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点零八分的火车

　　一

　　闻先生时常怀念从前的火车，应与2005年的一次南下旅行有关。

　　闻先生是个写小说的男人，也写过话剧和电视剧。那年他四十三岁，但是离婚已有八年。离婚之后的闻先生基本上漂在北京，他以一部长篇电视剧的稿费在双井桥附近一个体面的小区，买下了一套四室两厅。那时候北京的房价不贵。对于那次旅行，闻先生现在只记得是2005年的春末，小区里的树都绿了，花也开得茂盛，却忘记了具体的日期。但是他又准确地记得，那是从北京开出的十一点零八分的一趟车，Z字头的，那种蓝白相间的列车。这个时刻出发我很从容，闻先生说，既避开了北京交通的高峰，又解决了吃饭问题。

　　闻先生历来不喜欢坐飞机，对于他这样一个仿佛永远在路上的男人，飞行无疑等于恐惧。人悬在万米高空，最大的渴望就是脚踏实地——多年前他曾在一篇小说里這样写道。所以，闻先生毅然选择了火车，订的是软卧，还是下铺。不过，熟悉他的人都心下明白，戴着近视眼镜的闻先生其实是个胆小而又妄为的男人，看似斯文，骨子里却不安分。闻先生喜欢坐火车，与其幻想中的一次或者又一次的旅行艳遇期待有关。事实上，他的两任女友也都是在火车包厢里聊上的。

　　这趟车的终点站是深圳，闻先生的目的地是广州，去参加一个笔会。从北京到广州，行程二十一个小时。对于一场可能发生的不期而至的艳遇，时间显得富裕。闻先生是自信的。出发之前的一周，闻先生理了发，养过几天后的发型看上去非常自然。他又换了一副无边框的眼镜，配上暗蓝色的皮夹克、米色的风衣和棕色的条绒裤，对这种不经意的搭配装束，闻先生感到满意。那个上午出门，他还特意借电梯里不锈钢镜面审视了一眼。

　　气质。闻先生觉得自己还算一个有气质的男人。

　　那趟车不拥挤，大概与行程太长有关，不能朝发夕至。很多人不喜欢在火车上过夜，这与闻先生相反。以往的经验证明，夜行火车其实意味深长。有一年去拉斯维加斯，闻先生还去看了一处专供偷情的场所，每个房间都布置得像摄影棚的场景，有树林，有马棚，有游泳池，当然还有软卧车厢。现在闻先生已经走到了软卧车厢，8号，只看见一名乘务员在换垃圾袋，显得很安静。闻先生找到自己的包厢，拉开门，便吓了一跳——一个穿红羊绒衫、牛仔裤、梳一根短辫、身材高挑的女人正在床铺上收拾化妆袋，却把一只长腿倒架在对面的上铺。

　　这形象是绝美的，一种无法想象的美。时隔十多年，闻先生还这样对人说；她肯定是位舞蹈演员，应该是跳芭蕾的。这种造型在舞台上腾空而起就是“倒踢紫金冠”，这个画面至今还浮现在我的眼前，仿佛伸手可触。

　　闻先生足足欣赏了一会，才轻轻咳了一声。

　　女人这才意识到有人来了，便轻松自如地把腿收了回来。

　　不好意思，她说，我有练功的习惯……

　　说话间女人的脸颊泛红了，略显拘谨。

　　没事的，闻先生微笑着说，你接着练，我正好出去抽支烟。

　　闻先生把随身的行李箱推到一边，就离开了。他走到车厢连接处，点上香烟，“倒踢紫金冠”的形象再次清晰地浮面而出。好看，闻先生用劲吸了口烟，太好看了！然后再回头仔细去想那女人的容貌与其他。虽是惊鸿一瞥，闻先生也大致看清楚了。女人同样是好看的，眼睛很亮，一副好身材，那根独辫也显得精神，看上去应该有三十出头吧？这么想着，闻先生就觉得很享受。在未来即将开始的漫长的二十一个小时里，他会认真咀嚼这一过程。他不能不感到享受。

