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明诗文：一千六百年的文艺复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陶渊明与J·S·巴赫有着某些相似之处（尽管两人相差一千三百多年），他们都是身前默默无闻，一个是高蹈的隐士，一个则是教堂的乐师。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他们那些堪称伟大的作品很可能只是文学史或音乐史的一个脚注。与席卷欧洲的浩浩荡荡的文艺复兴运动不同，陶渊明和J·S·巴赫在死后孤独地踏上了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其中渊明诗文的复兴之路较之巴赫音乐更为漫长，也更耐人寻味，让世人了解到一颗沧海遗珠最终成为人人仰望的绝世经典所经历的曲折而漫长的历史。

　　陶渊明生活的东晋时期战事频仍，门阀氏族间倾轧争夺更是十分激烈，加之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和谈玄尚远的清谈风气十分盛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诗风、文风从西晋的“缘情绮靡”转向“体道赏言”，以孙绰、许询为代表的玄言诗人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然而，不论是哪一种风格，都与陶渊明诗文所流露出来的平淡天然格格不入。陶渊明死后，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走向被人遗忘的境地。如果这样的历史一直延续到今天，陶渊明这个名字就将彻底湮灭，我们的语文课本里将不会有《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归园田居》、《饮酒二十首》、《五柳先生传》等脍炙人口的名篇，我们的饮酒诗将大大地黯然失色，中国文学也将遗落一个空前绝后的流品。

　　427年，陶渊明卒于浔阳，他的好友颜延之（当时与谢灵运齐名）为他写了一篇悼文《陶征士诔》，中曰：“赋辞归来，高蹈独善。亦既超旷，无适非心，汲流旧巘，葺宇家林。晨烟暮霭，春煦秋阴，陈书缀卷，置酒弦琴。”这里的辞赋是指《归去来兮辞》，但其着眼点不是在于它的文学价值，而是称赞陶渊明由此成为高栖的隐士。在随后的几十年间，陶渊明及其诗文似乎彻底被人遗忘。今人钱锺书有一段引述，可佐证陶潜诗文在当时被忽视的境况：“晋代人文，略备于《文心雕龙·才略》篇，三张、二陆、潘、左、刘、郭之徒无不标其名字，加以品题，而独遗渊明。沈休文《宋书·谢灵运传论》叙晋宋以来诗流，渊明终不与。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亦最举作者，别为三体，穷源分派，与钟记室《诗品》相近，而仍漏渊明。”

　　在同一时期的评论家中，只有钟嵘独具慧眼，他提倡风力，反对玄言，写下了我国第一部诗论专著《诗品》，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二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一人。考虑到钟嵘对近世诗人的要求极为严苛，上品十二人中，汉三人，魏三人，晋五人，宋仅谢灵运一人，齐、梁均无人。因此，陶渊明虽列中品，但在中品诸家中实居上乘地位，由此可见钟嵘对陶渊明的欣赏和重视。同时，《诗品》也反映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陶渊明乃上承汉代古朴诗风的集大成者，谢灵运则开启了山水诗的一代美学新风，后世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大诗家都曾取法于谢灵运。而陶渊明诗文以其浑然天成的美，虽为后世诸多大家所激赏，却是易赏而难学，以致后世的许多诗家，徒留几多“画虎不成反类犬”之憾。

　　陶渊明去世近一百年后，南朝梁武帝萧衍长子萧统主持收集了他几乎亡佚的诗文，编成我国第一部文人专集《陶渊明集》，并为之作序，赞赏渊明“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由此，渊明诗文复兴之路迈出了重要而坚实的一步。然而，萧统对陶渊明的推崇也有着不小的历史局限性，如同钟嵘所谓“每观其文，想其人德”，萧统也叹“尚想其德，恨不同时”，还说“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至于渊明诗文的美学特质与风格，尚未有深入的认识。而且，在萧统所编选的影响深远的《文选》中，选录渊明的作品仅有九篇，远不如谢灵运的四十篇，这与陶渊明诗文的历史地位显然不符。

