计划决定以后，外界无论如何攻击，都得照着计划做去，这样才能成功。”

　　此外，无须多说，就是直接面对学生的大学中的教师、校长、职员等。他们不仅应该能够到位，而且应该在各司其职的基础上，还能出类拔萃。比如校长，如竺可桢自己，就可谓楷模：而对于教师，竺校长深知其重要性，他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于是，他上任伊始就注重聘请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到校，并且创造性地建立“导师制”，即由专任教师负责具体的学生，意欲在道德和学问两个层面打通教师和学生的界限，发扬传统“书院制”的优点。此外，竺可桢对母校念兹在兹的还有两条。一是“主张学校思想之自由，即所谓Academic Freedom，反对政党和教会干涉学校行政与教授个人的主张”：二是“学校所研究的课目，不能全注重于实用，理论科学（也）应予以充分发展之机会”。后来竺校长揭橥浙大校训“求是”，其实就是参考了哈佛大学的校训——“Veritas”（拉丁文，“真理”），他说：“我们对于教育应该采取自由主义或干涉主义，对于科学注重纯粹抑或注重应用，尚有争论的余地，而我们大家应该一致研究真理，拥护真理，则是无疑义的。”再如硬件等，竺校长以为“人才诚然重要，可是图书、仪器等设备也是学校所不能忽视的，尤其是从事高深研究的大学”。不仅设备，管理也是“生产力”，所谓“以规则驾驭人性”：而当年浙大崛起，参与学校管理的诸位大师如各院院长（李熙谋、胡刚复、王琎、王国松、梅光迪、郑晓沧、张其昀等）、系主任（郭斌稣、李浩培、陈立等）和教务长（数学家苏步青、物理学家张绍忠，后者累死在岗位上）等均功不可没。

　　要之，以上大学的全体成员，均应有一个共识，即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这是“纲举目张”的东西。竺校长说：“教育不仅（要）使学生求得谋生之道，单学一种技术，尚非教育最重要的目的。这里我可以讲一个故事。中国古时有一个人求神仙心切，遍走名山大川，吕纯阳发慈悲，知道他诚心，想送给他一点金钱宝贝，向他说道，我的指头能指石为金，或任何物件，你要什么我便给你什么。可是那个人并不要金钱宝贝，而要他那只指头。这故事西洋也有的，英文所谓Wishing Ring，便是这个意思，要想什么就可得什么。”那么，“指头”、“WishingRing”，就是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应该要获得的东西。竺校长还说：“许多人常以学校培植学生和工厂制造物品相比，毕业生没有出路好像工厂出品无处可销。这比喻有很重要一点根本不合。工厂出货无论是一部汽车、一只表或是一个铁钉，总是出厂的时候最适用。等到旧了，表会停、汽车会抛锚、钉会生锈。毕业学生可不能一离校就天天腐化下去。他必得在学校的时候，已经有一种内在力，使其出校门后能利用其思想以增加智识经验，锻炼身体品性，使学问道德又日新日日新。”

　　“指头”、“Wishing Ring”（“魔戒”）、“内在力”，简言之，就是大学“最终的产品”。

　　由此还可以再问：什么是一所合格的大学？

　　大学，在直观的浅层次上，便如竺校长面对学生时所说：“大学生是人生最快活的时期，没有直接的經济负担，没有谋生的问题。诸位在中学时，同学大都是同县或同省，可是，来大学后，有从全国各方面来的同学，可以知道全国的情形。时间长了，各人都认识，这样，各人家庭的状况、故乡的风物，都能互相知道，这亦是一种教育。大学比之中学，在经费和设备方面都来得充实，教师的经验和学识也远胜于中学，这供给诸位切磋学问的极好机会。同时，国家花在诸位身上的钱，每年有一千五百元，而且，全中国大学生仅四万人，诸位都是这四万分之一的青年，这种机会，万万不能错过。”换言之，大学是人生最好的阶段。

　　不过，大学也总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果就此拟一张“负面清单”，应多少有助于总结经验教训。竺校长在欢送毕业生大会上就直白地讲：“诸位在校四年，所得于学校及诸位老师之益不少，但同时不可以不知中国现行学校制度之缺点与优点，而对于缺点尤其应该知道。惟知道缺点方能谋补救之方。”