　　一支烟抽完，列车移动起来。闻先生抬腕看了一下表，十一点零八分，列车正点发车。这是春天里北京十一点零八分的火车，闻先生记下了这个时刻，却依旧站在原地，有些茫然地看着眼前不断掠过的景色。明媚的阳光映照在玻璃上，跳动着，给人一种温馨活泼的感觉，更像是舞台。在这样的布景和灯光映衬下，一个美丽女人以“倒踢紫金冠”的姿态悬浮在空中，一路陪伴着我们的闻先生……

　　很多年前，一位前辈诗人，站在这块新生的土地上，对着苍茫的天空喊了一句——“时间开始了！”

　　闻先生的时间似乎也开始了。

　　二

　　闻先生回到包厢，女人已经收拾停当了，正沏上一杯枸杞红枣茶。闻先生注意到，女人的手指也很长。这就是一个为艺术而生的女人。此刻包厢里就他们两个，暂时不会有人打扰他们。这是个好的开始，闻先生想着，和这样一个好看的女人一路聊到广州，实在是上帝的垂爱。

　　您到哪？女人客气地问道，我是终点站深圳。

　　我到广州，闻先生说，比你早一站。

　　我去看朋友。

　　哦，我去开会。

　　您怎么称呼？

　　姓闻，新闻的闻。

　　闻一多的闻？

　　对。

　　我姓柳，柳树的柳。

　　闻先生本想说“柳如是的柳”，觉得有卖弄之嫌，就改口说，这个姓很配你的职业——你应该是从事舞蹈的吧？

　　以前在部队文工团跳芭蕾，现在转业了，在北京一家国企打杂。您是做什么的？

　　我嘛，是从事文字工作的。

　　记者，还是编辑？

　　差不多，无非就是写写字。

　　写字挺好的，干净。

　　写字干净？以前交往的女人基本上都说写字好辛苦。或者问，写字挣钱好难吧？眼下的这个女人却说干净，新鲜。闻先生正想着，女人的手机响了，她看了一眼号码便出去接听了，以此结束了这场不咸不淡的谈话。后来闻先生不止一次地问自己，为什么当时不对她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呢？这个时代作家早就不是什么可以值得炫耀的头衔，不过一份职业而已。他也没有多大的名气。如果说带“家”的称谓有自我抬高之嫌，他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比如“写小说的”或者“编剧”。但是他却选择了最乏味的一种表达——从事文字工作，俨然一副公务员的腔调。他曾经在机关混迹八年，回想起来完全是在浪费生命。其实那个瞬间，闻先生头脑里转悠的，是一片风景，是他自认为既能够凸显才华，又可以引起女人赞叹的一个联想。“闻”和“柳”——两个姓氏让他想到了西湖八景之一的“柳浪闻莺”，他正打算怎样才能得体地把话题引到这片风景上，女人的手机便冲撞进来，于是这联想中的景致顷刻间就破败了。

　　女人的这个电话有点长。闻先生靠在被子上，再用车厢里的过期报纸垫脚，把腿放平，看似安静地翻着一本随身带来的书——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自传《魔灯》。他喜欢这个瑞典人的作品，实际上他一直在想那个女人的电话，揣度电话另一端是谁。或许就是她那位深圳的朋友吧，应该是个男人，做生意的还是当官的？闻先生忽然觉得自己这么想有点无聊，这种俗气的念头几乎湮灭了脑海里的那幅“倒踢紫金冠”。他禁不住低声骂了句粗话。

　　列车广播通知，午餐的时间到了，餐车在9号车厢。

　　餐车就在隔壁，闻先生却不觉得饿，毫无食欲，却起了睡意。他勉强看了几行书，就觉得头晕得厉害，索性把书搁到茶几上，侧身睡去。眼睛一闭，“倒踢紫金冠”便回来了，但是和前面相比，只有轮廓，没有了形象。

　　列车行驶的声音逐渐弱了下去。

　　闻先生居然睡了一觉，还做了一个完整的梦。那是遥远的乡村夏夜，少年的他挤在稻场上看露天电影——舞剧《红色娘子军》。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看芭蕾舞，觉得好奇怪，为什么银幕上的女人要用脚尖走路呢？那不吃力吗？实际上这是一次回忆，梦中所见都是纪实，只有一个画面属于梦境。那就是，电影里的吴清华突然一个“倒踢紫金冠”，直接冲出了银幕，向他逼来，尖尖的舞鞋差点刺到了他的眼睛……

