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中国映像：新中国成立70年纪实影像的对外传播

　　纪实影像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也是时代的诠释者。一方面，它作为文化记忆的可视形式之一，具有厚重的影像史学价值；另一方面，它也忠实地记录着时代年轮的延展和社会意识的变迁。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向世界宣告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40余位摄影师奔赴全国各地，共同记录下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创作了纪录片《新中国的诞生》，向世界传递出新中国的第一映像。

　　在之后的70年间，纪实影像定格了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的新中国建设者，纪实影像在记录这70年来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现实的同时，也以多样的叙事话语再次书写着历史与现实，成为在国际传播场域中形塑中国形象的重要媒介形式。不容忽视的是，中西方影像对中国故事的差异化讲述，折射出了中国形象解读的意识形态偏见。回顾新中国纪实影像的对外传播历程可以发现，它与70年的社会变迁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之间有着深层次的互动，于曲折前进中塑造出日益丰富、逐渐崛起的中国形象。

　　一、新中国纪实影像的对外传播历程

　　（一）1949-1966年：影像体系初创时期

　　1949年到1966年所呈现的是风格鲜明的17年纪实影像，借鉴苏联经验的“形象化的政论”是这一时期影像创作的主要模式，传递出了解放、重生的蓬勃面貌。因而，17年间的纪实影像带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承担着宣传教育的重要功能。

　　1953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成立，成为负责拍摄新闻纪录电影的专门机构。通过新闻纪录影片“及时地、真实地报道我国人民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的成就和保卫世界和平中的贡献，并有计划地拍摄祖国的美丽河山、名胜、古迹，以及重要物产和文物”。①虽然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形成了“面向全国、面向世界”的对外宣传意识，但彼时中国的对外传播体系尚未建立，新闻纪录电影便成为了“铁盒里的大使”，通过外交途径传播给早期与我国建交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20世纪50年代后期，影视领域的跃进风潮一方面酿成了浮夸虚假的影像风格，另一方面却也促进了广播电视事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建设。1958年，我国的第一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现中央电视台）开播，之后大大小小的城市电视台相继出现。由电视台制作的“出国片”成为国际间电视台交流的主要形式，纪实影像的对外传播逐步进入电视时代。这一时期对外输送的纪实影像内容主要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军事与外交成就，如《中国民族大团结》《百万雄师下江南》《亚非会议》等，记录下了新中国解放重生、改天换地、蓬勃发展的精神面貌。

　　（二）1966-1977年：特殊时期纪实影像的对外传播举步维艰

　　这一我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不仅仅对国内的政治、经济来说是一次考验，也让初露头角的中国纪实影像的对外传播事业举步维艰。这一阶段影像创作以“真实是要为政治服务”为基准，纪实影像成为了制造舆论的工具。缺乏真实性、客观性的“出国片”在国际社会难以被接受，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三）1977-1989年：纪实影像类型不断丰富，民族志影像成突出形式

　　在這一历史阶段，我国开始着力加强对外宣传，树立中国和平友好的国家形象。伴随着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活跃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激发着文化艺术的思潮。纪实影像的创作者以更加开放的视野，用影像描摹出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符号，为中国对外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

　　1977年至1989年，一大批知识分子借助纪实影像，用多元化与人文化的语态展开文化寻根。1980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继续遵循着“面向全国、面向世界”的创作方针，开始有计划地主动开展纪实影像的对外传播，在向海外输出中国题材影像的同时，也将镜头转向海外，拍摄了《漫游中国》系列片，增进了海内外的交流互鉴。创刊于1954年的杂志片《今日中国》曾在上一历史阶段遭遇停刊，改革开放后开始以专题形式集中进行对外宣传。

