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批评白居易不伟大的一面

　　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前有一段时间，舒芜先生（1922—2009）在徐州的省立江苏学院中文系教书，同事中颇有诗人，于是他也写了不少诗，形成他又一个旧体诗创作的繁荣期。1947年，他有一首就本地風光而发的《访燕子楼故址》：

　　黄风白草吊青春，一例芳时委暗尘。

　　飞土欲诛玄鸟氏，微吟难颂守楼人。

　　荒园惨惨魂仍在，大宙沉沉梦未真。

　　亘古胭脂夸北地，不堪重现女儿身。

　　同事管劲丞先生次韵奉和一首：“楼空燕去亘千春，凭吊空梁落细尘。史笔不褒轻死士，诗章偏讽未亡人。长河移徙余沙在，旧第荒残古迹真。窃怪江州白司马，何因特重女儿身。”

　　徐州燕子楼之出名，以至后来成为当地一处名胜古迹，同大诗人白居易（772—846）关系很大。他曾有《燕子楼》三首诗，诗前小序云：

　　徐州故张尚书有爱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予为校书郎时，游徐、泗间，张尚书宴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欢，欢甚。予因赠诗云：“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尽欢而去，尔后绝不相闻。迨兹仅一纪矣。昨日，司勋员外郎张仲素缋之访予，因吟新诗，有《燕子楼》三首，词甚婉丽。诘其由，为盼盼作也。缋之从事武宁军累年，颇知盼盼始末，云：“尚书既歿，归葬东洛，而彭城有张氏旧第，第中有小楼名燕子，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幽独块然，于今尚在。”

　　予爱缋之新咏，感彭城旧游，因同其题作三绝句。

　　武宁军乃当时地方性的军区，治所即在彭城（今徐州）；而张仲素（字缋之，？—819）曾在此入幕任职，对故尚书张愔以及关盼盼的情况相当了解，是他的来访及出示新诗，引发白居易写出了自己的《燕子楼》三首：

　　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

　　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

　　钿晕罗衫色似烟，几回欲著即潸然。

　　自从不舞霓裳曲，叠在空箱十一年。

　　今春有客洛阳回，曾到尚书墓上来。

　　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

　　关盼盼的主人、故尚书张愔突然于元和元年（806）死去，而白居易这三首诗当作于此后第十一年，即元和十一年（816）——这样连头搭尾正是十一年；其时白居易在长安任职，司勋员外郎张仲素来访，他由此得知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幽独块然”这一新闻，不免想起更早的时候在徐州做客时盼盼奉命出来“佐欢”的情形，诗中想象盼盼后来的处境和心理，对她似乎抱有相当的同情——这自然是居高临下式的。

　　其实盼盼的不嫁恐怕并非出于“念旧爱”，而是不得已。她的身份乃是那时最为低贱的家妓，只要主人不放她出去即绝无人身自由，张愔虽死，总还有他的接班人也就是现在的主人，他们不发慈悲，盼盼就只能留在原地，而况年纪渐渐老大，即使放出去，也很难嫁一个合适的人了——“老大嫁作商人妇”，也许她还不愿意：自己虽然地位低贱，但原来的主人到底是主持一方军政事务的大员，这样的女人往往不肯下嫁低就。

　　总之，这盼盼实在是当时极不合理之社会制度的一个牺牲品，在实际生活之中一筹莫展。

　　那么就这样待下去吗？白居易以为这也不大行得通，他在另外一首《感故张仆射诸妓》中说：“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他的意思是说张大人花大把的黄金把几个女孩子买来充当家妓，又费很大力气教她们歌舞，把自己的精力都耗尽了，而一旦死去，却没有人肯随之而行！这是批评盼盼等家妓未能以身相殉了。

　　徐州张尚书府的家妓文化水平比较高，（《云仙杂记》卷四：“徐州张尚书，妓女多涉猎。人有借其书者，往往粉指痕并印于青编。”）据说盼盼得知此诗后，明白白居易的意思，受不了这样的刺激，竟绝食而死。

　　白居易这一席话把家妓简直不当人看待，态度也未免太残酷了！舒芜的《访燕子楼故址》就是因白居易与盼盼的故事而作。他晚年回忆说：“我不喜欢这个故事，不喜欢白居易这些诗。”对于白居易“责备她没有跟着主人死”尤其反感，在他的眼中，燕子楼是一处悲惨世界，“荒园惨惨魂仍在，大宙沉沉梦未真”，于是形之于歌咏。他高兴地看到，管劲丞先生的和诗“完全同意了我对白居易的谴责”。

　　这首谴责白居易的诗在舒芜的写作生涯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老先生后来大量著作、文章的一大主题就是关心妇女的命运，笔者曾在2005年一篇关于《哀妇人》的书评中做过这样的归纳：

　　舒芜先生著作等身，涉及的方面甚广，而广博之中自有其内在的联系，一个明显的中心就是女性问题，他至少有三本书是研究这一问题的，这就是《红楼说梦》、《女性的发现》和《哀妇人》……《红楼说梦》是以“哀妇人”特别是哀少女为其中心的。周作人是大谈女性问题的先驱，这两者与《哀妇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女性问题实在是舒芜先生学术研究和杂文写作的一大中心；曹雪芹也好，周作人也好，都与此中心密切相关。夫子之道一以贯之，这里的“一”无非就是“五四”以来关于人性解放、自由平等的精神。

　　回归“五四”，以女性问题的研究为着力点——这也许就是舒芜先生最近三十年来工作的基本面貌。（《“哀妇人而为之代言”——舒芜先生论女性问题的三本书》，《青岛日报》2005年9月24日《三味书屋》副刊）

　　在《哀妇人》一书中，有一篇《伟大诗人的不伟大一面》（1996年）特别引人注目，此文是就家妓问题猛烈批评白居易的。原来这位大诗人官当大了以后，家里颇养了些歌舞伎，诗中一再津津乐道，其《追欢偶作》诗中有“石楼月下吹芦管，金谷风前舞柳枝。十听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等句，舒芜愤怒地斥责道：“‘三嫌老丑换蛾眉这样赤裸裸的老流氓之句，真还没有在别处见过。”对白居易的“绝对男性本位”，他实在不能容忍，并且进而分析说，白居易青年时代的诗还能同情弱势妇女，原是“明是非，别善恶，有同情，有理解”的，但是——

　　及至暮年，精力日衰，私欲日深，既得利益日多，而来日无多，这就往往丢掉是非善恶，只顾自己，不复关心他人的苦乐，不再考虑他人的意见……特别是在两性问题上，在男权制度下男子对女性的看法和态度上，最容易表现出来。

　　通过解剖白居易这只“老麻雀”，舒芜先生得出了这样深刻的结论。但当我们读了他五十年前的《访燕子楼故址》诗又可以知道，白居易那种“绝对男性本位”的思想并不是到垂暮之年突然才有的，其苗头早已有之。

　　《舒芜晚年随想录》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其中多有关于思想、文学的深入思考，也涉及古代文学，文字老到，没有学院派的迂腐气息，很值得一读。

　　顾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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