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秋家与湖南

　　编辑《湖湘文化经典一百句》，在是否收录秋瑾语录上面，我内心十分纠结。编这本书的目的是通过收录湖湘先贤名言警句来反映湖南人的性格、事功和湖湘文化的精神气质。不收，心有不甘，难以释怀，秋瑾前辈确实有一些励志名言，足以激励后人。但有很多人士认为秋瑾不是湖南人。是的，在权威的著作里，秋瑾的籍贯在山阴，今浙江绍兴，所以约定俗成，秋瑾是浙江人，《辞海》如是说。即使由湖南省编辑出版的“湖湘文库”，皇皇七百多册之巨，有多少杰出的湘籍人物，乃至平庸而不见经传的人士，都有文集有著作入选，而秋瑾却没有收入，既无她的集子，也无研究她的著作。应不应该在我们湖南人编纂的文献典籍中给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杰，一位长期生活、成长在湖南并已融入湖南的外来女性，保留一个适当的篇幅和立传的空间？

　　我认为，无论从秋瑾短暂一生的经历看，还是从秋瑾本人的文化认同视角看，秋瑾既是浙江人，又是我们湖南人。秋瑾在湖南生活的时间更长，受湖湘文化的影响更大，她的口音、生活习惯，她的家庭子女和交游圈子，与她在浙江的相比较。更多地表现出已经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湖南人。引用一位秋瑾友人陶在东的话说：“女士虽浙籍，而随宦生长湖南，口音习惯，纯乎一湖南人也。”一同在日本留学、与秋瑾有交集的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在《革命野史》里更是直截了当地说，秋瑾“是湖南湘潭人”。

　　当今，对于一位知名历史人物的籍贯、故里等产生争议，比如蔡伦是桂阳人还是耒阳人，诸葛亮躬耕陇亩是在南阳还是襄阳等，由于行政建置的变更或者文献的湮没，既有学术研究的成分，更多的则是各个地方在经济利益（主要是名人效应）上的考量和博弈。但對于秋瑾是哪里人氏的看法和不同意见不属于这一类。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看待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信息社会急剧变化过程中，地域观念和地域文化的认同问题，在人物定性分析中如何看待籍贯的问题。秋瑾的祖籍是山阴，秋瑾的最后牺牲地也在绍兴她的老家。这一点没有异议。但是，秋瑾家从祖、父两代开始即通过科举入仕，宦游外地，她的前辈几代多在外省为官，长时期客居闽、湘等地，早已不是居家耕读、安土重迁的乡绅，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和自耕农。他们不以农桑为业，而靠做官谋生。

　　秋瑾出生不在绍兴，而是降生在祖父秋嘉禾为官的闽南某县。她的童年除偶回绍兴外，基本上不在老家度过。儿时因父亲秋寿南在闽省任期届满，候缺任直隶知州来到湖南。在清代，直隶州是比县高配半级的行政区划，有的辖县，有的不辖县。秋父秋寿南与湖南有缘，下半生一直在湘流连，湘潭、桂阳、常德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任知州，办榷运，干过肥缺，在多地和多个岗位历练，但一直没有被擢升到高位。秋家在湖南还置有产业，秋瑾在湖南随兄读书，秋父最后也在湖南任上去世。除秋寿南在湘多地任职之外，秋家成员与湖南关系都非常密切。秋寿南继配孙氏是湖南人，为秋家育有一子秋宗章，秋瑾有了一位小近二十岁的同父异母弟弟，这位幼童比自己的外甥也就是秋瑾之子王沅德仅大两岁。秋父在桂阳病逝后，灵柩选择在湘潭暂厝。秋家没有打算回原籍，而是继续定居湖南。秋瑾的妹妹秋闺理在湘潭完婚，秋、王两家还合作在湘潭十三总开了一家“和济钱庄”，由秋瑾长兄秋誉章打理并主持。秋家在绍兴已没有什么念想，而是继续在湖南湘潭定居和发展。王家在当地既有名望又有势力，秋、王联姻也难一笔分开，王家处处在帮衬秋家，这也是秋、王两家关系较为密切的时期。

