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挑战和应对

　　近五年来，中国愈加重视国际话语权的建设。2017年党的十九大以后，国际话语权建设更是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进入新时代，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都正加速崛起。这既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上升提供了愈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国际样板作用，也同时无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新问题，因而需要分析新矛盾，提出新思路和新办法。

　　一、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所面临的新问题

　　（一）西方传统的“中国威胁论”有了新的升级与变种

　　随着中国的加速崛起，西方传统的“中国威胁论”不断推陈出新，衍生出多種新版本，而当前被西方媒体热炒的“锐实力”（sharp power）是其中之一。

　　“锐实力”概念最早出现在2017年12月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发布报告《锐实力：崛起的威权影响力》（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很快，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紧随其后，刊发封面文章全面讨论中国的“锐实力”，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则刊登了约瑟夫·奈的重头文章，研讨西方国家如何运用“软实力”击败中俄“锐实力”。

　　与20世纪90年代冷战“胜利”后约瑟夫·奈为解释美国战胜原因而量身定制的“软实力”相类似，“锐实力”则是专门为描述中国而造。所不同的是，前者为正面阐释，顺带产生正面宣传美国模式、国家形象的效应；而后者则是负面斥责。按照这些文章的界定，所谓“软实力”乃是通过吸引和游说，而“锐实力”则是如同财富、武力那种硬实力一样，通过强制和收买而操纵他国。这种明显带有双重标准性质的界定，在国际上被视为美国/西方战略界、学界对华舆论战的一部分。

　　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2019年3月8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严厉驳斥西方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炒作，直言“虽然有了新的翻版（锐实力），但却更加不得人心”。

　　然而，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言“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如果中国不对种种升级版的“中国威胁论”仔细分析、积极应对，那么“谎言流传一千次也可能会被当作真理”，这些“不得人心”的不实之词仍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蒙蔽广大其他国家，从而给中国国家形象、外交工作带来负面影响。①

　　（二）“走出去”的进程中还存在水土不服的症候

　　中国在加速“走出去”进程中，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基建、投资、安保等领域有了更多的交集，然而我们在心态与文化上，似乎尚未对此做好准备，于是表现出种种水土不服的症候。

　　在这方面，2018年春节晚会上颇受争议的小品节目《同喜同乐》是一个典型案例。小品讲的是郑恺扮演的一位中国援建非洲铁路的培训员与肯尼亚当地的一对母女发生的故事。整个小品试图展现中国对非洲帮助以及非洲人民的感激之情。

　　小品的主题立意是积极向上的，但其中“由中国人扮演的非洲大妈装上了夸张的假屁股”，以及由在华非洲人扮演“猴子”等细节，使它成为一个媒体事件，甚至被打上“种族歧视”的标签成为《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新闻周刊》（Newsweek）、英国广播公司（BBC）等西方媒体的炒作对象。诚然，这些负面描述、尖锐批评中国春晚小品的西方媒体文章，难免带有他们的偏见，甚至不排除蓄意以此为借口扭曲中国、妖魔化中国国际形象的企图。但我们自己看待这些现实问题和文化现象时，则不妨持一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开明心态，否则同样会被带入陷阱，使我们塑造中国国际形象、拉近中外关系的种种努力难以产生正面效果。

　　二、产生新问题的新原因

　　（一）中国与美国实力差距的加速缩小

　　当前中国在面对西方世界建设、提升本国话语权时，遭到更为强烈的打压与反制。这是为什么呢？

　　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在于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表现出的“加速崛起”的状态，让西方核心国家感到切身的威胁。随着中美（物质）实力差距的加速缩小，两国的关系也从原来的“合作性大于竞争性”向“竞争性大于合作性”转化。②

　　而中美在国家战略层面不断加剧的竞争，也不可避免地外溢到国际和国内的话语层面。譬如，当美国劳工阶层都被灌输一种思想“正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才导致你们失业”时，中国无论是通过政府外交还是民间公共外交试图去正面形塑在这些国家国民心中的形象，都将面临更大阻力。