　　什么是中国的大学的“缺点”呢？此可谓千头万绪。作为教育家，竺校长烛照幽深，着重于大者，其谓：“有若干教育家以为现代的学校，是教而不育，即是专重智识的传授而缺乏道德的修养。因此也就有许多人赞成恢复从前的书院制度。”

　　竺校长又说：“但即智育一端，现行制度亦有重大缺点，即专重智识的传授而不注重训练智慧。过重用授课方法来灌输各国学者已发明的事实，而对于思想的训练方面全未顾及。《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宋程伊川说道：‘为学之道，五者缺一不可。但实际现在大学能行到博学、审问已经算好的了。现在各大学统以读满多少学分即算毕业，这种制度的弊端到了极点，变成填鸭式的教育。孔子教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程子解说道：学者须是深思，思而不得然后为他说便好。伊川大弟子尹彦明见伊川半年，方得《大学》和《西铭》看。这好像新生到校第一学期，不叫他上课，先看其人志趣如何，到第二学期方给他两本书看。有人问朱子此意如何，朱子答道也是叫他自就切己处思量。杜威（JohnDewey）所著的How We Think讲到如何能使学生接受各种智识不像囫囵吞枣地咽下去。他的第一个条件是教师所供给的材料必是学生所期望而切实有需要的，第二是能有刺激性而使学生觉得尚有改进之可能的。若是老师铺陈事实时使学生得一印象，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许多学者的研究，已如《吕氏春秋》一字不得增减时，其结果学生但可接受而无自动思想之能力。所以程子说学者要先会疑，他又说‘学源于思。二十年前有一次哈佛大学校长LoweLL召集一年级学生讲话，他说你们不要过信老师所讲的话，以为金科玉律不能变动的。这话初听足以惊异，但其实理由是很明显的（以下举例，如以物理学而论，镭的发明、x光的发明，均使物理学思想大起变化，而能量不灭、物质不变诸定律，也均须加以重新估计了）”。

　　以中、外的教育思想资源细细论之，这就把现代大学深层次上的问题烘托出来了，由此竺校长判定：“大学之使命有三：其一，希望造就完人。完人必具智、仁、勇三达德，而涵濡于六艺之中。仁者爱人，故其上者必其有所成仁，而忠恕次之。欧美大学教育之缺点，斯为道德教育之疏忽，礼貌虽小节，谦虚虽小德，而弥具真义，必其发乎衷。其二，学有专长，而于大学中植其基。大学学生对各项基本知识，固应多所明了，欧美大学真正专门功课无多，而德国大学必修课程甚少。中国教育制度仿自美国，今美国大学已多有所改良，而中国仍因陈莫变，驯至支离破碎，浪费心力。歌德读书驳杂，以赫德尔勉其详诵《莎士比亚集》，而有所成就。巴斯德初攻化学，以国难而研究微生学，皆以专而有所成。其三，养成自己能思想之人，而勿祈教师逐字释义。思想同于肌肉，多予训练，并能发达。歌德深服拿破仑，以其视天下无难事，用兵深思，合于精密之学。”

　　完人（人无完人，但可无限接近之）、专长、独立——庶几为大学的使命、教育的最终目的。

　　由上述而归类，简而言之，就是所谓大学的风气。“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

　　当年竺校长站在迎新大会礼堂上说：“诸位到这里来，应该明了这里的校风。一校有一校的精神，英文称为College Spirit。至于浙大的精神，可以把‘诚、‘勤两字来表示。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和‘（浙江）高等学堂，一脉相传，都可以‘诚、‘勤两字代表它的学风。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在社会上的声誉亦很好。有的学校校舍很好，可是毕业生做事，初出去就希望有物质的享受，待遇低一点便不愿做，房屋陋不愿住，浙大的毕业生便无此习惯。校外的人碰见了，总是称赞浙大的风气朴实。这种风气，希望诸位把它保持。”