　　闻先生？闻先生？

　　哦，我睡着了吗？还真是……

　　闻先生睁开眼，感觉阳光已经明显西斜了。他看了一下表，老天，时间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他戴上眼镜，看见对面的女人正看着他，手里拿着他的那本《魔灯》。

　　您刚才叫了一声，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女人说。

　　闻先生坐起来，有些尴尬地笑了笑，说：昨晚赶稿子，睡晚了。

　　你们做文字工作的，是不是经常熬夜？那可对身体不好啊。

　　确实不好……

　　说着，闻先生就出去了，进了盥洗室。镜面磨损得厉害。镜子里的那张脸怎么看都不精神，显得疲惫，而且，鬓角的白发显得明显。闻先生不禁叹了口气，然后便自责不该睡得这么沉。三个小时。三个小时就这么白白浪费了。

　　等他回到包厢，女人已经把《魔灯》放回了原来的位置。女人说，不好意思，没经过您的同意。

　　没事，你接着看。

　　我未必看得懂。但我知道伯格曼，也看过他的几部片子，像《野草莓》《第七封印》什么的。

　　喜欢吗？

　　谈不上喜欢还是不喜欢，不太懂的，但是能感觉到他跟别的导演不一样。

　　这些电影都是在部队看的？

　　是在朋友家里看的。

　　就是深圳的那位？

　　不是，是我……以前的搭档。他虽然是跳舞的，但兴趣很广泛，知识面算宽的，父母也是文化人。

　　看来你对这位朋友印象很好，恕我直言，我感觉你们不是一般的朋友。你说是搭档，我也觉得不是一般的搭档。我这么说，你不介意吧？

　　您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你刚才说话，出現了一点停顿，我注意到了。

　　你这人很敏锐呢，女人随意地把辫子由胸前送到身后，说：是的，我们以前是朋友，也是搭档。后来做了夫妻……两年前又散了伙——不复杂吧？

　　说着，女人哈哈笑了起来。

　　如果你觉得方便，可以对我说说吗？

　　可以呀，女人毫不迟疑地回答，但是，你得答应我，不能往报纸上写。

　　我答应。

　　三

　　我以前是不在意我丈夫的，不对，现在得说是前夫了。真的不在意。他很优秀，是舞蹈队的副队长。演员嘛，帅气很正常。他这人有点高傲，平时喜欢读书、看碟，除了工作关系，我们私下里连顿饭也没吃过。我其实也不在乎他，你家境好条件好关我什么事？我无非就是练功、演出，再练功、再演出。可是没想到，一次演出——很重要的演出，拉近了我们的关系。

　　您这个年纪应该看过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吧？我们团当时复排这个戏，但演出的都是折子，舞蹈队人少，阵容不齐，演不了整场的大戏，只能演折子。第一场“常青指路”，我演吴清华，他是洪常青。那天晚上的演出，是欢迎军区首长视察。打头炮的就是“常青指路”。其实我们并不紧张，这戏都演过很多遍了呀。可是谁能想到，偏偏就出了差错！还记得有段双人舞吗？有转圈，有托举，不知咋的，他一不留神就把手伸进了我的袖口——那袖子可宽大呢，伸进去应该很容易抽出来的，可他用力太猛，伸进去的手居然就被我的文胸缠住了，一时就没抽出来，天哪，台下可就一片哄笑，我隐约看见第五排中间的人站起来了，然后，几个人一起走了……

　　第二天就当笑话传开了，说洪常青把手伸进了吴清华的袖子里，还不想抽出来。这么一闹开，就成了政治问题。他先是停职反省，后来连演出都不让他参加了，就在团里当勤杂。等那年我们下基层巡演回来，他已经转业了。部队嘛，历来是很严肃的。

