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口吃简史

　　在童年无数个幽暗的日子里，我常常蹲在村口几株巨大的榕树下出神发呆，持久地困惑着。那是几株树身需要数人合抱，说不清年岁的大树，繁茂的树枝如童童车盖散开，又俯身下去接近河面。阳光下斑驳闪烁、扑朔迷离的榕树叶，尤其是大片的叶子，一进入我的眼帘，马上就会变成一根根鮮红的舌头，大树在瞬间熊熊燃烧，火红一片。

　　我也对舌头充满好奇。我曾经无数次在镜子前张开嘴巴，仔细观察这个在我看来全身最为神秘的器官。其神秘中的神秘，不在布满无数味蕾的舌面，而在舌头隐藏的背部，其神秘难测的经络结构，是郑和庞大舰队藏于水中的部分。我不确定的是，我口中这只孤舟，这片叶子，最终能到达什么地方。

　　在温州方言里，“舌”和“叶”同音，都读yi（入声），“口吃”称“大舌”。刚识字时，我曾鼓起勇气用温州方言问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大ye中的ye具体是哪一个字？父亲的这位朋友刚好从村口榕树下经过，看着朋友家这个可怜的口吃的孩子，就用手指一戳榕树叶，很认真地对我说：“喏，就是树叶的叶。”就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把“大舌”误认为“大叶”，“舌头”和“叶子”的意象，在我脑海里诡异地重叠着。

　　舌头指向话语。话语，即可伤人，如在恶中淬过毒的利箭；也可隐藏，如真实可以躲避在谎言的后面，如龙隐介藏形。我也曾经像公鸡一样牢牢蹲在村口的榕树上，隐藏自己，带着有罪之身，透过榕树叶的缝隙，用两只像猫眼一样的大眼睛偷窥着这个让我感到恐惧的世界。

　　模仿与嘲笑

　　口吃，白日梦魇，我的兽，是在我八九岁开始紧紧跟随。可是只要被它盯上，它就如不眠不休的影子，紧紧抓住、撕咬我长达三十来年。

　　我是1982年出生，1989年虚岁八岁，当年九月进入庄泉小学读一年级。那是一所规模很小的小学，只够招收周边两三个村的适龄孩子，每个年级段只开设两个班。学校建在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边，夏日里听取蛙声蝉鸣一片。学校围墙上刷着“四个现代化”的标语，每一个鲜红的字有半张课桌那么大。

　　还记得开学第一天的兴奋与新奇。按照惯例，班主任会给每个小朋友发几块糕儿和几粒糖果，当作见面礼。糕儿是糯米做的，雪白雪白，形状分正方形和圆形两种，橡皮大小。很多年后回味起来，这种糕点其实非常难吃，又硬又干，难以下咽，不过在没有零食可以吃的年代，这无异于蟠桃会上的奇珍异果。又硬又干又有什么关系？我们都有一口摧毁一切的钢铁牙齿，而汩汩而出的口水，足以浮起整块糕儿。

　　糕儿的滋味还没有散去。有一天，年轻的数学女老师不知何故忘记了上课，我们一班小猴子早已经在教室里闹翻天，有同学自告奋勇说，他知道老师家在哪，我去通知，然后飞奔而出。半节课的工夫，我们就远远看见田埂上的同学往回飞奔，在他身后长长的一段田埂上，女老师扭着腰肢，不紧不慢地跟着，似乎一点也不着急。我和一伙同学就趴在窗户上，往田埂方向开心地大喊，喊的无非就是“老师加油”或“老师赶紧”之类。

　　女老师越走越近，依旧扭着腰肢，不紧不慢地走着。我们还以为老师没有听到大伙的呼喊声，就喊得更起劲了。等到老师转进学校围墙，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中，我们马上回到各自的座位，绷紧脸部肌肉，伸直手指，把右前臂压在左前臂上，挺直小腰板，坐端正。

　　走进教室的女老师表情阴沉，先是沉默着用眼睛威严地扫视一遍，扫得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发毛。她开始缓缓说道：“我刚刚走过来的时候，哪几个同学离开座位跑到窗户边大喊大叫，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你们这样子，被校长听到多不好。”女老师点了几个男同学的名字，我赫然在列。我似乎还在教室里模仿女老师的走路动作，毕竟模仿是人的天性。这一罪状似乎还被正义的女同学告发，让老师更加怒不可遏。