　　秋瑾三十二岁就义，一生非常短暂。湖南、福建、台湾、浙江、北京、上海和日本等地是她曾经生活的地方，其中，湖南是她生活时间最长也是影响最大的地方。她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都在湖南，在湖南学习，在湖南完婚、成家，由一位女童成为富家阔太太，两个孩子一个出生在湘潭十八总义源当铺，一个出生在湘乡荷叶塘神冲老铺子。前前后后在湖南大约生活了十多年。湖南对秋瑾的影响是一生的，无论走到哪里，湖南人士在她的人脉圈都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神冲老铺子离荷叶塘几里路许，夫家与显赫的曾氏家族过从有几代人。曾国藩长孙曾广钧既是她的长辈，又成为她的老师，还是秋、王联姻的牵线人。唐群英、葛健豪又是她的闺蜜好朋友。尤值一提的是，秋瑾在长沙期间，因甲午战败台湾被割让给日本，秋家与这个地方有交集，民族危亡可能从来没有如此迫在眉睫而令秋瑾感慨伤怀。维新运动随之而起，湖南成为全国最富生气的一省，陈宝箴权绾三湘，新政大开大合，时务学堂开办，梁启超莅临长沙讲学，这种社会氛围对于一位十七八岁的女青年影响是至深且巨的。她后来在留学日本期间，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道一、刘揆一、陈撷芬等湖南人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在坚决反对还是默认日本政府因清廷压力而出台清国留学政策看法上，秋瑾正好与浙江同乡周树人（鲁迅）极度对立，闹得十分不愉快，还亮出了刀子。陈天华蹈海后，秋瑾悲恸不已，对清政府更加失望和憎恨。

　　秋瑾自幼接受了有别于女童的教育，学习湖南的巫家拳。她的侠义豪气在谭嗣同蒙难后表现得尤为突出，她曾骑马专程赴浏阳探视谭的夫人李闰。“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从嗣同始”。谭嗣同慷慨赴死前留下的这句话，我相信应该无数次地感动着秋瑾，不然后来的秋瑾说不出如此类似的名言：“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豪迈的语句可以相互引证，一位男杰，一位女雄，一前一后，彪炳湖湘历史。在秋瑾的文集中，除与湘人往返书信外，还收有秋瑾描述湘景湘情的诗文，如《去常德舟中感赋》：“一去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秋瑾到过湖南的很多地方，对湖南的真实感知超过浙江，她对生活了多年的地方是有感情的。

　　在秋瑾英勇牺牲以后，特别是辛亥革命成功后，国民党的文献、史乘传记，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许多文艺作品、口述历史和研究著作，在描述和歌颂秋瑾这位英雄人物的同时，把秋瑾的丈夫王廷钧、婆家等写得一团黑，这既不公正也有悖历史事实，有意无意之中把秋瑾和湖南的密切关系作了不恰当的切割。王廷钧生于一个殷实富有之家，祖上既有湘乡曾（国藩）、罗（泽南）那一代人的军功光环，也有接下来几代人擅长经营所积累的巨额财富，这是一个典型的湖南富绅之家。王廷钧就是一位富二代，他不具备背叛自己阶级、家庭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先进性。他从小饱读诗书、阔绰富有但决不委琐、自私和狭隘。少年的王廷钧，在秋瑾弟弟秋宗章《六六私乘》中被描述为“婿字子芳，行三，风度翩翩，状貌如妇人女子”，这是小舅子眼中的姐夫，典型的高富帅，形象是光鲜的。后来与王廷钧、秋瑾夫妇做了儿女亲家的张翊六在《子芳先生夫妇合传》里说他这位亲家“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摩碑帖而书法秀丽”。王廷钧美丰仪、有学养而又洒脱不羁的形象跃然纸上。我们长时期以来把王描绘得一塌糊涂，岂不是低估了少女时代秋瑾的心智和眼光？那么，我们又如何看待秋瑾在包括家书和文字中对丈夫的不满和指责呢？民间有句俗语，不要掺和两口子的事。静静想想，秋、王家中事，多少是非，多少曲直，你非要去较真，恐怕是剪不断、理还乱吧。秋瑾牺牲后不到两年王廷钧也因惊悸而病故，也就是说只活了三十二岁，为这对夫妇的不幸结局画上了句号。王、秋姻缘起于美好，止于悲伤，这段婚姻是一出悲剧。其中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时代的悲剧，国家民族的悲剧造成家庭的悲剧、个人的悲剧。秋瑾从湖南走到北京，再留学日本，她响应时代召唤，总把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前途联系在一起，不断地从小地方走进大局面，从平凡走向辉煌，她是革命家。而王廷钧却自始至终只是一个随波逐流的普通士大夫，他也赴京求仕，但仅限于读书做官，他没有走出传统的路径，在历史的大变革中没有主张和诉求，他选择观望，做了一位平庸的看客，他甚至都没有留下一点回忆性文字，把这段婚姻、这个家族的历史和他的心路历程告诉后人。二是夫妻性格的悲剧，俩人性格的差异造成婚姻家庭的悲剧。看似门当户对、金童玉女，但秋瑾性情豪放而侠义，王廷钧内向保守而收敛。秋瑾由家庭主妇一步一步走向职业革命生涯，向上提升，而王廷钧作为丈夫却无所作为，一步一步向下沉沦，两口子的位置开始失衡。如果秋瑾是一位安分的家庭主妇，他们的小日子即使在那样的乱世也不至于困顿，还可能很温馨：又如果王廷钧也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与妻子一同参与晚清革命，历史上就多了一对湘籍革命伴侣。秋瑾“不作儿女之态”，舍小家为大家，短暂的一生实际上与自己一对年幼的子女交集不多，她为留学甚至抛下幼女，将年仅四岁的王灿芝托付给友人谢家，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以至于三十年后王灿芝说不出对母亲的一丁点印象。但是，我们不能指责这位女英雄没有相夫教子，去做贤妻良母。而王家自始至终在风云变幻中庇护着自己的儿女。我们同样不能苛求这个家族个个都要成为秋瑾，踏上流血革命的征程。王、秋性格的差异导致了夫妻的交恶和分离，难能可贵的是王廷钧并没有续娶，而是鳏居而终。还有一点，秋瑾身后事，王家是负责而又有担当的。清廷发现秋瑾葬在西湖，当即平坟，烈士遗骨无处安身。当时气氛肃杀，秋家一筹莫展。王家也是“乱党”家属，处境可想而知，但秋瑾的婆婆王屈氏毅然派人赴浙，以秋瑾之子王沅德的名义迎榇返湘，卜葬秋瑾于湘潭昭山。