　　在电视纪录片方面，随着电视机的普及与电视传播功能的拓展，新闻片与专题片的分工逐渐明确。1978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正式开播，承担起快速传递国内外新闻事件的重要职责，而电视纪实栏目、大型纪录片则不断走向社会生活百态与民族文化深处。1979年，中央电视台与日本广播协会合作的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开拍，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纪录片踏出国门的第一步，1988年中日再次合拍了纪录片《万里长城》（中国播出版本为《望长城》）。国际合拍纪录片成为了中国纪实影像对外传播的模式典范，这种模式本着“以我为主、内外有别、对我有利”的原则进行。②中外纪录片人的共同创作使得“他者”文化视角与本位文化相融碰撞，促进了海外观众对陌生中国文化的解读，有效提升了纪实影像的跨文化传播效果。而电视栏目则以更加丰富开阔的视野深入山川大河与民族生活，《祖国各地》《神州风采》等纪实栏目成为展现中国56个民族立体多彩文化风貌的影像民族志。

　　与此同时，人类学民族影像研究的不断开拓也成为了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推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等民族研究部门、高等院校、音像制作公司开展了广泛的民族影像记录，深入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历史变迁、民俗文化、宗教仪式等方面进行了扎实的记录。这些影片在海外影像节、国际人类学研究中崭露头角，成为传播多元民族文化、追溯深厚民族渊源、继承发展文化遗产的珍贵文献。由中央民族学院拍摄制作的《白裤瑶》于1986年入围法国真实电影节并获提名奖，展示了中国人类学纪录片的国际影响力。

　　（四）1989-2008年：影像话语分野，以平民化语态接轨国际

　　20世纪90年代科技的日新月异为中国纪实影像的对外传播插上了翅膀，卫星传输技术的日臻成熟与央视英语频道的建立极大拓展了对外传播的渠道。而便携摄像机设备的平民化普及，也让影像创作的门槛降低，创作主体呈现出个体化转向。在硬件条件更新换代的同时，纪实手法与创作观念也逐渐出现由精英主义向大众文化的流变。

　　以1991年开始的“新纪录运动”为标志，纪实影像的创作呈现出专题片与纪录片的对立与区分，创作主体出现了主流媒体与独立纪录片人的区隔与分化。“官方”与“民间”的分野竞争促进了20世纪90年代纪实影像平民化、多样化的创作趋势，中国纪实影像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逐渐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纪录片话语体系，在对外传播中争取到更大的发言权。转变语态的中国纪录片开始在国际舞台频频获奖，《沙与海》《最后的山神》获得“亚广联电视奖”，《舟舟的世界》得到法国FIPA国际电视节提名。此外，我国电视纪录片开始大量出口，纪录片《远在北京的家》远销法国、波兰，《龙脊》在美国、新加坡等地播出。

　　但不可忽视的是，在独立纪录片领域，不少关注边缘群体、富有批判色彩的“地下”影像引发了更为广泛的国际关注，并在复杂的国际政治话语当中形成了超越影像艺术层面的意识形态偏见，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中国对外传播主流话语的消解。

　　（五）2008年至今：纪实影像的对外传播体系不断完善，大国形象日趋成熟

　　2008年是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时间节点。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消极国际形势下，中国不仅实现了新的经济增长，还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一时间，“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中国对外传播形势严峻。为改变西强我弱的被动国际舆论格局，基于建国以来纪实影像的外宣实践，国家开始积极推动对外传播的顶层设计。

　　2009年，中央出台了《关于印发〈2009-2020年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总体规划〉的通知》，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计划建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媒体国际传播能力。2010年，由国家广电总局出台的《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将纪录片的对外传播提升至国家文化战略高度。意见指出，大力推进纪录片产业发展，对于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合作，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切实把国产纪录片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重要方面。在国家政策的积极推动下，2011年元旦，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开播，覆盖全球，成为中国纪录片对外传播的专业化频道，纪实影像进入精品化制作、产业化运营、多渠道传播的新时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立足全球战略思维，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规划，如“中国梦”、“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等，为国际新秩序的构建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提出“要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國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新时期的对外传播理念下，《超级工程》《喜马拉雅天梯》《我在故宫修文物》等一大批纪实影像进入海外主流视野，向世界呈现出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阐释出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对外交往姿态，成为联结中外、沟通世界的影像窗口。

