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文化交流与亚洲文明共建

　　一、文化的接近与地理的距离

　　最近因为工作关系，在网上看了日本电视剧《深夜食堂》。平时我是不怎么关注日本电视剧的——因为听不懂。这次本来也只想随便“瞭一眼”的，谁知就“陷”了进去，接连看了前几季中的好些集，欲罢不能。日本餐馆里那种淡雅的风格、含蓄的情绪很有东方神韵。那些处在边缘的小人物，他们的隐忍与善良令人动容。我不禁猜想，在没有东方文化底蕴的国度，人们会怎么看？

　　据说，日本在推行其影视产业全球战略时，采用完全不同的两种方式：对面向世界的动漫、游戏等以“热闹”取胜的节目，采取“消除日本味道”的全球化路径，呈现的是一种无种族特征、眼大呆萌式的卡通化人物；而在面向文化更接近的亚洲等地受众时，不仅主推影视剧等更加人性化的走心内容，而且特别注意呈现区域特色和地域文化。这时的电视文化反而是很有东方味道和日本特色的。

　　2000年，当第一波韩流引起关注时，我在汉城（当时还没有改名首尔）国立大学作访问学者。有一次座谈中，一位研究媒介的女教授问我，为什么韩国的家庭伦理电视剧在中国那么“火”（popular）。当时，《爱情是什么》刚被中央电视台引进中国不久，且大受欢迎。我不暇思索，张口答道：因为两国的生活既相似，又不同（both similar and different），中国观众对熟悉的东方情调感到亲切，又对异国他乡的韩式生活十分好奇，韩国导演和编剧很好地回应了亚洲受众对韩国现代生活的好奇心，以及他们对影视中恪守的东方传统文化的亲切感，才在周边地区掀起了“韩剧热”。

　　尽管世界已经全球化了，尽管西方文化具有更大的全球影响，但是，地理的远近和文化的亲疏还是人们交往时的重要考虑。近年来，出境游成为时尚。据环球网消息统计，2019年春节假期前后的出境中国游客，热门目的地排名中，泰国第一，日本居第二，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紧随其后。除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中国移民集中的国家可能有家庭团聚的因素之外，就旅游而言，东南亚及东北亚国家总体上占据前列。其实，不仅节假日，就是平时，出境游也是这种趋势。

　　就连中国海外文化中心的全球分布，也可以看出这种地理和文化距离的影响。在目前分布全球的34个中国文化中心中，亚洲占了第一（13个），其次是欧洲（12个），然后是非洲（5个）、大洋洲（3个）、美洲（1个）。可见，文化具有距离和圈层的结构。地理文化的接近感可以增加区域内的文化接触和交流，会产生地区的凝聚力。

　　亚洲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四大文明古国都起源于亚洲。在古代，随着亚洲和东方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起源于亚洲的文明逐步流向世界，造福于人类。然而近代以来，亚洲文明和东方文化的灿烂辉煌让位于后起的工业文明和西方文化。不过，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制度暴露出来的弊端，提示了寻找新的人类道路的必要性。亚洲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复兴的前景隐约在望。

　　二、用文化交流促进亚洲文明的发展

　　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演讲中强调：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①

　　1.亚洲文明与中华文化复兴

　　“文明”（如“亚洲文明”）与“文化”（如“中华文化”“日本文化”“韩国文化”）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文史大家钱穆说：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而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②认为文化和文明分属不同部分的这些学者认为，文明是物质文化，文化是精神文化和社会文化；文化包括人的价值、信仰、道德、理想、藝术等因素；而文明仅包括技术、技巧和物质的因素。例如，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名著《文明的进程》认为，文明与文化的区别是：文化是表现不同民族差异性的东西，本身没有高下之分，而文明“强调的是人类共同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各民族之间的差异”，③使得文明具有了可比性。也就是说，文化偏重于制度和精神，文明偏重于物质和技术。文明容易识别，有发展阶段的高低之分；而文化价值则是相对的，各民族的价值观念可以不同而并存，难以比较优劣和求得一致。