　　“诚”、“勤”，而后又有“求是”，所谓不破不立，破是反对盲从，立是科学的态度，以及“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前者，竺校长多次予以强调：“盲从的习惯，我们应该竭力避免，我们不能因为口号叫得响一点，或是主义新一点，就一唱百和的盲从起来。我们大家要静心平气地来观察口号的目的，主義的背景，凭我们的裁判，扪良心来决定我们的主张。若是对的，我们应竭力奉行：若是不对的，我们应尽力排除。”他还说：“一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的一味盲从尚无足怪，所可痛恨者，就是许多受过高等教育自命为智识阶级的人们也毫无常识地一唱百和，这是中华民族前途最危险的一桩事。推究原因，大学里专重传授智识而不训练智慧是最重要的一个。”至于反对盲从的办法，他又说：“立定主见在社会上做事，一个人的职业自然赖有专门技能，但尤贵能应用思想。何者为重要，何者为次要，何者为真理，何者为半真理，何者为错误，择其尤善而于自己素性素习最近者以之从事。‘足食足兵是重要的，但是‘民无信不立，信义的重要还要超出足食足兵。换言之，心理建设往往较物质建设尤为重要。若是我们要办一个工厂或一个公司，我们计划不能着眼小者而遗其大者。”

　　以上是围绕竺校长当年所问的第一个问题而展开的，至于第二问的“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即“现在，要问第二个问题，便是，离开大学以后，将来做什么样的人？我们的人生观应如何？”显然，这又要与“三观”相关了。

　　竺可桢晚年自况，他一生所持有的“三观”，大率是“科学救国”、“贤人政治”、“人性本善”、“个人自由主义”等，皆出自于传统和西方的思想资源，对此，尽管他曾做了违心的自我批判，但揆之其生平，不宁唯是，而且还有更丰富的人生哲学。比如，竺可桢鲜明地反对传统的消极的老庄、道家哲学，反对“享福哲学”，而赞同“人世”的儒家学说。他说：“有人认为中国的人生观很受孔、孟的影响，实际影响最大的还是老子。孔、孟主张见义勇为，老子主张明哲保身；孔、孟主张正是非，老子主张明祸福。说‘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才不是享福哲学。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又日‘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现在中国一般人的最后目的还是享福。我们羡慕人家说某人福气好。娶媳妇进门，即祝之日‘多福多寿多男子，就是生子的最大目的，也就是想年老的时候可以享福。中国普通人臆想中的天堂，是可以不劳而获的一个世界，茶来开口，饭来伸手，这样享福哲学影响于民生问题很大。一般人以享福为人生最大目的，中国民族必遭灭亡，历史上罗马之亡可为殷鉴。现在的世界是竞争的世界，如果民族还是一味以享受为目的，不肯以服务为目的，必归失败。我们应该以享福为可耻，只有老弱残废才配享福，而以自食其力为光荣。”

　　竺校长又反对传统儒家即孔、孟所代表的轻视体力劳动和科学技术的“腐儒”观（所谓“奇技淫巧”说），他说：“英国国王在幼年时，必在军舰充当小兵，惟其如此方能知兵士的疾苦。全世界最富的人是煤油大王Rockefeller，他的儿子做事从小伙计做起，所以他们的事业能子孙相传不替。二十多年前，中、日同时派学生留学欧美，中国的学生一看见各类机械，便问从何处购买，何处最便宜，而日本的学生只是问如何制造。中国人只知道买，以享受为目的，而日本人则重做，以服务为目的：中国从前学工学农的人，统是只叫工人农夫去推动机器，耕耘田亩，而自己却在一边袖手旁观，这样农业工业是不会进步的。中国古代轻视劳力，现在已经完全改变，样样应该自己动手，这种人生观的改造，是极重要的。”

　　所以，他要求学生：“第一，诸位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到了战争年代，也即国难当头的形势下，他更加鼓励大学生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如浙大第十一届毕业典礼，他在致词时说：“正值倭寇猖獗、万方多难的时候，诸位毕业生初入社会，就遇到国难，因此诸位的责任就格外的重大。我们晓得范文正公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现在诸位离校以后，每个人也应该以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不能灭亡与不可灭亡之民族为职志。目前虽然敌人炮火飞机连续天天轰炸，我们前方将士们仍能奋勇杀敌，前仆后继，这种精神，就是我们民族的新精神，这新精神是铁血铸成的。”

　　他热盼大学生参与培养、化育新的民族精神的伟大事业。他说：“从前战国的时候，秦国是有名强暴的国家，他把韩、赵、魏、齐、楚、燕一个一个地并吞。当时有句童谣，叫‘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太史公的解释，以为秦灭六国，楚最无罪。怀王入关，为秦所杀，楚人哀之，故亡秦必楚。这话是不对的，国之兴亡不能以其君主之如何被杀来断定的。楚所以能复兴，乃是因为当时楚之民族奋发有为，自强不息有以促成之。只要看当时，几个伟大人物如汉高祖、楚霸王、韩信统是楚人。巨鹿之战，各国诸侯兵皆作壁上观，惟有抱破釜沉舟之楚兵，始能以一当十，击败秦人。这都是表示楚之民族是可有作为的民族，不是一个堕落的民族。”

