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清学人遭遇哈耶克

　　今年是虎门销烟一百八十周年。禁烟运动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索，而鸦片战争则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清政府禁烟的理由主要是：吸食鸦片对国人的身心残害以及鸦片贸易所造成的白银外流。这其中，吸食鸦片的危害人所共知，而鸦片贸易和国内白银危机的关系则引起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笔者想要谈的就是台湾学者林满红的经济史代表作《银线：十九世纪的世界与中国》（以下简称《银线》）。该书前半部利用海关数据等丰富史料，从全球视角讨论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白银危机。作者认为，主要是拉美独立革命所造成的白银供应短缺而非仅是鸦片贸易，引发了中国的“银荒”。对于这一观点，坊间已有不少评论。书的后半部探讨了有关“银荒”的经济思想史问题，对此笔者认为还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银线》后半部重点介绍了在西方思潮传入前，中国传统学者对“银荒”问题的看法和建议，并根据观点不同，分成分别以王瑬和许楣兄弟为代表的两派。具体说来，王瑬主张中央政府发行不兑现纸币以应对银荒，许楣兄弟则强调白银作为货币的必然性，主张禁烟以应对白银外流。在传统货币思想史论述中，一般更多地将王瑬归为货币名目主义者，许楣兄弟归为货币金属主义者。货币名目主义强调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认为货币只不过是一种便于商品流通的计算单位和符号，与是否含有足值的金属成色无关；货币金属主义强调货币的价值尺度、贮藏手段等职能，将货币与充作货币的足值金银等同，其价值为贵金属的价值所决定，货币的本质就是贵金属。名目主义与金属主义这两个概念本是舶来品，《银线》作者认为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于中国传统货币思想。她将这两派的货币思想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潮进行了类比，在她看来，王瑬他们的主张与凯恩斯的干预主义相似，故为干预派；许楣兄弟他们的主张与哈耶克的自由放任主义相似，故为放任派。

　　这种类比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不过作为读者，在借此加深对当时中国学者观点理解的同时，还须注意其背后的中、西思维模式和意识形态之别。哈耶克是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始于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内战，即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此期间，霍布斯撰写了《利维坦》（《银线》中译本中译为《巨灵》）一书。书中讲到，在“自然状态”下，人最初有平等的自然权利，但人性是自私、贪婪的，而资源是有限的，人们为争夺权利陷入无限的争斗。于是需要订立社会契约，把自己的一部分自然权利让渡给更高的权威——政府，由政府依据造物主的自然法来统治他们，维持和平，抵御侵略，保障人們的生命和自由。但另一方面，霍布斯又将政府比喻为旧约《圣经》中的巨兽利维坦，暗示其随时可能反过来压迫人、吞噬人。因此，把权力关进笼子成为后世自由主义者的理想。十七世纪下半叶，与积极推动英国“光荣革命”的辉格党关系密切的洛克，在人性论上虽然与霍布斯观点相左，但他在《政府论》等书中也以个人部分权利的让渡作为政府的起源，并将生命、自由、财产纳入他的天赋人权的系统理论中，进而提出了以“三权分立”来限制政府权力的构想，被认为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正式形成的标志。十八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观点，即每个个人的自利行为，经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达到增进社会利益的效果。因此，他反对政府干预市场，鼓吹自由贸易，并被后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发扬，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后，主流的自由放任经济学受到严重挑战。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政府干预经济，以弥补“市场失灵”。他主张为了实现充分就业等经济目标，政府应进行公共投资，并通过适当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二战后，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并主导了西方各国的经济政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爆发，西方各国陷入“滞胀”，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凯恩斯主义逐渐式微。1974年，一直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后，他出版了《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提出了打破政府对货币的发行垄断，由私人发行货币，通过市场竞争而实现优胜劣汰的主张。八十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西方各国的主流，作为一种思想实验，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理论引起了广泛关注。

　　简言之，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前提是：政府与个人为平等对立的契约关系，要时刻防止政府越位侵害个人权利。然而，在建立在农耕时代水利社会基础上的古代中国，这一前提是不存在的。古代中国以儒家学说作为专制统治的主流意识形态，其中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被论述为“君臣”关系，追求的是以维护专制统治为主要目的的国泰民安。这种思想认为，君父与子民的利益总体上是一致的，偶尔出现的与民争利现象只是由于统治者个人的政策失误，或是个别被指责为“法家”的兴利之臣所为，君民之间不存在天然的矛盾。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主张中央政府发行不兑现纸币的王瑬才会提出“必君足而后民足，犹父母富而子孙亦免于贫焉”。在他看来，只要国君富足，国家就可以兴修水利、开垦荒田，百姓也就自然富庶起来。这种君先富而民自足的论调，在同样主张政府干预，但仅以此作为补救市场失灵的必要手段的凯恩斯那里，是不可能听到的。许楣兄弟与王瑬争论的焦点主要是不兑现的纸币到底有无价值，能否作为货币。持反方观点的许楣兄弟认为，“纸之于银，其贵贱之相去也远矣”，白银成为货币是历史的必然。颇值得玩味的是，同样出于对政府发行不兑现纸币会引发通货膨胀这一问题的担忧，许楣兄弟反对的是发行不兑现纸币，而哈耶克反对的是政府垄断发行。许楣兄弟认为，王瑬的建议是用发行纸币引诱政府搜刮民财，夺民之利；而哈耶克则强调，即使是金属铸币时代，政府也天然具有不断降低货币成色的强烈动机，只有破除政府垄断，通过私人机构相互竞争，才能避免通货膨胀。他还认为，政府有权随自己的意愿创造任何数量的货币，并使人们接受之，就会使政府权力扩大，推动了集权制，损害个人权利。如前文所述，哈耶克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站在政府和个人相对立，必须对政府的妄为严加防范的基础上的。而身处帝制中国晚期的许楣兄弟之所以没有提出私人发行纸币，并非由于想象力缺乏，而是因为在当时，中国人对私人钱庄发行的可兑现钱票已司空见惯，离私人机构发行不兑现纸币也仅一步之遥。许楣兄弟针对王瑬所说的“民间多用钱票、会票，每遇钱庄歇闭，全归无用，行钞则绝钱庄之亏空”，反驳道：“钱庄取富户什百千万之银，而其终悉化为纸，则为亏空。国家取百姓百千万亿之银，而其始即化为纸，独非亏空耶？”兄弟二人的这一反驳并没有强调私人钱庄会比国家做得更好，仅是指出钱庄歇闭所危害的范围比国家发行不兑现纸币所带来的危害小得多。而哈耶克则认为：“可赎回性（即可兑现性）是施加给一个垄断者的必要的保障机制，但对于竞争性的货币供应者来说，这却是不必要的。”可见，与哈耶克不同，许楣兄弟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政府与个人权利的对立，而是在不兑现纸币本身是否有价值上。因此，《银线》作者将王瑬与凯恩斯、许楣兄弟与哈耶克分别进行类比，只是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处于近代前夜，尚未与西方接触的中国传统货币思想的新视角。但笔者以为，读者在阅读该书，面对这一有些概念化的类比之前，还应该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对中西传统思维模式之间的差异有一个基本了解。《银线》这本书知识点庞杂，涉及人物较多，这里只是从某一角度以王瑬和许楣兄弟作为代表谈一点个人浅见；而限于篇幅，对书中多有讨论的魏源、包世臣等人的观点就不能一一评论了。

　　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