　　本文认为，文明和文化是不同层次的人文景观，但物质和精神难以截然两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是沉淀下来的文化，而文化则是纵横流动的文明。传播是文化最大的特征之一。文明有先进、发达与落后、原始之别，而不同的文化因各自认同的价值差异而有共存的理由。

　　随着人类社会的现代进化，亚洲的古代文明衰落了。但如今，现代文明面临着多方面的持续挑战，已经捉襟见肘，招架无功，需要传播新的文化，创造新的文明。更新的亚洲文明可以为此作出贡献。新的亚洲文明是在全球化基础上西式现代化与东方智慧、亚洲精神相互结合的产物。新的亚洲文化将超越西方现代文化，创造新的世界文明。

　　早已西方化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是华裔，他对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复兴寄予希望。2005年4月，他在博鳌亚洲论坛作主旨演讲时为中国与世界的合作共赢献计献策。他认为，说中国崛起并不恰当，说重新崛起可能更为准确。中国应该通过自己的文化复兴显示实力，进入艺术和文化的黄金时代。李光耀说，让中国充满活力，让人民享受重新绽放的光辉文化，方式就是文艺复兴、文化复兴。能够这样做的中国是非常吸引人的，整个世界都愿意看到中国的这种文化复兴。

　　为了促进亚洲文明的新生，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要努力提炼精神标识。史学家陈祖武认为：中华文化是一种“把个人和他人融为一体、追求人己相互依存与和谐共生的文化”。老子言“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使礼让和谐的规范在传统中国蔚然成风，也体现了中华文化追求人己和谐的精神境界。④

　　追求人己和谐的中国必须与世界交流，首先是与亚洲交流。中国需要向他国学习，文化的融合、新文明的创造是通过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实现的。

　　2.用文化交流构建亚洲文明

　　传播与交流是近义词。但是细细辨别，它们的意义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一般而言，传播是有意为之的、宣讲性的、说服性的，或者说，单向的表达。在面对论敌时，在面向大众时，要亮相，要宣讲，需要借助气势，营造氛围。在这种情况下主要靠传播，大众传播是最有效率的沟通。

　　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有所不同。交流是更日常化的、平民性的、双向的表达沟通和在理解基础上的文化融合。交流的最主要特征是双向、平等、自愿。引进与输出并存，吸纳与拒绝同在。在平等的交流中，你可以宣扬你的，我也可以介绍我的。你可以批评我，但也要让我解释、说明甚至反驳。谁也不能独此一家，妄自尊大，像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对待世界的态度一样。在文化领域，欲达润物无声的目标，还是交流更管用。

　　近年来，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讨论，有学者专题研究了新世界主义的大同理想。⑤按照他们的设计，由近而远、从内到外依次通过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中国与亚洲之外各国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可以形成一个同心圆模型的命运共同体圈层结构。这当然只是一种尝试。对人类文化的地理地形图，还会有其他的描述。然而，地理与文化的接近性决定了沟通与交流的密切性，却是明显的现象和长久的趋势。极具文化接近潜力的电视应该为亚洲文化的交流做出贡献。

　　在人类的无数沟通渠道中，影视以最直观的方式降低了语言隔绝带来的障碍。通过影视的交流，最有利于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接近性的电视文化与亚洲传播

　　长期研究巴西电视传播的美国教授、国际知名的媒体与文化研究学者约瑟夫·斯特劳巴哈提出了针对电子媒介的电视领域“文化接近性”理论，他指出：极少有人会以“全球”作为自己的身份，文化本质上是对地方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分层的，是有远近距离的。⑥

　　斯特劳巴哈提出的“文化接近性”，理论前提非常简单：人们总是因为相同或者相似的历史、地理、语言、宗教等文化因素而产生熟悉感、亲近感、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使人们接近某种文化，并作出接触、接受该文化的选择。这种受众的态度是在“不知不觉”中自动进行的文化选择。文化接近性可以是天然形成的，如对母语和故乡的感情；也可以是后天构建的，例如，对国家的效忠就是一种政治认同。不过，“文化接近性”作为理论思路的特殊性在于，它对影响文化认同的条件和因素作出了更细的划分：从中发现了“地方”“州”“国家”三个层次同时存在的本土文化认同。其中，处于基层的地方（如村镇）是习得文化的基本环境，是最直接的文化认同对象。