　　于是，竺校长言之谆谆：“我希望诸位到社会做事，能够把这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精神传播到各村乡、各城市、各机关去。”

　　毕业典礼上，他用绍兴话诚恳地讲述：“诸位毕业同学在浙大求学，于兹四年，追随学校播迁由浙东建德、赣南泰和而达广西宜山。真是奔波千里。现在诸君十之八九即将离开学校，依古人临别赠言的先例，谨述感想所及，为诸位将来之参考。”那些滾烫的“感想”，是贯穿了他全部教育思想和治校理念的。

　　面对即将走出校门成为工程师等的大学毕业生，他的愿望是这样的：其大（优异）者，应该成为社会的“领袖人物”，是谓“中流砥柱”、“海上灯塔”。他希望学生千锤百炼，超越自身，对国家对民族而有所担当：“望诸位就事，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方的辽远和困苦，凡是吾人分内所应该做的事就得去做。新毕业的人一进社会，就一跃而做一个机关的最高职员，不熟悉机关的内容，不能与下级职员同甘苦，则日后必致失败。”“一般人以为大学之目的，在于使学生能学得专门之智识与技能，以为将来个人到社会中，从事谋生立业之基础，而为国家着眼，则系造就领袖人才，领导群众以发展事业。但据个人观察，大学毕业生如欲为国家造福，则单求一点智识与技能，尚非最重要的目标：大学毕业生的人生观必须确定，方能使社会事业有格外的成功。”

　　其小（普通或守成）者，亦应能够洁身自好，不辱所学。他说：“中国社会上常有一种传说，以为中国政界非常腐败，凡做官的没有不贪污，因之父诫其子，师诫其门弟子，以不入政界为高尚。我国贪官污吏确是不少，但是也有不少很廉洁能干的政界人物，所以说政界是贪污的渊薮是半真理而非真理。吾人一入社会。便当立定主意，假想一个吾人理想中之模范人物，照样做去。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这几句话，每个青年应以为圭臬。像诸葛武侯这样六出祁山，有志未竞；孙中山先生去世之日，军权政权均尚握于北洋军阀之手。诸葛武侯和中山先生，在事业上言，可称为失败，而其精神，可历千百年而愈益光明。古今中外之科学家、文学家以及政治家，往往为主义奋斗，终其身贫元立锥之地，甚至囚虏屠戮，毫不反悔，虽一时身败名裂，而不久其主义卒能大行于世。所以吾人决不能以一时之荣辱，而更变吾人的主张。”他强调：“总之，所贵乎大学毕业生者，在乎其能有独立的人生观，能应用自己的思想，以解决对付一切问题，决不会盲从，或是人云亦云。阳明先生说道：‘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又道：‘昔之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之毁誉而动其心哉。浙大之前身为‘求是书院，希望诸位离校以后，莫忘了母校‘求是的精神。”

　　竺校长讲这些话的时候，正值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内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所谓“际此民主声浪高涨之时，道德与法律不能不有新估价。二者皆依据人情而来，西洋重法治，中国重人治。人治以道德为重，道德以良心为制裁，而法律则以权力为制裁”。特别是到了抗战十四年接近尾声之时，长期的战争导致国内问题丛生，而“道德堕落殊甚”，为此竺校长大声疾呼：“大学生应作中流砥柱，改易风俗。”在他的日记中，遂赫然有“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如此。但大学犹之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之标准也。诸生在校尤应切记，异日逢有作弊之机会，是否能涅而不缁，磨而不磷，此乃现代教育之试金石也。”

　　如是，他的希望和期待，也反映在他给当时一些浙大毕业生的题词之中。题词也是竺校长教育思想和理念的一种形式。他或直抒胸怀，笔落千钧；或又借用优秀的古典诗文，情长纸短，可谓用心良苦。笔者收集竺校长当年给毕业生题词，虽不是全貌，亦可堪垂世：

　　1.题赠张哲民（1938年2月10日）：“我国称受教育的人为‘读书人，这名称误尽苍生。书本子的教育不过教育的一部分，所以袁子才有诗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信哉言乎。”