　　陶渊明离世大约二百五十年后，其诗文复兴的浪潮再度席卷而来。作为初唐最重要的隐逸诗人，王绩可谓陶渊明的异代知音，他的诗歌中屡次引用陶诗。他认为陶渊明是一位具有自由天性而无所拘束的人物，与他本人的追求相符合。王绩觉得，无论身处市廛还是投迹山薮，只要随性适心，皆可达到同乐独游的境界，这远比隋代诗人动辄以“山林渊岳”代表陶潜深刻，更能把握陶渊明诗文中所蕴含的“真意”。王绩追慕陶诗的内在精神，即追求高蹈独立的人格并与俗世政争保持距离，他在五绝《醉后》中写道：“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这里他将陶潜与阮籍并列，明显带有个人自况的意味。结合自身西游长安求宦失败的经历，王绩成功发掘出陶渊明隐逸者形象背后“志不获聘”的无奈，这种以归隐为仕进的观念极大影响了此后的诗人。

　　以王维、李白、杜甫等为代表的盛唐诗坛对陶渊明有了新的认识，其中包含比较复杂的情感，这与各人的人生境遇密不可分。他们都对陶渊明的避世选择和襟怀抱负有所贬抑。王维在《与魏居士书》一文中嘲笑陶渊明的“乞食”，更将其归隐视为“忘大守小”的短视之举：“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惭也。当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后之累也。”

　　王维从佛教的“空无”着眼，认为身体虽不足道，但不能因为万物皆空而否定万物存在的价值，进而批判陶渊明“忘大守小”，未能了解“诸法皆空”的真意。其实，这也不难理解，陶渊明“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同时又受到老庄道家思想的熏陶，很早就喜欢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因此，他身上同时体现了儒家和道家的两种修养。而王维自幼与佛教结缘，后一心学佛，参禅悟理，于禅宗一脉着力甚深，他的许多诗歌亦远离尘世。但與陶渊明不同的是，这种清冷幽邃、不着人间烟火的境界透着深深的宗教情怀，王维诗歌中出现最多的一个字便是“空”，这或许正是摩诘看不上渊明的原因吧。

　　李白亦曾讥讽陶渊明，认为他不足效仿：“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龌龊”古义是形容牙齿排列的样子，因为牙齿排列得很紧，几乎没有任何空间，故引申形容一个人器量狭隘，拘于小节。虽与今日“卑鄙、丑恶”之意不同，但也绝非褒义词，大致与王维评陶之“忘大守小”相似。早年的李白作为盛唐精神中积极进取一面的代表，自然对陶渊明的隐逸不感兴趣。他本人也曾希望走“终南捷径”，因而以己度人，认为陶渊明的隐逸不过尔尔，所以他说陶潜“龌龊”和“不足群”。李白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起落后，陶渊明才成为其诗歌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在《赠临洺县令皓弟》（陶令去彭泽，茫然太古心）、《别中都明府兄》（吾兄诗酒继陶君，试宰中都天下闻）、《戏赠郑溧阳》（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等多首诗歌中，陶渊明都成为李白歆慕的对象，李白之可爱处正在于此。

　　杜甫曾通观陶渊明诗集，应是非常理解陶渊明思想轨迹变化的诗人，但他也作《遣兴五首》，认为他“未必能达道”。对此，清代朱彝尊颇不以为然：“少陵野老，讥陶公‘未必能达道，非笃论也。”其实，聯系杜甫的身世和时代背景，我们或许对少陵此语更能感同身受。杜甫身逢丧乱，漂泊伶仃，对于世事变化最有感悟，能在乱世中苟全性命已属难得，又怎敢奢望其他。窃以为，还是黄庭坚最解少陵之苦闷，他认为此乃杜甫的自嘲之语，是借助陶渊明来纾解胸中块垒：“子美困顿于三川，盖为不知者诟病，又往往讥议宗文宗武失学，故聊解嘲耳。其诗名曰《遣兴》，可解也。俗人便谓讥病渊明，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正是出于对身处乱世的陶潜故作戏谑的同情，杜甫才写下了这首同样含有自嘲意味的诗，恰似两个神交已久的老友在互相打趣一般，实在是苦中作乐罢了。事实上，杜甫对陶渊明诗文的整体评价颇高，如“陶谢不枝语，风骚共推激”、“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等。尽管陶渊明及其诗文的公认度越来越高，但有唐一代还是以“陶、谢并举”为主，正如钱锺书所言：“虽道渊明，而未识其出类拔萃。”

