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俗方为真韩愈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北宋时期的欧阳修在赠给王安石的诗中，就把李白与韩愈相提并论了（翰林指代李白，吏部指代韩愈，因为韩愈晚年曾任吏部侍郎）。当然，韩愈比起李白来可能仍然“稍逊风骚”，但是，他绝对是中国文学史上数得着的人物之一。他所发起的古文运动，当时就已颇有影响，到宋代已在文坛形成压倒性优势，到明代他更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生前已然成为古文写作的盟主，并官至吏部侍郎，死后被朝廷追赠礼部尚书，谥曰“文公”。至北宋元丰七年（1084），他被神宗皇帝封为“昌黎伯”并配享孔庙——历史上能配享孔庙的人屈指可数。后世对于韩愈仍有不少争议，但因为对于他的思想道德和文章的普遍认同，主流都是肯定的。除了“五四”和“文革”这样的特殊时期，否定他的声音不多。

　　对于韩愈的文章争议不大，影响当代并垂范后世的古文运动就是他发起的。这里的“古文”并非泛指所有古代的文章，而是特指，即相对于“时文”，也就是从魏晋以来文坛和官方均普遍使用的骈体文而言，是对中唐及以后散文的特有称呼，因为主张在语言上学习先秦两汉的文章，故名。骈体文从东汉末年开始，盛极于南北朝时期，一直占据文坛主流。这种文体崇尚对偶、声律、典故、辞藻。数百年来的骈体文创作中也出过不少知名作家和脍炙人口的好文章，但是，整体上说，这种文体华而不实，不适于用，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广阔和复杂，更显出这种文字的局限性越发突显，迫切需要改革。其实，从纯粹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古文与骈文是难分优劣的，但如果要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和表达较为复杂的思想，骈体文显然是难荷重任的，像韩愈的《原道》、《原毁》这样的文章如果也用骈体文形式去写，则完全不可想象。但是骈体文写作到韩愈生活的年代已经数百年，官方民间都习以为常，谁不这么写反而会被蔑视和嘲讽。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发起人，虽然在他之前也有采用古文形式进行写作的，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等人，但与韩愈相比，都只能算个过渡。韩愈开始身体力行且一以贯之地从事古文创作，并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创作群体，古文创作才渐成气候。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有韩愈等人的大力提倡，但一直到北宋中期，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仍然还是骈体文占主流，数百年积淀下来的习惯尤其是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很难因为一个人的号召而彻底改变。直到北宋时期，由于欧阳修等人的大加倡导，古文运动才算是大功告成。标志性事件是北宋嘉祐二年（1057）的科举考试，欧阳修（既是韩愈的超级粉丝也是古文爱好者）是主考官，他只录取用古文答卷的士子，把所有用骈体文答卷的考生一概黜去。仍然习惯于用时文写作的考生集体上门抗议，但终究无济于事。从这时起，古文才算是真正地登堂入室。后人不能不感叹科举这根指挥棒的威力。

　　韩愈出生于一个已然衰落的官宦地主之家，幼失父母，依兄嫂长大，生活一度贫困至衣食不济，于是下决心科场一博，去京城求仕做官。于他而言，这不仅是为了实现他“致吾君于舜尧，熙鸿号于无穷”的远大志向，同时也是为了改善家族的生计。贞元二年（786），他十九岁到长安，年轻气盛，指望凭自身的才学“一战而霸”，没想到天不遂人愿，连续三次考试都折戟而归，让他十分懊恼。直到贞元七年（791）他才通过礼部考试成为进士。考虑到唐代有“五十少进士”的说法，二十四岁中进士的确也不算晚。但是，按唐朝官制，进士及第也仅仅是取得了做官资格，要想实际得到官职，还必须参加吏部考试并获得通过。但是，吏部考试的难度绝对不下于礼部的科考，即使才如韩愈，并且已经在礼部主持的考试中金榜题名，居然也屡战屡败。他先是认为，可能是自己文章的“古文”习气不合习惯于“时文”的考官的趣味，于是违心学起了他认为是“俗下文字”的骈体文。作为一个对自己文章颇为自负的古文家来说，这个屈从无疑是个耻辱。但是，即使如此，改变文风也没给他带来好运。他又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干谒”不力，用现代话说就是关系拉得还不够。他不得不给达官贵人写下大量干谒文字，以求得赏识。当然在内心深处，他是耻于干谒的，因为向来以圣贤自许，他后来终身都以笔下曾经的干谒文字为耻。但是，清高与饭碗之间，孰轻孰重，不言而喻。