　　以口吃为界分割我的人生，八九岁之前是我天真的、肆无忌惮的原始时代。糕儿的回味，女老师在田埂上扭着腰肢不紧不慢地走着，成为一片片脉络清晰的陌生植物化石，长埋在我的记忆深海里。无声的化石透露一个重要的确切信息：我在八九岁的时候，还没有口吃，还是一个能在教室里张牙舞爪叫喊表演的正常小孩。

　　那该死的口吃，是我八九岁的时候，通过嘲笑、模仿得来的。

　　按照族谱的说法，我是浙江温州永强三浃环川人氏。永强王氏三巨族：英桥王、殿前王，还有一巨族正是环川王。

　　何谓“三浃环川”？据本族先贤王毓英公考证，三浃环绕，“地处中心点，四面绕以各村落，而王氏较巨”，所以称三浃环川王氏。按照我们当地老一辈人的说法，我是温州永强天河镇三甲乡西前村人。从“三浃”到“三甲”名称的转变，除了读音相同之外，也许与保甲制度有关。

　　从我出生至今三十多年来，村名和辖区名称屡次变更，从归属瓯海区变成归属龙湾区，镇改成街道，乡改社区，“城头变幻大王旗”。我最新版身份证上的地址是，天河街道天河南路某某号，直接抹去了乡名和村名。我的故乡，三甲乡西前村，似乎也一同被抹去。我总觉得，老改村名地名，是对古人的大不敬，如果说那些先人真的会魂归故里，不都要迷路、徘徊踌躇在崭新的水泥路旁陌生的门牌前了吗？

　　在我的意识里，故乡三甲乡西前村的名字一直没有变。它是一座宁静小村。来自大罗山山麓金山寺前的一条小河缓缓向东，像菜刀在九层糕上切了一刀，把西前村分为南北两块，至村口汇入池塘，再斜切流向村外，汇入远方更宽更大的塘河。儿时小河清澈，河岸边蜻蜓停停歇歇。村口榕树巨大，我在树下发呆，父亲在树下赌博。

　　小河也是村里一条天然分界线，南北两边的村民互称对方为“隔岸的”，在潜意识里亲疏有别。我家住小河北边，自然而然，南北两边的小孩各聚成一个独立的松散团体。在我们小孩子的心目中，相比大人，这条小河的分界作用更为重要明显，尤其是在战争游戏中“攻占杀伐”之时。

　　关于领地和边界意识，人其实和动物差不多。在一项研究当中，研究人员把夏令营里的十岁男孩分为两个团体竞争，如此一来，团体之间的互相鄙夷——例如看见另一个团体的成员，就装出恶心的表情捏住鼻子——随即成为常见的行为。当我们这些南北两边的小孩在村口桥头碰到，或隔河相望时，也是做出如此举动。以小河为界，双方小孩少有往来。

　　不过有一段时间，这条边界被暂时打破。同伴告诉我：“隔岸突然发现一个小孩，是‘大叶（舌）的，讲话讲不出来，很有意思，我们快去看看吧。”我一听同伴这么说，那还等什么，赶紧去看看，去嘲笑吧。

　　这一次我和同伴，我们村的全体小孩，包括南北两边，都毫无心理负担轻松跑过边界——也就是村口那条普普通通的水泥桥——暂时不分敌友，开心地奔走相告，一起相邀去看奇观。

　　当我们回忆往事时，真实部分与在头脑里反复加工之间的界限会变得模糊，这就好比回想故乡的桥，桥的基本架构方位如何，桥洞如何，准确无误，不过栏杆上是否有雕花，雕的又是什么花，就不大确定了。记忆如藤蔓，会自发磨损或生长。

　　我和同伴在隔岸河边开心地大笑着、喘着粗气，放开手脚奔跑着，眼中看到的树木房屋都是摇晃跳跃的。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远远看到一个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八九岁小孩，被围在垓心，一群人围着嘲笑。既然是多对一，那就不用担心，我和同伴到了之后，也加入了其中，无非是把这个圆圈圈得更大一点而已。我环视一周，看到曾经可怕的敌人面目不再可怕，而且是并肩作战，一起嘲笑一个最弱者。如此场面，非常有趣。