　　连顿送行的饭都没吃，我突然就觉得好难过。再说了，这事也不能完全推到他一个人身上，我也有责任的，毕竟是两个人的舞蹈嘛，是有配合的，即使出了舞台事故，也得互相弥补、解决。可我当时确实是慌乱了，眼巴巴地看着他怎么把手从我袖子里抽出来。那天晚上——我指的是我们巡演回来的那天晚上，我哭了，为他感到委屈。半夜起来，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给他写信，向他道歉，安慰他，鼓励他到地方之后不要背思想包袱……不久，我就收到了他的回信。

　　就这样一来二往，我们通信越来越频繁。那个时期大家已经不怎么写信了，用手机的人开始多了。所以直到今天，我都保留着我们当初的通信。他是石家庄人，离北京很近。等我们开始有点恋爱的苗头时，我就去石家庄找他了。伯格曼的电影就是这个时候在他那里看到的。每看一部片子，他都跟我解释，虽然还是不太明白，但特别喜欢听他解释，他自说自话，我却听得津津有味。他越解释，我就越崇拜他。两年后，我也转业了。什么都不说，水到渠成，结婚吧。我们结婚在战友中间到现在还是一个佳话，说当初洪常青不想把手从吴清华袖子里抽出来，原来都是铺垫什么的。总之，那几年我们过得好开心。

　　我转业在一家国企，我一个跳舞的什么都不会，只能在办公室打杂。还好，我负责打字文印，不难，还是单独的一间屋。所以我经常没事的时候，就像您刚才看见那样，把一条腿搁到文件柜上，就这样在电脑上打字，感觉筋骨特别舒展。有一回让我们老板看见了，同样也是吓了一跳，说小柳你没啥毛病吧，我立正报告，老板，我不练功，天阴下雨腰腿会痛的。老板倒很开明，后来还让主任给我调了间大点的屋子，说好让小柳活动身子骨。

　　我那位这时候也在做生意，承揽工程什么的。他家有些人脉，很快就挣到了第一桶金。然后就给我买了车和手机。有了手机，自然就不再写信了。其实自打我们结婚之后我们就没写过信，人结婚了难道就不写信吗？我喜欢看他写字的样子，他的字我觉得也蛮好看。原来我们计划是在北京安家，他也想把公司迁过来，要么重新注册一个，毕竟是首都嘛。可后来他改了主意，说石家庄那头活还挺多，反倒是北京竞争太强，不好弄。我信了。我说要不我去石家庄得了，一家人别老这么分着。我这么一说，他又改口了，说闷头再干上一年，干脆在北京买个别墅，一步到位。我还是信了。结果……

　　女人说到这里，包厢的门被人从外面移开了。乘务员带着一个看上去很魁梧的中年男人站在外面。乘务员指了指闻先生的上铺，对那人说，那是你的铺。这人是临时补办软卧手续的，所以他的介入，便让包厢里的两个人都有些不知所措，几乎同时把身体往里端挪了挪。魁梧的男人也并不和他们打招呼，把自己的行李箱举过头顶，“咣”的一下扔到了行李架上，手腕上的金表特别醒目，然后把皮鞋一脱，从闻先生面前直接爬到了上铺。一股脚臭气顿时就弥漫开来。

　　好在列车广播通知，晚餐的时间到了。

　　闻先生说：今儿我得请你，谢谢你给我讲了这么动听的故事。

　　女人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正好，我带着一瓶普罗旺斯的红酒呢。

　　说着，女人在红毛衣外面随意搭了件蓝色的大格子披肩，再从行李袋里拿出一瓶红酒，就与闻先生一起往餐车去了。女人走在前面，这么好看而优雅的女人，手里卻拿着一瓶红酒，这让她的背影透出一股江湖气。这也挺好。关于江湖，闻先生曾在一部书中这样写道：江湖是一个世界。一个夹在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之间的那个世界，那该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那部书没有描述。

　　外面的天色转暗了，西边的晚霞还在车窗玻璃上流淌。这趟车的餐车布置得很雅致，旅客不多，两人相对而坐，闻先生把菜谱推到女人面前，说：你点，但愿能配得起你这瓶法国红酒。