　　韩愈笔下干谒文字多写于这个时期。如知名的三上宰相书，《上贾滑州书》、《应科目与时人书》等。以高洁为尚，必以干谒为耻，却又为得一官而不得不为，他心中的委屈与苦闷是可以想见的。为了在其中找到平衡，他不得不在文辞中煞费苦心，以在哀求一官的同时，保留一点自尊。于是乎他的这些干谒之文出现一个独特的现象：在陈述其贫困窘迫之状以博得他人同情的同时，又自命不凡，反复强调失去自己这样的人才会是朝廷的莫大损失，总之既摇尾乞憐，又以清高自许。不好下笔的地方就多用比兴，把自己比喻为“天池之滨”、“大江之濆”的“怪物”，或者丰山上的钟，只是暂时埋没无人赏识；或者把对方比作求贤若渴的周公，自己则是当然的贤才，希望对方慧眼识珠。在唐代科举制度尚不成熟，士子干谒为社会习俗所容许，并非什么特别令人不齿的行为。干谒几乎为所有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文人所不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韩愈难免也有其苦衷。但是，韩愈的这些干谒之文却在后世屡受诟病。如司马光对韩愈干谒行为就很不以为然：“观其文，知其志，其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如此。”既然当时风气如此，为什么后人唯独如此苛责韩愈？原因很简单，韩愈已经不单单是个文人，而是成了直追孟子的圣人，成了维护道统的象征，从《春秋》责备贤者之义，更为苛责于他是很自然的。

　　为了生活，他一边继续干谒，一边准备考试，同时到地方节帅府中就职以养家糊口。贫穷的滋味是不好受的，“穷居荒凉，草树茂密，出无驴马，因与人绝”。他甚至羡慕起“一箪食、一瓢饮”的颜回，因为颜回固然贫穷，却有孔子这样的大圣人当精神寄托，而自己只能以文章自娱。

　　在仕途不畅的时候，像许多古代文人一样，韩愈也羡慕过隐居的生活。例如他的《送李愿归盘谷序》这篇被苏轼誉为唐代第一的文章，表达的就是希望在“大丈夫不遇于时”的情况下归隐山林，过上“穷居而野处”的生活。当然浪漫归浪漫，功名利禄面前这种想法终究不堪一击。他不仅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也不想自己的才华真的埋没在山林里。

　　直到贞元十八年（802），由于得到祠部员外郎陆傪的推荐，韩愈终得一官：国子监四门博士。官不大，仅相当于一个国立大学教授而已。这一年，他三十五岁了。但这时，他突然官运亨通，只一年时间就升任监察御史。他的升迁，据他自己说是因为“文日益有名”，实际上恐怕与他曾上书当时的京兆尹李实不无关系。李实政声不佳，贪婪残暴，韩愈在《上李尚书书》中却称赞他“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并表示自己愿意跟随左右“效其恳恳”。但就在同一年，也是因为这个李实，韩愈一片光明的仕途突然翻转。这一年京师大旱，百姓面临饥荒，而李实却谎报灾情，致使朝廷赈济不能落实。韩愈上书朝廷，说明真相，却遭到贬黜，三年后才回京任国子监博士。此后一路升迁，先后任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考功郎中、知制诰等。官职一路升迁，经济条件也大大改善，因为不仅俸禄增加，而且由于文名大盛，润笔（稿费）丰厚。润笔主要来自他为死者撰写的碑志，连皇帝也命他为功臣写碑，有的丈夫去世，妻子因男女有别不便出面，派女奴抱婴儿来请写墓志，也有死者留遗嘱不得韩愈作的墓志便不得下葬。

　　韩愈的一篇墓志得多少“润笔”史无明载，但韩愈因此收入大增是绝对的，韩愈生前好友刘禹锡所撰《祭韩吏部文》也说他“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诗人刘叉甚至还曾“持金数斤去”，说是“谀墓”所得，“不若与刘君为寿”。