　　他好像一只无意闯入人群，被人堵住没来得及逃脱的黄鼠狼，十分可怜，又十分倔强，昂着小小的头颅，鼓着腮帮，红着脸，又像一只穷途末路的小刺猬，捏紧拳头，与我们车轮战。

　　我们出招的方式是：轮流模仿他口吃的说话方式来嘲笑他。后来我知道，对口吃者（其实是弱者中的一种）的模仿与嘲讽，是每一个人的天性，也是最日常最轻松的恶，而对内心敏感的口吃者来说，这种最日常最轻松的恶，恰恰是最羞辱最致命的打击。反之，能克服这种行为人的，在口吃者看来，是天底下最和善的人。后来我也突然明白，当年被我们围在垓心的那个小孩，内心有多屈辱有多痛。

　　“大……大……叶（舌）……的，你……你……怎么，不……不骂……我们呀？”

　　“我……我……我。”

　　真是一个倔强不服输的小孩，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轮番嘲笑，他都想顶回去，可是由于口吃，他回不了话，就算好不容易用力顶回完整一句，又会马上淹没在接下来好几人推来的嘲笑大潮里。口吃的小孩终于意识到，两者之间存在一段他难以逾越如鸿沟的致命时间差，而我们早已经笑得前仰后合，甚至在地上打滚了。他捏紧小拳头，瘦小的肩膀气得发抖，他看到自己的溃败。

　　我们狠狠地模仿、嘲笑那个口吃的小孩很长一段时间，直到被家长发现，拧着耳朵警告：“短命儿，你会死耶，不要学那个孩子‘大舌，你也會变成‘大舌的！晓得否？”

　　“短命儿，你会死耶”，是我们那个年代母亲骂儿子的常用语，这句话还有一个语气加强版本，是一个母亲在盛怒之下的咒骂：“短命儿，单下死亡（指猝死）！”这样的咒，我们小时候早就听惯了，早已不当回事了，不过现在当我把这句话写下时，才发现它的悚然。

　　可能是家中母亲责骂严厉，又或者是他们毕竟比我大几岁经验老到，有几个“短命儿”确实见好就收，不再模仿、嘲笑那个口吃的小孩，远远看到他如遇瘟疫，避而走之。

　　而我并不当回事，在和同伴游玩时，继续故意模仿口吃觉得有趣。也是合该有事，我家人多碗筷多，爷爷有眼疾，只能算半个劳动力，大姑妈已经出嫁，还有两个姑妈待字闺中（说待字闺中只是文雅的说法，无非是在家或在田劳作），叔叔为求功名在家苦读，足不出户。父亲身为长子，在十一二岁时就要撑起这个家，每天起早摸黑，已经是一家之主。

　　我家又孩子多，父母每天都要操持大家庭，对我这个老三只能放养，没有多少精力看顾。每天放学回来，书包往家里一扔，脚还没沾地，我就往外跑找同伴去了，上山爬树下河游泳，等到肚子饿了，暮色四合，每家每户炊烟袅袅，我们才各自依依不舍回家。

　　这也使得父母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发现我当年这个奇特的爱好，等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也变成口吃，想改也改不过来时，已经是万劫不复。我意识到，那个在教室里张牙舞爪自由表达的我，永远回不来了，生活本身唤起一种全然古老的恐惧与战栗。我和那个口吃的孩子一样，也已经彻底溃败。

　　在往后的许多日子里，每当我回忆这个噩梦般的时刻，我总看不清那个同龄口吃小孩的面容，他的面容仿佛裹在云雾里，云雾也藏起他的眼神。他仿佛是一尊小小的古希腊雕像。古希腊工匠在创作时大多不会雕出雕像的眼神，这反而使得雕像能用全身来“观看”你。那位被我嘲笑的口吃的孩子也一样，他不让我看到他的面容和眼神，是用他的全身来“观看”我谴责我，谴责着自食其果的我。在我内心深处的潜意识里，藏着对他的深深愧疚，负罪感。回忆里的他不看我一眼，是拒绝与我和解。