　　当然，“文化接近”不是一种天然和静止的状态，而是一种动态变化的过程，也是人为努力的结果。历史和传统曾经在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接纳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特别是在交通和媒介不发达的古代，文化的交流主要通过接触来进行，文化的传播主要通过实际的人或物来实现。但是，在工业化、现代化之后，发达的交通工具和传播媒介完全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信号代替了实物，虚拟取代了现实，文化的传播变成了一种符号的狂欢。结果，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流行文化一步到位地统治了全球的大众文化。

　　约瑟夫·斯特劳巴哈注意到，受众可能因为好奇心或其他因素的影响，被表面上看起来与本土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产品所吸引，进而发现民族国家之上的“区域”乃至“跨区域”层次的文化接近性。最终，斯特劳巴哈提出了文化接近性亦即文化认同“从本土到全球”的“多层次”完整体系。这种圈层式的系统是从地方到（国内的）地区、从全国到（世界的）区域，最终才指向全球的。也就是说，这种文化接近的同心圆，以国家为最重要的分界线，分为上下两大部分：本地-（国内的）地区-全国；全国-（世界的）地区-全球。在民族国家以下的层次，本地文化对于个体的认同最为关键；在民族国家以上的层次，则需要特别强调“区域”（如亚洲）而非“全球”的影响。正是循着文化接近的路径，本土文化一步步连接着全球文化。通过电视这种最有力的媒介，整个世界连成一个网络。

　　就电视传播尤其是娱乐节目而言，文化的接近性主要通过两个途徑：一个是本土的途径，亦即受众因为对本地文化的熟悉而偏爱本国或本地生产的内容，例如，在质量相当的情况下，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更偏爱用母语播出的本地娱乐节目。另一个是在超越国家的层面，一般受众会更加偏爱与他们文化更接近的区域内电视节目，例如，亚洲国家的人民更欢迎日本、韩国、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电视节目。

　　如何利用这种文化的接近性，用电视媒介加强与亚洲人民的交流，共同促进和谐的亚洲文化进而构建一种新的亚洲文明？电视新闻、电视纪录片和电视剧这几种主要的体裁都可以有所作为。电视新闻最利于摆事实讲道理，可以用亚洲人可以理解的语言（无论是英语或者其他民族的语言，还是亚洲的概念和话语）、亚洲人民感兴趣的话题（如亚洲国家的社会发展，亚洲人民之间的合作与交往），以亚洲传统习惯的重感情、讲情理方式，以及与亚洲当地媒体合作等合适的渠道，互通有无，团结协作。

　　在电视纪录片方面，可以寻找亚洲人民共同关切的话题，发挥亚洲叙事委婉含蓄的特点，在较高语境的文化传播中以真实的故事达到感情的共鸣。

　　电视剧是最有观众缘和影响力的文化产品。亚洲人民有一些相似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偏好，也很易于相互对比与模仿。要用电视剧讲好中国故事，要让电视叙事传达“邻里效应”和中国魅力。

　　“国之交在于民之亲。”就电视交流而言，不应忘记公众外交最重要的形式——用户制作的网络视频产品，特别是短视频。这是一个特别具有生机与活力的领域。网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无限的！不过，这种网上电视的国际交流还是一桩新事物，需要在政策、机制、导向、策略方面进行探索，才能推动亚洲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及其交流、融合，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新的亚洲文明。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ZDA056）

　　「注释」

　　①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人民日报》2015年03月29日，第1版。

　　②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页。

　　③[德]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④陈祖武：《中华文化追求人己和谐》，《人民日报》2019年2月18日，第9版。

　　⑤邵培仁、周颖：《国际传播视域中的新世界主义“：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流变过程及动力机制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关于“文化接近性”的介绍，请参阅梁悦悦：《金砖国家经验与全球媒介研究创

　　⑥新——约瑟夫·斯特劳巴哈教授访谈》，《国际新闻界》2017第3期。

　　郭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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