　　渊明诗文似乎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文化巅峰时代的到来。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终于，中国历史进入了宋代，此时距陶渊明离世大约六百年了。首先，北宋文坛盟主欧阳修直言：“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他对陶渊明的处世风格也高度认同：“吾爱陶渊明，爱酒又爱闲。”尔后，旷世天才苏东坡对于渊明诗文激赏不已，他在给弟弟苏辙的一封信中写道：“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于渊明。”东坡用八个字精炼地概括了陶诗的艺术风格，首次将这位“千古隐逸诗人之宗”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亲和陶诗一百多首，在北宋一代影响巨甚，渊明诗文复兴的辉煌转折点终于到来。

　　至南宋，著名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唐代“陶、谢并举”的论断给出了自己的评判：“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类。谢灵运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矣。”鉴于《沧浪诗话》在后世的巨大影响力，加之北宋诸大家的激赏，绵延已久的“陶、谢之争”似乎就此画上了一个句点。陶诗从最初的不入流，到南朝时被列为“中品”（较谢灵运诗低一个档次），再到唐代与谢灵运齐名，又到宋代反超谢灵运，在第一个漫长的八百年中，这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隐逸诗人终于后来居上，实现了从低入尘埃到高飞云端的绝世逆袭。并且，他在之后的第二个八百年中越跑越快，元、明、清三代论陶诗亦多至评，如赵孟頫之“斯人真有道，名与日月悬”，王世贞之“渊明托旨冲淡，其造语有极工者，乃大入思来，琢之使无痕迹耳”，方东树之“惟陶公则全是胸臆自流出，不学人而自成，无意为诗而已至”等等。于是，在这场长达一千六百年的旷世马拉松中，陶渊明几乎超越了所有对手，成为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

　　二十世纪上半叶，对于陶渊明的评价问题，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和一代文豪鲁迅之间曾有一段著名的公案，对于今人更好地理解陶渊明及其诗文很有启迪。朱光潜先生在他影响广泛的代表作《诗论》中专门辟了一章论述陶渊明，探讨他的身世、交游、阅读和思想，他的情感生活以及他的人格与风格，其中不仅给出了对陶渊明的历史评价，还对比了陶渊明、屈原和杜甫三位重量级诗人的人格与风格，令人回味再三：

　　渊明在中国诗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郁，杜甫比他更阔大变化，但都没有他那么醇，那么炼。屈原低徊往复，想安顿而终没有得到安顿。他的情绪、想象和风格都带着浪漫艺术的崎岖突兀的气象；渊明则如秋潭月影，澈底澄莹，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杜甫还不免有意雕绘声色，锻炼字句，时有斧凿痕迹，甚至有笨拙到不很妥帖的句子；渊明则全是自然本色，天衣无缝，到艺术极境而使人忘其为艺术。后来诗人苏东坡最爱陶，在性情与情趣上两人确有许多类似，但是苏爱逞巧智，缺乏洗炼，在陶公面前终是小巫见大巫。

　　鲁迅先生似乎对朱光潜这种“言必称希腊”式的评陶思路不太赞同，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中直指近代评论只注重渊明诗文中“飘逸”的一面，而忽视其他的重要面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全面和完整的陶渊明：

　　又如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

　　对于二人的论断，似乎很难评价是非高下，只是双方的文学立场与审美旨趣相异罢了。朱光潜受到系统的西方美学思想启迪，偏爱“趣味”和“静穆”的美学。他强调文艺的超功利性与独立性，以纯粹审美的态度去体味人生，体现“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鲁迅先生不认可朱光潜空灵的美学观，反对寻章摘句式的评判，他强调“知人论世”，欣赏的是“刚健”和“力量”，强调创作应具有时效性和目的性。他强调文学拥有巨大的能量，可搅动人们沉睡的灵魂，激励国人麻木的精神，从而直接有力地热切呼唤人们为现实而战。尽管两人的审美旨趣大相径庭，但都认同陶渊明及其诗文的伟大。

　　窃以为，陶渊明及其诗文之所以伟大，乃是其诗“文如其人”，其人又“人如其文”，达到了诗人一体的境界，无论是他的隐世独立，抑或他的金刚怒目，正如元遗山评陶诗的名句“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古往今来，试问做到此点的能有几人？毫无疑问，渊明诗文已是中国文学经典宝库中的珍品，陶渊明乃是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人类的少数几位世界级诗人之一，尽管他的传世作品只有诗一百二十五首、文十二篇。而每当回眸这段耐人寻味的历史时，我们总会感叹经典与时代那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并隐隐窥见历史女神克利俄那诡秘的笑容。

　　吴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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