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思和史学研究》读后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版图上，有一个风格鲜明的史家类型常为时人和后世研究者所乐道。这个类型，便是习称的“中西兼通”。如果我们讲得更确切和谦逊一点，或许可以名之为“中外兼治”。这类史家具有哪些普遍性特征，在史学史上具有何等地位，各自的学术成就如何、具体特色又何在？杨俊光博士新著《齐思和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6月第1版）回答了这些问题，作者在细致阅读原始文本、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全面考察了齐思和（1907—1980）先生的史学成就，着意于提炼其治史风格，个案探索中不乏对于中、外兼治型史家之普遍性特征的思考，本书对于我们认识齐思和的风采和中、外兼治型史家群体的品格皆有助益，多有引人深思之处。

　　就中、外兼治型史家研究而言，没有对其中每一个体的确切认知，要勾勒全貌只能勉为其难。个案研究是综合性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齐思和史学研究》的价值首先是奠基性的。全书主干，以生平事略与师友交谊开篇（第一章）；继而全面考察其学术成就（第二至五章），展现其在中国史、外国史与中外交通史、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史学史等研究领域的风采；进而提炼其史学风格、评定其在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第六章与结语）。书末有附录二则，即学术年表与著述编年，虽然皆以时序为基本框架，然各有侧重。前者以事系人，人是主体；后者以著述为经，学术为要。读者可根据需要检索，一目了然。这种研究模式和篇幅布局，不乏论世知人的人生经历与社会背景考察，而对复杂人事的纠葛一般所涉甚少，将重心放在了学术成就的剖析上，虽然读起来少了逸闻趣事的跌宕起伏和引人入胜，但关键的学术建树却有了着落。

　　在对于齐思和学术成就的剖析上，该书设计颇具匠心，评价亦斟酌审慎。先中国史、世界史，后史学批评与史学史，这样的考察理路是由客观历史研究而至史学自身的反思。如关于中国史研究领域的成就，仅以两节标目，即“先秦史研究的主要成就”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就”。看似简单，实际上合乎齐思和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实际，也恰如其分地展现了其研究旨趣。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仅就前者而言，正如齐思和自己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所讲：“中国古代社会变化最激烈的时期是春秋战国，而新制度形成于秦汉”；“学者于战国制度不肯措意，而此二百六十年间政治社会嬗变之迹遂晦而不明，湮而不彰”。故而，他在广阔的研究领域和繁多的具体选题中，对急剧变动的大转折时代多了一份特别的学术使命感。

　　由于齐思和所涉领域特别广泛，如何评价也就成了一个难题。就总体原则而言，纵向比较中加以鉴别无疑是一个根本方法。而在一些具体观点的处理上，该书有三点做法很好地体现了史学研究的求实态度：一，以考古发掘检验齐思和的论断，明确给出肯定的意见。如关于周族是否起源于渭河流域、稷是谷子还是高粱、《战国策》的写作时代等问题。二，对于一些尚有争议的问题，不急于给出最后的评定，而是引用学有专长者的评价供读者参考。如关于匈奴西迁路线等问题，即以戚国淦、马克垚等人的论说作结。三则，以其自身论断的前后矛盾为据，径直指出其不足。如对于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齐思和在1946年所撰的书评与1949年10月发表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中给出了大相径庭的评价，前者多抑而后者多扬。作者对此未作细致考察和明确解释，仅言齐思和“不可能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与制约”，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空间和回味余地。虽然语焉未详，然则指出这一事实，已足见不为贤者讳的态度。

　　有全面考察和实事求是之分析，提炼齐思和史学风格也就有了着落。不过，作者并未将思考视阈局限于齐思和本身。通过列表呈现二十世纪上半期“中西兼通”史家的成就、综合考虑各自的学问根底和求学路径等多种因素，进而比较分析，作者得出齐思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会通的史学风格”这一论断。具体言之，“他的史学风格不仅仅是中西兼通，还表现在古今兼通，历史与史学的兼通，历史考证与历史解释的兼通，史学研究与文献整理的兼通”。很明显，作者尝试在同类型史家内部揭示齐思和这一个体的特色。在多重比较中明同异、求特色，这样的研究路径是值得肯定的；说齐思和史学具有这些风格，也合乎实际。不过，要说这种风格成其为“独具特色”，似乎尚有待推敲。首先，如果于专注于中国史或外国史的研究者来说，齐思和具备了“中西兼通”的特点，自然可以成立；不过，除此之外的其他风格就难以成其为“独具”的特点了。其次，如果将其置于中、外兼治型史家群体审视，即与作者所列出的王桐龄、何炳松、李泰棻、张荫麟、陆懋德、雷海宗、陈恭禄、金兆梓、周谷城、周一良等人相比，则“中西兼具”也难言为其所“独具”了。其史学风格中真正的独特性何在？这个烦难问题的解决，或许尚有待于逐一个案研究后的细致比较和理论分析。