　　罪与罚

　　在接下去近三十年岁月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口吃对我的惩罚。我从九岁左右开始，一直到过而立之年，口吃跟随我从懵懂到发育，第一次梦遗，穿过整个青春期，直到娶妻生子。可以想象，它对我的影响之大，它甚至改变了我行走的方式，让我走路都显得拘谨，不那么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口吃让我自卑，羞涩，不自信，以及对公开表达，站在台上，成为众人焦点产生恐惧。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曾身患癌症，在持续数年的治疗中，不仅忍受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而且更得承受加诸疾病之上的那些象征意义的重压。在她看来，后一种痛苦远比前一种痛苦致命，因为它以道德批判的方式使患者蒙受羞辱。这其实也是对疾病的一种普遍体验，尼采在《曙光》一书中写道：“想想疾病吧！——去平息患者对疾病的想象，这样，他就至少不必因对疾病胡思乱想而遭受比疾病本身更多的痛苦——我认为，这种痛苦很是厉害！它大得很哪！”

　　桑塔格在癌症康复之后发表的《疾病的隐喻》一书，考察了疾病（尤其是传染性流行病如结核病、艾滋病，及恶性的肿瘤病，如癌症）如何被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一种道德批判或者政治态度，从一种疾病的隐喻又如何进入另一种疾病的隐喻。

　　我仿佛看到不再年轻的桑塔格就坐在上江路肯德基一楼有着整排落地窗的走廊座位，在我对面，隔着我正在使用的这台联想笔记本，在二零一九年一月下午的温暖阳光里。她撩了一下额头前那一缕白刘海。不得不承认，不管是青春年少还是容颜衰老，她都长得挺好看，那一缕白刘海恰到好处，不增不减。

　　桑塔格发现，“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是仅仅当作疾病来对待，那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道德上低人一头”。对待不同的疾病，有不同的态度。人们对癌症患者撒谎，“人们之所以对癌症患者撒谎，不是因为这种疾病是（或被认为是）死刑判决，还因为它——就这个词原初的意义而言——令人感到厌恶：对感官来说，它显得不祥、可恶、令人反感……从加之结核病和癌症之上的这些隐喻，可以看出一类特别能引起共鸣的、令人恐惧的隐喻的实施过程”。她说：“身体里有一个瘤，这通常会唤起一种羞愧感。”

　　我说过，口吃的我感到生活本身唤起的一种全然古老的恐惧与战栗，这是一种综合的体验，或者说是经过一步步运算得出的结果。很多年过去，当我内心已经足够平和，宛如大病初愈，得以对其好好观察一番，捋清这只贴身怪兽的每一层毛发，这才发现，口吃和某些难以启齿的使身体发生异变的疾病一样，有着太多太多相同点。其第一层毛发，正是羞愧以及对自己的厌恶——对后天口吃的我来说，羞愧、厌恶的里层，是罪。

　　层层叠叠复杂的隐喻裹在羞愧的外层。因为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疾病，都充斥着意义。从某种意义来说，口吃就是一种病因不明，医疗无效的神秘传染病，是一种对选定人群的惩罚与审判。

　　桑塔格的这本书，仿佛一把质量很好的洛阳铲，在我成分复杂的内心铲起深藏其中的诸多意识，并在日光之下，让其纷纷扬扬，无处遁形。我们两人感同身受，真应该好好浮一大白。

　　二零一九年一月，為了着手写这篇文章，我在各种购书网站猎书，发现相关的书籍非常少，这是一个被忽略的冷门话题，也可遥想古往今来谋求自救的口吃者，会多么绝望。最后好不容易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找到两本，一本是一九五四年浙江口吃矫正所编著的《矫正口吃讲义》，另一本是二零零七年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口吃矫正概论》。

　　要知道，我是在读了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之后才下单买这两本书的，吊诡的是，手机上刚一下单，马上泛起一阵羞愧感。我仿佛买了两本治疗某种羞于启齿疾病的小册子，比如《如何戒掉手淫坏习惯》。我猛然惊醒，附加在口吃上的隐喻竟然如此浓重，让我自觉低下象征“正常”的头颅。

　　除此之外，口吃者还一直生活在暗示的云团之中，不管是来自外部环境还是自身，都充满暗示。

　　口吃者一再被暗示的首要精神活动是，区分别人的正常与自己的不正常。当口吃者反思自身时，首先发现的是，便是一种矛盾，他卷入旋涡之中，晕乎乎迷失方向。不管何种文字游戏和逻辑绝技，理解首先是统合，而口吃者是感到一股强烈的分裂意识。就人而言，理解世界，就是迫使世界具有人性，在世界上烙下人的印记。口吃者的世界不同于不口吃者的世界，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我其实只是简单换几个关键词，改写了加缪那篇著名的长文《西西弗神话》中的一段，就能说出口吃者的困境，羞愧过后的困境。加缪那篇著名的长文是谈荒诞的，口吃者对此当然有浓浓的体会。对口吃者来说，羞愧过后，正是荒诞。