　　韩愈经济条件不断改善，终于在元和十年（815）时候，在长安的靖安里为自己置了一座屋庐，并作一首五言长诗《示儿》纪念此事：“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此屋岂为华，于我自有余。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前荣馔宾亲，冠婚之所于。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有藤娄络之，春华夏阴敷。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嘘。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虚。山鸟旦夕鸣，有类涧谷居。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恩封高平君，子孙从朝裾。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

　　能在一线城市置房，自然成就感满满，饱学高名如韩愈之辈也不免飘飘然，无怪乎今人会为一套房搭上一生血汗、甘做半生房奴。但这首诗格调不高，连向来对韩愈膜拜有加的苏轼也有微词：“退之《示儿》所示，皆利禄事也！”说实在的，曾经的穷小子终于京城有房，任谁也难免得意一番，在晚辈面前的小小炫耀也不算什么忘形之举。但是，把这凡俗之情用诗歌形式表达，却不免有亵渎缪斯之嫌。诗歌是用来净化心灵的，孔子有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独独没讲可以拿来说“利禄事”。西哲亦有云：“少女可以歌唱自己失去的爱情，守财奴不可以歌唱自己失去的钱财。”中、西哲人表述方式有异，在对文学艺术的理解上却是相通的。笔者行文至此，亦不免为韩公一叹！

　　韩愈曾被列为司马迁以来的千古一人，虽有过誉之嫌（因为至少跟他同时代还有一个与他齐名的柳宗元，与“李、杜”之优劣一样，“韩、柳”优劣也是个纠缠千古却没有答案的问题），却也说明了韩愈文章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韩愈文集洋洋数十万言，质量上却也是良莠不齐的。这里不能不说到韩愈的碑志，其中可称为“谀墓”的不下数十篇。前面说到，韩愈写碑志是有偿服务。写作也是劳动，写文章得报酬是天经地义的事。写碑志得报酬，韩愈也非开先河者。但韩愈为数不少的碑志却是对于墓主过分的阿谀颂扬。例如《唐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志铭》中，说墓主杜兼“始为进士，乃笃朋友，及作大官，克施克守”，但新、旧《唐书》都记载杜某其人品行败坏，“兼性凶险”，“恣凶威”，“所至大杀戮”。又如《曹成王碑》说墓主李皋“侍太妃从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内外斩斩，由是朝廷滋欲試之于民”，就是说李某因为品行端庄且政绩优良，才被朝廷派到地方去为百姓服务的。事实上却是此人嫌做京官俸禄低，地方官油水足，想“下基层”朝廷却不准许，于是故意弄出些小错来达到目的：“乃故抵微法，贬温州长史，无几摄温州事。”这些“谀墓”固然不构成韩文主体，也不影响韩文碑志的整体艺术成就，但究竟还是韩文中洗不去的污点。

　　韩愈晚年官至吏部侍郎，虽然中间也因谏迎佛骨而被贬潮州，却很快内迁并在不久后回到朝廷。他去世是在长庆四年（824），年仅五十七岁。虽然他屡次哀叹自己如何未老先衰，能活到接近六旬在那个时代不算短寿了，但是，他却死得至少算不上壮烈：服食硫黄而亡。韩愈屡屡劝人不可服食药石，为什么偏偏自己会服食硫黄呢？五代时人陶谷在《清异录》中说出了端倪：“昌黎公（韩愈）晚年颇亲脂粉。故事：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始亦见功，终至绝命。”大意是说韩愈晚年亲近女色，可能年老体弱力不从心，因此用硫磺拌饭喂食公鸡，烹饪后，隔日一食，叫作“火灵库”。如果说陶谷去韩愈时代已久，记载未可全信的话，那么白居易的《思旧》诗则是明证：“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唯予不服食，老命反迟延……”

