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对话中促进亚洲文明交流互鉴

　　当前中日关系重回正轨，迎来窗口期。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8年夏季进行的民调显示，近年来日本民众对中国积极评价的数量在稳步增长。目前17%的日本民众对中国抱有好感，创下6年来的新高。2018年10月，日本民间团体“言论NPO”与中国国际出版集团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中国民众对日本印象“好”或“相对较好”的比例较上一年度上升了10。7%，达到42。2%，自2005年开展此项调查以来，首次超过四成，创下新高。中日是亚洲文明的两个代表性国家，日本是亚洲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如何通过对话实现交流互鉴，共同创造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丽的亚洲，是中国政府的倡议，也是亚洲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主席说，文艺“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最好方式”。①中日两国都有着自己风格独特的文学传统，它们之间的相遇、相看，往往可以加深文明之间的互相了解、互相欣赏和互相尊重，从而激发出更为绚烂的文化和文明。因此，可以以当代文学为媒，在文学对话中促进亚洲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一、当代文学：亚洲文明对话的人文纽带

　　文学“旅行”能够激发文明对话。文学永远是沟通心灵的最佳手段。著名作家井乔先生说：“只有通过一个国家优秀的文学作品，才能真正了解这个国家。”当代文学反映的是当今社会的脉搏，体现的是这个文化的内在气质。要想走进当代人的精神世界，理解这个国家的发展脉络，阅读当代文学作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中日之间的文学“旅行”，不仅能够深刻地认识对方，还能够全面地认识自己。

　　当代文学在实践亚洲文明对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代日本曾经出现过两次当代中国文学热：一次是上世纪 50年代前期，另一次是80年代前期。这两段时期可谓当代中国文学在日本的“黄金时代”。当时，几乎所有日本人都对当代中国文学文化动向十分关注。经过30年的沉寂，最近5年，当代中国文学在日本的影响力渐强。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带领当代中国文学进入新局面；2015年阎连科小说《受活》日文版的热销，彻底改变了日本民众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看法。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出版和阅读，呈现出爆发式的全面繁荣态势”；②90年代则进入一波波的阅读热潮，从渡边淳一到川端康成再到村上春树，从“一分钟小说”到“掌上小说”再到财经小说、商战小说；进入21世纪，已经实现了“走进主义”，走到文学的深处，登堂探奥。当代日本文学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养料。

　　当前，在两国文学的对话中还存在不平衡性的问题。当代中国文学在日本的接受程度相对较低，与当代日本文学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日本读者对本土小说还是追捧的。因此，在图书出版、译介等商业因素影响之外，需要深入展开热烈的文学对话，推动日本民众关注和走进当代中国文学；还需要注重文学交流的双向性，尊重读者的取向，认识自身的不足，创作基于共同价值的文学。阎连科小说《受活》再版3次启示我们，在语言、想象力、故事结构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描述上有新鲜感的文学作品在日本依旧受欢迎。此外，为尽快缩小差距，当代文学“走出去”需要加大国家助推的力量。

　　二、当代作家：亚洲文明对话的重要力量

　　作家群体是文明对话的重要力量。作家是善于讲故事的人，作家在文明对话中更擅长调动观众和粉丝的热情。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就善于讲故事。在博鳌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分论坛会场，他选择一个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开场，“上世纪60年代，我叔叔在供销社工作，买了一包伊拉克的椰枣孝敬我奶奶，我奶奶分了一个给我，我觉得那是地球上最好吃的食物，这个味道在我记忆中留存了几十年。以至于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我们一起学习的同学对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态度分了两派，而我是坚决反对美国打伊拉克的，我怕美国的飞机大炮把伊拉克的椰枣树毁了”。③