　　与此同时，中国近年来对自身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愈加“自信”（中国媒体用confident，但西方部分媒体用贬义词‘强势assertive来负面描述），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后所展现出的可能与“美国模式”相竞争的“中国模式”，不仅在国际层面让美国感到威胁，同时让此前美国国内指望“转化”中国的力量日渐失语，而他们的反面，即主张在安全和经贸等领域同时对华强硬、防范甚至围堵的声音随之开始高涨。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SS）、《美国国防战略报告》（NDS）为代表的官方核心文件，已经将美国朝野上下的最新共识展现无疑。所以，无论从客观实力还是从主观意图上看，西方判断中国的威胁都在上升，而且这次是直接冲着自己而来，因而采取了更加强烈的防堵措施。③

　　对比新老“中国威胁论”，虽然其攻击对象都是中国，并无变化，但这些论调所恐吓的对象已经悄然从过去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周边邻国变成了西方世界自身，或者说是最强大、最有国际影响力的西方核心国家——美国与西欧。过去所谓“中国威胁论”，西方往往置身事外，做出一副好意关心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周边邻国的样子，告诫他们“警惕中国的扩张”，而他们自己似乎并未感受到中国的实际威胁。但现在，这种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被描绘得如此具体而迫近，以至于在某些发达国家竟然成了其国内社会问题。当下西方少数学术机构“抵制孔子学院”事件，以及在美国、澳洲、加拿大等国被媒体热炒的“中国渗透”“收买议员”之事，都是山雨欲来的前兆。④

　　（二）中国在告别“革命外交”传统后没有形成能够响应时代需求的认知新来源和交往新范式

　　文章第一部分列举的第二个问题，即中国在通过“一带一路”等政策抓手加强自身与非西方世界全方位联系的时候所遭遇到的种种不适，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理解为近代中国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古代的传统中国作为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文化共同体，孤立于欧亚大陆的东端，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较为有限。直到近代，在西方坚船利炮和传教士、商人、政客的“中介”作用下，中国才从自己的“天下体系”中脱离出来，然后并不太情愿地被纳入由西方人所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国际社会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观察世界的时候无可避免地“被戴上”西方强行赠送的有色眼镜。也正因如此，中国人看待包括非洲人在内的一切非西方事物，实际上都不知不觉地运用西方的眼光和视角来看待。这一传统在新中国建立后，随着世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和新中国“革命外交”的开展而一时中断。

　　然而，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当中国重新打开国门、融入世界时，此世界非彼世界，而是以西方核心国家为主体的一整套制度-文化复合体，曾一度被“革命外交”所暂时中断的、自洋务运动时代便已产生的悠久传统，遂以新的形式开始形塑着中国社会及其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在“融入”（西方主流）世界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获得了正面收益，譬如迎来了“复关”与“入世”，借力国际规则倒逼国内落后体制改革，全面提升了中国的物质生产能力从而开启综合国力的跃迁；同时也接受了一些谬误，譬如把西方文化中对非洲人的传统描绘、“刻板印象”（stereotype）等等都内化为中国主流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以至于在“入世”将近20年后的今天，在与非洲国家人民深层交往或在中国媒体上再生产出他们的镜像时，出现了一定的不适症候。

　　三、解决新问题的新办法

　　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全面展开相关的对策思考。但总体的思路是明确的。

　　（一）面对西方受眾进行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宜求同存异、增同化异，而非追求标新立异

　　在面对西方核心强国越来越大的疑惧时，中国在话语建设上不必过于突出相“异”的一面，而宜求“同”。譬如，中国官方宣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二个词“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可以说放到任何一个国家，无论西方、东方、南方、北方，都是没有任何政党、宗教或理论去反对、驳斥的，可以作为联通中国与西方以及其他文明的“共享价值”来进行推广，以促进“民心相通”。在这个过程中，似乎并无必要过多地贴上“中国特色”的标签，从而自己把自己与他国区分、隔离开来。⑤

　　换言之，一个愈加自信的中国，在外宣上不妨更加艺术、巧妙，更讲人情味，以拉近人心为目标，而非简单展示经济成就。这种简单展示，在西方大国看来不仅是对其国际主导权的赤裸裸挑战，也是“锐实力”的暴露，即中国通过所谓“金钱收买”或“债务陷阱”来拓展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而在发展中国家老百姓看来，则可能与昔日“殖民地的白人老爷”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换了肤色而已。这样的错误认知一旦形成，并经西方媒体的煽风点火、“腌制发酵”，必然对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构成重大威胁。⑥