　　喝酒就是一个气氛嘛。

　　你看上去可不像个能喝酒的。

　　以前不行，现在可以。服务生——

　　服务生很快就到了跟前。女人说，麻烦你帮我们开一下酒，再拿两只高脚酒杯，谢谢！

　　这时候餐车的背景乐曲换上了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仿佛就是为了配合这场属于两个人的晚餐。这也是闻先生喜欢的曲目，他只听古典音乐。第一次听这曲子，是在美国电影《战争与和平》中，美丽绝伦的奥黛丽·赫本踏着这典型的华尔兹节奏，翩翩起舞的画面让他无法释怀。而现在，对面的女人又让他有了另样的感慨，他看着女人，本想说点什么，却不知从哪说起。闻先生说：这是我喜欢的曲子。

　　女人有了短暂的沉默，然后轻叹道：我们以前经常跳这段曲子。

　　说话间女人的眼睛湿了，她看着窗外，似乎是在掩饰着内心的不平静。暮色让她的面容看上去有了些倦意。这一刻男人好想握住女人的手，但是没有。

　　服务生替他们把酒斟好，一看就很地道。女人和男人同时举起酒杯，女人说：为了相遇，干杯！

　　男人便重复了女人的话，一字不差。

　　四

　　在男人看来，刚才他不是在与一个女人喝酒，而是随着肖斯塔科维奇的旋律，跳了一段双人舞。他们跳得很随意，纯属即兴发挥，当然也不可能发生男人的手伸到女人袖子里的事故。一种久违的幸福感像风衣一样披在身上，让他感到舒心和惬意。时间已经有些晚了，他们是最后离开餐车的旅客。但他们暂时还不想回到包厢，就坐在走廊折叠座上。

　　不速之客。男人看了一眼包厢说，隔着门我都能闻到那股味。

　　好在我带了口罩。

　　戴口罩能睡觉吗？

　　可以啊！我们以前下基层，经常这么做。

　　不影响呼吸吗？

　　凡事习惯了就没啥。你要吗？我这有富余的。

　　我肯定不习惯……接着说你的故事吧。

　　女人却显得有些犹豫了。或许因为这是在外面，时而有人经过，不适合说私密的事。少了一道门，就仿佛隔墙有耳。男人这么想着，便说：不好意思，我好像难为你了。

　　那倒不是，女人理了一下头发说，突然觉得没啥好说的了。这种故事其实都很俗套，无非就是外面有小三、小四，结局大同小异。做生意的人嘛，我现在好像也不怎么怪他。只是有时候很怀念……我特别怀念他给我讲解伯格曼的日子……那时候我们很穷啊，但是过得很开心。我纳闷的是，怎么人一有了钱，身上的气味就变了呢？

　　气味？

　　就是气味不对了。出事之后，他对我下跪求饶过，说了一大堆理由，还说我们马上要个孩子，但是……

　　你不想给他机会？

　　怎么说呢？我这人其实还算大度，这种破事也能带得过的，老了就成了笑话嘛。可是我不待见的是他的气味，感觉和原来那个人完全不一样了，连说话的手势都让我陌生，甚至讨厌。这个我忍受不了。

　　这时候一位乘务员走过来，提醒他们该休息了。男人看了看表，已经是接近十二点了。

　　他们回到了包厢，那位魁梧的旅客正在起劲打着呼噜，像潮汐一般，一波接着一波。女人低声说，完了，不仅要戴口罩，还得加上耳塞。

　　他们都躺下了。男人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换上另一个男人，她还会接受邀请一起共进晚餐并品尝法国红酒吗？这是他关心的问题，却始终开不了口。意外的是，这时候女人欠起身，拿起茶几上的报纸，卷成一只长筒，从茶几下面伸到男人那端。女人对着“话筒”说：知道我今晚为什么要请你喝酒吗？

　　女人的话因为“话筒”的效果，显得清晰而亲切。

　　男人对着“话筒”说：这正是我想知道的……

　　是因为一件道具。

　　道具？

　　就是那本《魔灯》——我喜欢和读书人聊天。

　　谢谢……但《魔灯》可不是道具啊。

　　我可没有一点贬义啊，千万别介意。

　　怎么会呢？

　　晚安……

　　晚安……

　　有些激动的闻先生一时无法入睡，从内心里感谢这盏“魔灯”，让这个夜晚变得如此明媚。他手里还拿着那卷报纸。女人的这一举动，让他觉得好可爱。卧榻之侧，躺着一位美丽而可爱的女人，怎么能入睡呢？而且在他看来，这个举动多少还带有一点暧昧。他有点后悔了，刚才在餐车里为什么没有握住她的手呢？不敢，还是不肯？很长时间过去后，回想起这次不寻常的旅行，男人还是不无感慨：正如遇见一件珍爱的礼物，你是不会轻易上手的。有一种女人，会让男人心生怯懦，自觉保持距离，或者，让男人有个正经男人的样子。闻先生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