　　众所周知，《圣经·新约》里“肉中刺”的形象一直困扰着克尔凯郭尔，正如身体里的一个瘤一直在提醒着、羞愧着桑塔格。桑塔格观察到，在疾病被赋予的某些道德判断之下，潜藏着有关美与丑、洁与不洁、熟悉与陌生或怪异的审美判断，比这些形变更重要的是，它们反映了一种潜在的、持续不断的变化，即患者身体的分解溃烂。而克尔凯郭尔的“肉中刺”的形象，来得更为内在、隐蔽。

　　加缪评论道，克尔凯郭尔感受到的那根刺，不是用来平息痛苦，相反是用来唤醒痛苦。其实，世上再没有其他人比口吃者更容易感受到这根“肉中刺”了。

　　当口吃者不得不说话时，这根“肉中刺”会马上显现，他会马上意识到，最可靠的是缄默，口吃者会马上闭嘴，在嘲笑（外部环境）和屈辱中（内在的），这个“肉中刺”又马上藏好，如暗河通过皮肤随意一个毛孔隐入体内，又如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马上消失不见，然后等待着下次被唤醒。既悲哀又嘲讽的是，下一次的被召唤是必然会到来，一次又一次，反复无穷。

　　西西弗艰难的上山之路，加缪早已经很漂亮地说过了：“他脸部痉挛，面颊贴紧石头，一肩顶住，承受着布满黏土的庞然大物；一脚蹲稳，在石下垫撑；双臂把巨石抱得满满当当的，沾满泥土的双手呈现出十足的人性稳健。”我口吃最严重时，碰到不得不表达时，会张大嘴巴，嘴唇颤抖，藏在口袋里的双拳紧握，有时还不得不一跺脚，如炮弹发射，才能迸出几个磕碰难受的词，辛苦荒诞如西西弗。

　　对口吃者来说，这颗巨石又是什么呢？就是“想要正常表达的意图”。而好不容易推到山顶的巨石又一次滚落，是口吃再次发生。

　　在加缪看来，正是西西弗在地狱里无休止的重复劳作，才让“荒诞”的体验凸显。回程时稍事休息的西西弗，也让加缪“感兴趣”，因为这是西西弗“意识到荒诞的那些少有片刻，命运才是悲壮的”。对西西弗来说，加缪终究只是一个悠闲地喝着咖啡、抽着烟斗，骨子里乐观的旁观者，而我却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亲历者、苦难者。西西弗不会“比他推的石头更坚强”（这是加缪漂亮的原话），也不应当想象是“幸福的”（加缪原话）——这只能是捂住西西弗的嘴巴不让他表达，而再强迫赋予其象征意义。

　　我最感兴趣的，也是最能感同身受的，是巨石在山顶开始松动时，站在山顶的西西弗那难以描摹的面部表情。怒吼有之，悲叹有之，然后又不得不如此。

　　阳间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同样地，在地狱里，也有时间之河在滚滚不息流淌。在加缪看来，西西弗每一次的“重复劳作”，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重复，都是独一为二的。就像口吃者的每一次口吃，也是独一为二的，对当事人来说，其嘲讽、无能为力的挫败感，是一次次在加强，在累积，被暗示。

　　羞愧—痛苦—恐惧，形成一条首咬尾闭环的荒诞大蛇，每一次口吃，就是一次被暗示，如电流通过条闭环，能量加强再储存。这正是童年口吃走投无路的我内心所受的折磨。当我偶尔记起，这条荒诞大蛇是我通过嘲讽的方式得来的，更是让我羞愧难当，悔恨交加。这也使得我不敢再去嘲讽任何一个人，因为我无时无刻不背负着的嘲讽十字架，本身就够沉重的了。

　　我做过很多梦，大部分当然都已经忘却，不过有几个梦，却还记忆犹新。它们犹如轮廓分明重量明确的怪石，矗立在色调灰暗的记忆园子里。我能够记起的梦，大多是灰暗的，这也许是我幽暗童年的投射。