　　秋瑾是伟大的女性，她为辛亥革命增添了光彩。但这位女杰的身后，一直有湖南的这个家族作背景。秋瑾是从夫家出发走上革命道路的，我们虽然不能说王家大力支持了秋瑾的革命活动，但是，秋瑾从事革命活动如出国、办报、办学堂等，有王家资助，这是客观事实。婆婆王屈氏作为一位妇道人家，大体上是开明有见识的。王家不是一个革命进步家庭，但它不是秋瑾的对立面。在血雨腥风的统治下，它冒巨大风险不计后果为“乱党”儿媳秋瑾办妥身后事。辛亥革命成功后，包括移灵西湖、营建衣冠冢和秋烈士祠，王家全程参与，提供经费。我们如果无底线地指责和丑化这个家族，显然违背历史的伦理。

　　幸福的家庭个个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王廷钧、秋瑾夫妇育有二名子女：长子王沅德，1950年代被聘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其子女定居湖南；女儿王灿芝则移居海外。实际上，秋瑾的直系后裔已不在浙江，绍兴老家已没有后人。后来，秋瑾夫妻反目，她离家出走，走上革命道路，这又是一个不幸的家庭。在秋瑾被视为“乱党”和惨遭杀害后，王家没有选择划清界限，而是宽恕了这位叛逆的儿媳，他们为秋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革命成功后，王家也没有因为秋瑾的光环而得到褒扬和照顾，相反，在湘、浙两省为烈士归葬西湖还是岳麓山的争议中顾全大局，认同“秋侠为革命巨子，世界公认，不敢一家私有”，妥善处理好了这些矛盾，这都是应该予以正面评价的。

　　在湖湘文化的源头，有一段凄美的爱情传说，即娥皇、女英千里寻夫。湖南接纳了这两位外来女子，她们被尊为湘水神、洞庭湖神祗，也称“湘娥”、“湘灵”、“湘妃”、“湘君”和“湘夫人”，和湖南密不可分，世世代代传唱讴歌。湖湘文化博大包容，外来文化元素成为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开放的文化。秋瑾和二妃有相似之处但也不尽相同，秋瑾是一位从湖南走出去的女中豪杰，她虽然祖籍山阴，但成长却在湖南。清末有句老话：无湘不成军，无绍不成衙。绍兴是出师爷的地方，而秋瑾抛头颅洒热血，宁折勿弯与湖湘文化先贤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一脉相承。吴越文化的基因是灵巧精细，浙江文化是主打经济的文化，而湖南文化则较偏重于政治军事，这里是一大批近现代革命家成长的沃土，是湖湘文化的浸润，湖南人的奋斗精神、牺牲精神培育、成就了秋瑾，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湖南人。

　　李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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