　　白居易是韩愈同时代人，且与之交厚，说他服食硫黄而亡应当是可信的。白诗以平易著称，文字不难懂，但后代为韩愈辩诬的人却不少，其中不乏历代文坛耆宿，认为白诗中的“退之”不指韩愈，而是另一个也字退之且服食丹药的人，叫卫中立，韩集中就有一篇《唐故监察御史卫府君墓誌铭》记载了这个服食丹药的卫退之。然而，韩愈本人对于自己服食丹药却并未回护：“金丹别后知传得，乞取刀圭救病身。”对于白诗中退之为何人，陈寅恪的《元白笺证稿》也有论及：“乐天（白居易）之旧友至交，而见于此诗之诸人，如元稹、杜元颖、崔群，皆当时宰相藩镇大臣，且为文学词科之高选，所谓第一流人物也。若卫中立则既非由进士出身，位止边帅幕僚之末职，复非当时文坛之健者，断无与微之诸人并述之理。然则此诗中之退之，固舍昌黎莫属矣。”

　　韩愈晚年好声色，连他的至亲好友也不讳言的。韩愈病中，他的好友张籍前往看望，韩愈还叫他的两个侍女出来演奏乐器助兴。张籍有诗为记：“中秋十六夜，魄圆天差晴。公既相邀留，坐语于阶楹。乃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筝……”

　　陈寅恪先生感叹说：“夫韩公病甚将死之时，尚不能全去声伎之乐，则平日于‘园花巷柳及‘小园桃李之流，自未能忘情。”当然，在唐代，士大夫几乎尽皆如此，原不须深究。然而，后世热爱韩愈文章的人，很不容易接受自己偶像偏晦暗的一面，不愿意相信偶像也同身边人一样是个凡俗的普通人。诸多韩愈传记、介绍文章和文学史均对韩愈死因不置一词，可谓照顾了读者情绪，却远离了事实真相。

　　不少后世学者认为韩愈屡次反对服食丹药，对其危害了然于胸，不可能以身试之，否则便会是一种“极端的二重人格和虚伪行为”。这些学者恐怕是低估了人性的普遍弱点和韩愈人格的复杂性。举个例子，韩愈因为给宪宗上《谏迎佛骨表》而被贬潮州，《谏迎佛骨表》堪称正气堂堂、大义凛然，但他刚到潮州，却按惯例上《潮州刺史谢上表》：

　　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内莫不臣妾，南北东西地各万里。自天宝之后，治政少懈，文致未优，武克不刚，嬖臣奸隶，蠹居棋处，摇毒自防，外顺内悖，父死子代，以祖继孙如古诸侯，自擅其地，不贡不朝，六七十年。四圣传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来，躬亲听断；旋乾转坤，关机阖开；雷厉风飞，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宁顺；大宇之下，生息理极。高祖创治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宝之后，接因循之余，六七十年之外，赫然兴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乐章以告神明，东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显庸，明示得意，使永永万年，服我成烈。

　　宪宗皇帝历史上评价颇高，但硬说宪宗的文治武功远迈列祖列宗，足以封禅泰山，恐怕韩愈自己也不会相信的。如果宪宗果然“从善如流”东巡泰山以奏功皇天，可不仅仅是留下历史笑料。考虑到封禪大典的巨大开销，在国穷民疲之时，其灾难性的后果，怕是比奉迎佛骨更甚。想想不到仅仅数月之前，韩愈还是一个直言敢谏的骨鲠之臣。对照一下《潮州刺史谢上表》的阿谀奉迎，与《谏迎佛骨表》的耿耿正气，会相信这是同一个作者吗？

　　真实的韩愈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满怀济国安邦之志，却不得不为了生计一再向权贵乞怜；胸怀高洁的理想却一再向现实妥协，“文起八代之衰”的妙笔又经常出现虚美隐恶的“谀墓”……恩格斯评价歌德的一段话用在韩愈身上也是完全合适的：“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

　　笔者上大学时，因为爱好文学，常到中文系蹭课。记得有一回正在讲韩愈，老先生语出惊人，说读韩愈一定要仰视，要崇拜，读了要能背，还开玩笑说读韩文之前要先洗手。我至今仍无比敬佩老先生的博学多识，相信他是真心热爱民族文化的有识之士。但提倡对某个具体的作家和作品的无条件“仰视”，则未敢苟同。因为，俯视和仰视，都会造成对观察对象的扭曲，只有平视才能得到公正和理性的判断。要得到对一个人全面和理性的认识，就绝对不能仰视，即使这个人是韩愈。

　　戴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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