　　有一个梦是这样的。我躲在一堵灰墙的转角，手握一把能发射子弹的玩具枪，以一对多，远远地看着我的敌人，一大拨孩子跑近。梦里的我，既紧张又恐惧，并不断告诫自己，再等等再等等，等他们跑进射程，再开枪也不迟。等他们跑得很近，眼看快要扑向我的时候，我的枪却卡壳了，然后惊醒。

　　另一个梦与这个梦类似。我梦到自己突然会飞，不过刚学会这项神技还不熟练，总是很难控制平衡。我飞过村子上空，飞过自家屋顶上的烟囱。可是，等我被一拨孩子包围时，无论怎样死活挥舞手臂，都飞不起来。

　　奥地利心理分析学家A·阿德勒说，许多人都做过飞翔的梦。这种梦的关键，和其他的一样，在于它们所引起的感觉。它们留下了一种轻松和充满勇气的心境。它们把人由下带到上，把克服困难及对优越感的目标视为轻而易举之事。因此，还能让我们推测出是一个勇敢的人，他高瞻远瞩，雄心勃勃，即使在睡眠中，也不愿放下他的野心。它们包含了一个问题：“我是否应该继续向前？”和一个答案：“我的前途必定是一往无阻的。”对许多人来说，A·阿德勒的解读应该没有错，不过，许多人中却不包括我，飞翔对我来说，是悲伤，是逃避。

　　这两个梦现在看起来明白好懂，那就是童年口吃的我，被人嘲笑之后，不能反驳、反击（梦里的枪卡壳），又无所逃于天地间（梦里的飞翔）的苦闷象征。

　　还有一个梦是这样的。我独自在景区山间行走，似乎是故乡天河镇境内天柱寺景区模样，四周空无一人，走着走着，四周突然崩塌，大地只剩脚下一线，我如踩在悬空石梁，脚下是黑暗深渊，最后连石梁也崩塌，我飞速下坠，坠入无边黑暗，然后惊醒。

　　天柱寺景区位于大罗山天柱峰下，因晋代古刹天柱寺而得名。它是我们这些附近的小孩抬抬脚马上就能到达的风景区，小学春游必选，也是大人照片之中最常见的背景，因为熟悉，就显得普通。湖、瀑、亭、寺，乏善可陈，如此而已。想不到它进入我的潜意识，成为我谋求安全依靠的一个符号。

　　童年的我极度缺乏安全感，要把床顶到墙，靠墙睡才睡得踏实。母亲每每看到我把床顶到墙，就会把床拉出二十厘米的距离，我呢，又会把床顶回去，俩人如木匠拉锯，旷日持久，母亲最后也没办法，只得依了我的意思。后来发现，大人们不让床靠墙其实是有道理的，早年农村卫生条件不好，墙壁上常有蜘蛛、壁虎、老鼠光顾，从墙壁上掉下活物也是常有的事，最恐怖的活物当然是蛇。大人们留出的这二十厘米空间，是在人和虫兽之间留了一条缓冲带，说得道家一點，是留出一条虫路，让大家各自体面。

　　在老人之间，还曾流传着驱蛇咒。从我有记忆开始，全村只有一位老太婆会念这种咒了。她告诉我们这些上蹿下跳的小猴子，如果有碰到蛇，千万不要打它更不能杀它，要不然会有报应的，你们只管跑来告诉我，我会念咒，一念咒，蛇自然就走了，不会害人的。有一次，我们还真的在一间老房子的墙角看到掉下一条蛇来，我们赶紧去告诉那个老太婆，只见她颤颤巍巍用小脚走来，对着蛇念念有词。我躲在她那有老人味的灰衣服后面，打量着她也打量这蛇，这时，她原本非常讨厌的核桃一样的脸却不怎么讨厌了，反而散发出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神光，宛如菩萨模样。我肃然起敬。全版的驱蛇咒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都是四字一句，朗朗上口，开头两句是：“蛇有蛇路，人有人路。”

　　纵使墙角会掉下虫蛇来，我也觉得墙角是最安全的。我梦中的“脚下一线”，可能是安全的床沿在梦中的变异。

　　我记得前两个梦是小学时期做的，而第三个梦是在初中时期做的，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三个梦变得深刻隐晦，难懂起来。天柱寺景区和脚下一线好解读，可是让我费解的地陷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A·阿德勒说，很少人没有做过从高处摔下的梦。这是非常值得加以注意的。它表示这个人的心灵保守并担心遭受失败，而不是全心全意要克服困难。当我们记起：我们传统的教育就是警告孩子，要他们保护自己时，这种梦便很容易了解了。孩子经常受到告诫：“不要爬上椅子！不要动剪刀！不要玩火！”他们总是包围在这种虚构的危险之中。