　　五

　　列车抵达广州的时间是翌日上午八点多。是一个阴雨的天气，因此看起来像是清晨。闻先生在列车的广播声中醒来，一眼就发现对面的床铺空了，被子叠得很整齐。他戴上眼镜，女人随身的行李箱还在原来的位置，只是茶几上的化妆袋不见了。他想她应该是去了盥洗室。上铺的那个魁梧的男人也不見了，大概是中途在韶关什么地方下了车吧。看来美好的形象还是压制住了肮脏的空气，闻先生昨晚还是睡了一会儿。这一觉照样睡得很沉，但这次没有梦，一点梦的痕迹都没有，仿佛生命裁掉了一截。列车刚停稳，闻先生的手机便响了，然后就听到了接站的朋友声音，问在哪个车厢。闻先生说在8号，对方说知道了，他们的车就停在站台上，马上就到。闻先生想，这哥们的路子可真大，能直接把车开进站台接客，一般人可做不到。不一会，包厢的门就打开了，接站的朋友和一位穿着铁路制服的男人出现在门外，朋友上来就是握手，递烟，再夸大其词地把闻先生介绍一番，穿制服的便满脸欢笑地为闻先生拿起了行李箱。这时刻上下车的人很多，车厢里显得异常嘈杂。闻先生被两个男人夹在中间，看上去像是一次匆忙的绑架。下了车，果然站台上停着一辆奥迪A6，很气派，感觉是在冒充要人。年轻的司机替闻先生打开后面的车门，等闻先生和朋友自两边上车，立即就发动起来。几经周折，车自后门出了广州站，闻先生一抬头，就看见了那趟自北京发出的十一点零八分的列车，正呼啸而去。他突然说了句：不好。

　　朋友就问，是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落在火车上？

　　闻先生憋了一会才说：《魔灯》……

　　魔灯？什么魔灯？

　　伯格曼的自传……

　　一本书嘛！看你都急出了汗！

　　闻先生本想立即驱车赶赴深圳火车站。但是，汽车是跑不过火车的，即便他赶到了，女人也早已被那位深圳的朋友接走了。他只能打消这个念头，内心却更加不安。不可能再次遇见了，再也不可能了。他沮丧地想着。闻先生从后视镜里看见了自己的面容，有些扭曲，怎么看都觉得不像是自己的脸，不禁一声叹息，闭上了眼睛。他希望再次清晰地看见“倒踢紫金冠”，但是，这回只有形象，却没有轮廓……

　　女人的形象就悬浮在男人的眼前，飘忽不定。闻先生不相信女人刚才是在刻意回避，没有这种可能。他认为事实应该是这样——女人知道到广州了，便及时去了盥洗室，好干干净净地与邂逅的这位喜欢伯格曼的男人道别，然后，他们互留联络方式，以便今后在北京接着聊，接着喝。会是这样吗？会的！但是，女人回来后，发现包厢已经空了，那个从事文字工作的男人竟是不辞而别，留下的只有那本《魔灯》——是无意中落下的还是故意的安排？这种明显的缺乏教养会让一个优雅的女人难受吗？还是气愤或者不屑？最糟糕的一幕是，女人从盥洗室出来，远远地就看见了他正被人裹挟着离开，她却没有叫住他。或者，不想叫住他……

　　外面的雨下大了。

　　很多次，闻先生想把这次旅行经历写出来，登到《北京晚报》上。最好是一个月的连载。他想，或许柳女士能在这一个月期间，偶尔遇见这张北京城家喻户晓的报纸，读到他的文章，与他重新联系上。这是极有可能的。但最终还是没有这么做。他答应过她，不会把这些写到报纸上。

　　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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