　　对于齐思和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作者认为可以置于齐思和自己划分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史学发展的两阶段论中来加以定位。在齐思和看来，二十世纪初至二十年代，是中国史学的“破坏时期”，以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人为代表；二三十年代以来，逐步进入“建设时期”。作者认为，齐思和正是中国史学在“‘建设时期的重要力量”。主要依据即在于，自1935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回国后直至1952年燕京大学历史系并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期间，“是齐思和著述的巅峰时期”；同时，他先后主管多家学术机构并任杂志主编，有着广泛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地位。由此来看，如上评价是合乎实际的。不过，如此定位又引发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如何安置齐思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贡献？在院系调整后，齐思和“为了新中国的史学建设，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将治学重心转向世界中世纪史，编著《世界中世纪史讲义》，翻译鲁滨孙《新史学》，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鸦片战争》，并参与编撰《中外历史年表》等工具书。作者认为：“这些资料编辑工作，为相关学科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即是说，从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资料纂集等基础性工作来说，齐思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贡献亦是巨大的。那么，为何又特意将其史学地位分新中国成立前后两段来加以定位呢？或許这与作者的评价标准和视角不无关系。在作者看来，“从学术成果的类型或层次上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研究成果居多”，成立后“则是资料编辑居多”。虽然“仍有《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世界中世纪史讲义》、《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等佳作问世，但是……较其早年的学术成果，远远逊色”。前后联系起来看，作者界定齐思和在史学史上的地位，所注重者乃其研究性学术成果的水平和规模，由此难免轻视了资料纂集和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从而也只能刻意划分成两个阶段予以分别定位。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齐思和将工作重心转向世界史和中国近代史资料编纂，固然是“服从组织上的安排”，但同样也是其学术兴趣的自然延续，是其一贯的学术责任感的继续。他在1946年所撰《中国史学界的展望》一文中，便深切地指出：“在过去的中国史学界，西洋史与中国史向无关系，教中国史的不管西洋史，教西洋史的也不管中国史，是判若鸿沟的两门学问。试问教育者自己不将两者熔铸为一，如何能让学生融会贯通？所以我们感觉中、西二史应打成一片，最重要的是要用比较方法……所以我们研究西洋史，对于选择材料，应用中国人的眼光，不可完全循西人的成规，而且要用比较的方法。这样自然对中国文化特点可以明了。我们的口号是‘以中国人的眼光来研究西洋史，以西洋的方法来整理中国史。”如此视野和理念，不惟当时不落后，当下也正在引起广泛的重视。相应的，它也说明了齐思和后来接受组织的安排，将工作重心转向世界史的研究与教学，实际上有其思想的线索。

　　伴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因应于时代的变化，齐思和对待唯物史观的态度亦发生了变化。作者注意到这一事实：在新中国成立前，齐思和对于唯物史观，是“持部分接受的态度”；新中国成立后，齐思和逐渐学习、“服膺唯物史观”，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作者认为，这种转变“开启了他学术生涯的新起点”。对于这一转变过程的详细情形和心中幽曲，作者未展开进一步的考察。如果要在该书中寻绎其线索，当然也是可以找到的。如齐思和对先秦农史的研究、对“掌故派”与“社会史派”各自优长与缺陷的认识，此类研究实践和理论分析，都为其最终接受和服膺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改造，让大部分曾经的“旧史家”完成了在指导思想上的转换，并努力将之运用于学术研究的实践。但他们如何以此开启学术生涯的新起点，唯物史观是否以及怎样提升了他们的研究境界？诸如此类的问题实有仔细分析的必要。因为这关系到新中国史学成就的评价问题，也与正确认识所谓“民国之后无大家”的类似论调密不可分。如果能就齐思和在这方面的具体情形予以分析，无疑可以为进一步综合比较和总体评价二十世纪上、下半叶的史学奠定坚实的个案基础。就笔者有限的阅读来看，其实正面的例子也可以找到一些：如吴于廑先生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史研究，无疑是开辟了其自身学术研究的新境；刘家和先生的中外历史与史学比较，其论述实较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草创开辟之作加密转精不少。前者属于“旧史家”的新提升，后者大致属于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转变后学术失败的例证当然在在多有，以至于一提到中、外兼治的“中西兼通”，人们往往会聚焦到二十世纪上半叶那个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时代，并下意识地将之与下半叶尤其是前三十年的情形相比较。其间的差别及其原因，到底何在？哪些是外在环境的问题，哪些是个人机缘的问题，哪些是理论指导本身的负面影响问题？实有赖于扎实的研究作答。

　　二十世纪上半叶人才辈出，得益于开放的教育理念和教学实践。具体而言，就是作者在考察齐思和教育经历时所指出的“中、西文化兼收并蓄的教育方针”。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说：“燕京的目的，在将中、西学识熔为一炉，各采其长，以求多获益处。因此参用西学，乃使学生获得广阔之训练，而为将来进取之准备。同时，对于国际情形，既能洞悉无疑，则爱国热忱自不难油然而生。吾人所同心企望者，固在本校如何始能对中国有所贡献，则必须训练一般人材，对中、西精彩皆有相当了解，然后方能成竹在胸，應付自如。”处于古今中西交汇的时代，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复古保守论者、西化论者皆开出了自己的药方。相较之下，司徒雷登将中、西学识融于一炉的观点更显通达，齐思和求学于此，深厚的经学素养和考据学基础，济以西学的系统训练，养成博采中、外之长的格局也就不足为怪了。

　　陈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