　　连续三季的《舌尖上的中国》由美食切入，展示了独特的东方智慧与包容，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中国文化与美食的热潮。而在中外合拍纪录片中，越来越多的影像跳出本土思维，从外国人眼中看中国，例如中国与美国公共电视台（PBS）合拍的纪录片《中国面临的挑战》，与英国广播电视台（BBC）合拍的《你所不知道的中国》。这些纪录片既表现中国成就，也坦承中国问题，以真诚对话的姿态展现客观、鲜活的国家形象，彰显出大国自信。此外，以五洲传播中心为代表的影像制作机构与国家地理、探索频道等国际主流媒体机构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并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建立“一带一路”媒体传播联盟，与沿线国家开展纪录片的联合制作与播映，让这条古老的对外传播丝路承载起新时代的影像。

　　二、纪实影像的对外传播与中国形象建构的互动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沿着中国纪实影像的对外传播脉络反观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在海外的镜像呈现，可以看出西方社会有关中国的描述与想象发生着持续的巨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的敌对相持状态下，西方来华记者从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出发，以俯视的语态拍摄了大量带有偏见的纪实影像，而由中国向外寄送的红色影像反而成为西方抹黑中国的帮手，共同建构起一个“好斗”、“狂热”的中国形象。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海外形象上有所改善，以《龙之心》为代表的纪实影像开始对中国多元的民族文化进行深入的展现，但却依然无法脱离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盲目用西方的发展道路来诠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流露出对神秘东方的猎奇心态。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在紧张的国际政治局势之下，中国的人权、宗教、政治风波、边缘群体成为西方歪曲事实、建构“妖魔化”中国的主要议题，而此时在海外市场崛起的中国独立纪实影像也从侧面加剧了中国形象的复杂性。

　　进入21世纪，高速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赢得了更加积极的主动权，尽管“中国崛起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的声音此起彼伏，但开放自信的中国在国际社会赢得了更多共识，大量的中外合拍纪实影像基于平等对话的视角解读中国，中国海外形象建构正向着理性、成熟的方向发展。

　　在中外纪实影像的共同表述之下，新中国成立70年间的中国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国际形象。从以自我为中心的自说自话到以平等互鉴的姿态寻求共同话语，从盲目说教的政治宣传到立体多彩的文化共情，中国纪实影像的对外传播历经70年的成长，正焕发出勃勃生机。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西方媒体对新中国的偏见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曾经有过寥寥的小光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西方媒介对新中国固有的偏见。”③对抗建构中国形象的话语霸权，还有赖于纪实影像对外传播的不断创新。

　　首先，在当下“摄影机成为自来水笔”的时代，纪实影像的创作与传播主体已延伸到每一位公民。对外传播效果不再由单一主体（重点媒体）决定，而是由多元主体形成的合力决定。④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像建构需要来自官方与民间、本土与海外的多元传播主体共绘同心圆。

　　其次，面对新型国际秩序，中国故事的对外讲述需要处理好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既要讲好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独特背景，也要揭示出中国模式辐射出的世界意义，避免主观化、空泛性的言说。“正视话语表达的差异性，寻求价值观的共通性，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才有可能迎来真正的春天。”⑤

　　回顾历史，记录当下，展望未来，立足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纪实影像的对外传播应以融通中外的影像话语表达为目标，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凝聚更广泛的全球共识。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培育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CUC18B042）

　　「注释」

　　①钱筱章、高维进：《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历史回顾》，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事业35年》，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年版，第244页。

　　②何苏六、程潇爽：《映像中国： 纪实影像对外传播的国家形象研究》，《现代传播》，2016年第12期。

　　③刘继南、何辉等：《中国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

　　④程曼丽：《中国对外传播的历史回顾与展望（2009-2017年）》，《新闻与写作》，2017年第8期。

　　⑤张国涛、苟博、李艳：《中国故事的跨文化表达与国际传播——解析纪录片<透视春晚：中国最大的庆典>》，《现代传播》，2013年第3期。

　　王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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