　　张哲民，浙江湖州人，1935年由东吴大学附中考入浙大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在重庆工作，是中共地下党员。后历任建工部科技局局长兼建筑研究院院长、国家建工总局副局长、建设部科技委常务副主任等。

　　张哲民在校期间，与同窗的周存国、钱克仁、高昌瑞、庞曾漱等挚友皆是以“一二·九运动”中的进步学生运动骨干成立的“黑白文艺社”成员，而其核心小组则是“拓荒社”，此外他们还组织有“黎明歌唱队”等。作为工科的学生，张哲民和“黑白文艺社”的同学们曾热烈地学习鲁迅、高尔基等的作品，相互交流诗歌创作和不定期地举办朗诵会，而且还一起学习哲学和社会科学，又不时举行座谈，讨论人生观等问题，其间张哲民还参与负责《卫星》壁报的约稿和编写。1997年，张哲民与校友黄继武等还编印了一本《求是精神与浙江大学“一二·九”运动》。

　　2.书赠（董）维良同学（1941年6月）：“左文襄公尝谓：少贫嗜学，得好书即欣然忘食。日有粗粝两盂，夜有油灯一盏，即思无负此光阴。今年垂耳顺，一知半解都从此时得来，筋骨体肤都从此时练就，云云。”

　　湖南左氏“耕读传家”，左宗棠不仅喜欢读书，还留下许多关于读书的名联，如“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千卷，神交古人”；“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等。竺可桢十分欣赏其读书伊始主要精力就不在科举，而是奋力自学舆地学、农学等。

　　董维良，浙大机械系1937级的学生。据闻董维良出身贫苦，他读完浙大全部是依靠战时国家用于救济学生的“贷金制”。后来他回忆说：“我是贷金的学生，我们同学很多都像我一样的，家里都沦陷了，（所以）请求贷金这样子的。”

　　关于“贷金制”（后改“贷金制”为“公费制”），陈立夫在199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全赖国家贷金或公费以完成学业者，共达十二万八千余人之多，此等皆是国家不可少之人才，如无贷金及公费制，不知道有多少人失学，将为国家一大损失。”

　　彼时浙大如董维良这样的学生。可谓车载斗量。笔者曾见“孔夫子拍卖网”有董维良1938年的浙大生活日记，其中详细记录了全面抗战爆发后浙江大学由浙江而江西、湖南、广西等的西迁历程。难得的是，当时他不仅几乎每天都写日记，还配有许多照片。

　　3.书赠（唐）尚志：“曾文正公云：灵明无著，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是之谓虚，是之谓诚。又日：人必中虚，不着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

　　这是竺可桢以曾国藩的句子赠予学生的。湖南曾氏喜用修身格言，这一段话，出自他的《治兵语录》，大意是心中清楚明白却又似乎不着痕迹，事情来了只管顺应，事情没来也不去想它，当时不杂乱，过去了也不留恋，这就是“虚”，这就是“诚”。人应该保持内心的“虚”，不滞不粘，才能活得真实和澄明。

　　竺可桢抄写这一段话。显然是对此感触颇深，所谓“活在当下”，也是“一个清醒的头脑”所必需的。

　　唐尚志，浙大电机系1941年毕业生。

　　4.书东坡句以贻（黄）国璋同学：“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苏轼一生坎坷，后来彻悟禅理，明心见性，此为其心志。

　　竺可桢是科学家、教育家，又通文史，他用优秀的古典诗文题赠学生，也足可见其用心。

　　黄国璋是浙大电机系1941年毕业生。

　　5.录放翁诗句以赠（戚）叔纬同学：“胡儿敢作千年计，天意宁知一日回。”

　　这是陆游的诗句。金人完颜亮南侵，虞允文指挥宋军大败金兵于采石矶，后完颜亮为其部下所杀，金兵被迫撤退，宋军一度收复西京洛阳。当时陆游适在杭州（任大理司直兼宗正簿），闻报兴奋不已，遂赋《闻武均州报已复西京》一诗。此句意为：“胡贼说梦，妄想永占中原；岂知上天佑我大宋，千里江陵一日还。”

　　竺可桢抄写此诗句时，正是抗战接近尾声之际。陆、竺皆是绍兴人，可谓千年同慨。

　　戚叔纬，浙大机械系1945年毕业生，他后来是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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