　　（二）面对非西方受众进行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要在深入研习、批判西方认知与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潮流的新交往模式

　　对于非西方国家，从技术面上讲，中国对他们的认知与研究，虽不必“另起炉灶”“推倒重来”，但确实有必要形成自己的新传统和新话语，而不能继续照搬照套西方的老概念、老传统。对中国而言，最糟糕的情况是：一方面并没有建立其自己的一套国际话语体系，自己无意识地说着还是西方人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形成的那一套老话语，譬如把美国早期南方电影中对“女黑奴臃肿肥胖体型”的刻画原原本本地继承并发扬光大到当代中国的国际化电视平台上，引起较大争议。

　　（三）避免重蹈西方覆辙，创新国际交往模式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当今世界正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下的国际社会源于近代西欧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国际秩序、规则规范、价值理念等各方面都承袭了西方的既有传统。对此，我们既不能一概否认、对抗，也不必照单全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看到：旧体系的内在矛盾不断显现，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型经济体正以更加自信、蓬勃的姿态为世界新秩序的建构与改良不断提供新动力、新方案。⑦

　　因此，今天的中国人不妨一方面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继续向欧美、日本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批判地借鉴、吸收、内化西方的知识，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加以检验和改进。然后把这种高度中国化的、可能更适合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当前切身需要的发展理念、管理模式、科学技术通过“一带一路”等政策抓手，向国际社会柔性传播。这是一种可持续且能够将中西方“模式之争”对抗烈度降至最低的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有效手段。

　　2018年年初，美国时任国务卿蒂勒森继加勒比-拉美之行直斥中国为“帝国主义”后，又在访问非洲的时候继续挑拨离间，却遭到非洲与会各国政府的怒斥，愤而离席。笔者看来，造成这一结果固然有中国当代经营非洲、友善他国的努力之作用，但同时与毛泽东、周恩来时代中国在自身并不富裕的情况下无私援非的根底不无关联。这一案例启发当代中国的外交官和国际话语权建设者们，我们在“新时代”带着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帮助非洲实现跨越式发展，也要继承好毛泽东时代中国援非“赤脚医生”的平等精神和无私情怀。这是因为，同样是给予国际援助，居高临下的“施舍”所得的结果一定不如以平等之心、在相互尊重前提下提供的帮助更能赢得受援方的尊重和好感。傲慢与偏见甚至还会使对外援助的小国走向反面，即，对方拿到好处后心中反而更生怨念——“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这方面西方国家已经积攒了足够的教训。中国要避免重蹈覆辙，不能继续走西方式外援的老路，而需创新国际交往模式。而交往模式创新的前提则是中国在认识亚非拉国家和国民时，要有自己的定见和独特视角，能自觉跳出西方自殖民时代以来所积累的“东方学”窠臼，用新时代的新眼光去独立客观、相互尊重地审视我们的合作伙伴。

　　同样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今日的中国既不打算输出“革命”也无心输出“中国模式”。为此，中国传统文化所孕育的“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的教义或许有助于我们克服近代西方人的“传教冲动”，同时有效抑制崛起大国的骄傲自满。如此，方可讲好“中国故事”，方可可持续地推动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既服务于国家利益和人民的福祉，又能够兼顾全球公义，发扬习主席所提倡的“正确义利观”，最终携手世界各国构建好“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释」

　　①刘卫东：《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意欲何为》，《红旗文稿》2018年第15期。

　　②王鹏：《“对冲”与“楔子”：美国“印太”战略的内生逻辑——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当代亚太》2018年第3期。

　　③袁赛男：《当前国际涉华舆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为例》，《对外传播》2018年第7期。

　　④崔远航：《十九大以来西方媒体眼中的“中国威胁论”：特点与趋势分析》，《对外传播》2018年4期。

　　⑤刘强：《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内因检视及对策思考——中国对外宣传的技术误区因素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年第4期。

　　⑥赵可金：《新一轮“中国威胁论”，错在哪》，《红旗文稿》2018年第4期。

　　⑦王鹏：《以“行动队”助力全球治理新变革》，《人民日报》2016年9月13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