　　中日作家面对面交流是亚洲文明对话的典范。面对面的交流，是心与心的碰撞，会让对话更具凝聚力。新世纪以来，中日作家对话不断，如整体性的中日女作家对话会（2001年）、中日青年作家会议（2006年）、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2010年）、中日作家会议（2016年）、中日青年作家交流会（2017）、中日科幻文学论坛（2018）等，还有作家与作家、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如刘震云与浅田次郎对话会、阎连科与日本市民读者对话会等，以及2018年梁晓声、渡边淳一书房同时落户青岛等活动，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创作、译介也是文明对话的过程。日本译介中国当代文学全集或者选集，主要有《现代中国文学全集》（15卷，河出书房）、《中国现代文学选集》（20卷，平凡社）、《现代中国文学》（12卷，河出书房新社）、《现代中国文学选集》（13卷，德间书店）、《Collection 中国同时代小说》（10卷，勉诚社），包括莫言、阎连科、余华、贾平凹、残雪、甘耀明等作家。中国也对日本当代文坛主要作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译介，包括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井上靖、大江健三郎、村上龙、村上春树、小川洋子、松本清张、森村诚一、渡边淳一、东野圭吾等。

　　当前，中日作家的交流和译介传播都还远远不够。从2012年前后开始，中日之间的交流基本停滞。近三年开始逐渐恢复。其实，作家间的交流与合作不仅是修正中日关系的“定盘星”，也是促进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催化剂。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美能拯救世界。”译介传播也会促进双方形成主观阐释和客观历史语境的交织，促进文明的容纳和融合。为此，政府应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契机，团结作家（包括翻译家、研究专家），组织大量交流对话活动，汇聚亚洲文明，传承亚洲精神，凝聚亚洲共识。

　　三、文学精神：亚洲文明对话的重要资源

　　文学精神是文明对话的基础。文学精神的特质是人文精神，在全球化语境下，人文精神包含着对全球与本土之间冲突的理解。就亚洲而言，即尊重亚洲文明的多样性，这也是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作为文明承载体的文学，正是通过自身独特的文学精神，吸引着中日两国人民。读者在人文精神的支配下感悟两国文明的多样性。莫言的小说《牛》和《筑路》的翻译者菱沼彬晁说，莫言之所以能变成世界的莫言，就是因为他在探求自己从哪里来的旅途中发现“地球是一个小的村庄”，从而越过了文学的地平线。④

　　中日当代文学精神在某些方面存在惊人的共同点。中日作家都密切关注生命的存在状况，关注生活及生存意义，并通过不同的创作手法、敘事风格向读者展现不同的生存画卷。以余华和村上春树为例，余华以中国当代社会变革为背景，充分表现人在物质贫乏、生存艰难时的苦难和人性；村上春树以日本经济高度发展为背景，充分表现物质生活富裕状况下人的精神苦闷和孤独。在表达人类生存艰难的话语上，两国作家的敏锐思考是非常相似的。他们都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和催化，都属于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尽管写作手法、创作风格、语言特点等不尽相同，但在关注人类生存、探讨人性问题以及人生意义上的理念是一致的。因此，文学精神在促进亚洲文明对话中具有天然的优势，更容易促进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促进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促进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如何凸显“和而不同”，促进文明对话，是目前中日当代文学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为此，要如贾平凹所说，“真实地、准确地写出中国现实社会、写出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把当代中国的文学精神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也就自然促成了对话。

　　亚洲文明的发展，需要文学对话的力量。文本、作家以及二者所创造出来的文学精神，辅之以精准的传播手段，能够有效促进亚洲文明交流互鉴。加强中日当代文学的对话交流，必将进一步丰富两国人民的精神生活，让两国发展合作更加活力四射。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ZDA285）

　　「注释」

　　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187页。

　　②王向远：《当代中国的日本文学阅读现象分析》，《名作欣赏》2014年第1期。

　　③《莫言以椰枣论文化交流：要把最好的东西给别人吃》，中国新闻网，http：//www。 chinanews。com/gn/2016/03-23/7808688。shtml。

　　④焦波：《日本汉学家：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日本影响力渐强》，《中国文化报》2013年12月3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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