　　与A·阿德勒所说的从高处摔下的梦相比，脚下大地突然崩坍吞噬的梦中意象所要揭示的内容，显然要沉重得多。直到我写这篇文章的今天，才恍然大悟，塌陷的大地，是我童年不能构建的语言系统——没有了用来有效沟通的语言系统，我只能坠入深渊。三个梦，其实是同一个噩梦。

　　据说每一个为口吃所苦的人，都有几个死活难发的音。对我来说，最难发的，是以W开头的字，如：王、我、吾、吴、五……。我后来发现，这些字，大多指向我自己，是我长久恐惧的暗示坠石。王，是鄙人的姓，是历代先祖在我额头刻下的抹不去的印记；“五”，由于和“吾”同音，“吾”又指向我羞涩的内心，这使得与“吾”同音的字一并遭殃。如此确凿，又如此吊诡。

　　从小到大，与人谈话，我都一直不敢直呼自己的名字，一喊自己的名字，就会很不自然，会脸红，会感到羞涩，会口吃。每当我听到有人直呼自己的名字高谈阔论时，我内心都会一惊：“他为何能如此轻松又毫无顾及地说出自己的名字？”

　　大学毕业后，我供职温州一家媒体单位，有一位领导刚好也姓王。有一次电梯在一楼打开，他出来我进去，我们陡然相遇。这个时候，我不得不招呼，就张大了嘴巴，宛如穿过诗人的寒舍，凄苦的风，从我嘴巴里外穿梭，对“王”字对自我的恐惧，以及对权力的恐惧（这一点，我需要坦率承认），在这一刻双箭齐发，击中了我。

　　我说：“王……王……总……好。”刚一说出口，我就对自己感到无比羞愧，无比厌恶。然后电梯一路爬升而上；他笑笑，走出单位大门。

　　后来他多次谈起此事助兴，他口中的版本是：我“王”还没“王”好，他人已经在大门口了。一个很有画面感的描述；一句很刻薄的嘲讽；一击重重的惩罚，让我回到了久远的童年时代，痛苦地站在垓心。我身处席间，无法反抗。无法反抗的无奈最悲凉。我也只能陪着大家大笑，哈哈哈哈。

　　在我的家乡，每逢好日子，比如正月或者是胡公大帝的诞辰，常常会做戏。做戏是热闹的，族人于烟雾缭绕、锣鼓喧嚣中去庙里请神，把神明请来端坐在戏台正对面高出地面一米多的神龛之上，方可开始做戏，同样地，戏做完之后，也要把神明请回去。这表示着，做戏是为了娱神，而我们这些被神明俯视的凡人只是顺便“蹭”看了几场出将入相、才子佳人的好戏。

　　来看戏的人，大多是穿着黑色或灰色衣服的老人，远远看上去，像一群在等待什么的乌鸦。在老人们早早坐好，演员们粉墨登场之前，有个把小时的空档期，琴师们在调音，有人在摆桌子简单布景。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空着的，但又不完全是空着的戏台，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所以戏台两边挤满了孩子。这个时候，调皮的胆子大的孩子会趁机上台朝下面的观众扮几秒钟鬼脸，再飞速撤回，蹲回原来的位置。随着孩子们的“好戏”轮番上演，胆子会越来越大，跑出的距离离戏台角落越来越远，有时甚至到达舞台中间位置。胆子最大的小孩，會跑到舞台中间，有模有样地打几拳或者是翻个跟头，再从舞台那一头跑下，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中，跑过整场观众，宛如英雄凯旋，脸上洋溢着骄傲，回到之前的角落，让我们刮目相看。

　　而我，从来不敢跑上戏台一步。在锣鼓喧嚣、烟雾缭绕之中，我越来越疏离，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我仿佛看到自己坐上一只小船，在风平浪静之中，被推开湖岸，慢慢飘向湖中心，孤立无援。整个过程，极其痛苦，又异常敏感。这种恐惧、疏离、无援的感觉“一以贯之”，影响我对班级讲台、学校舞台、起身回答问题，甚至对进入职场后会议桌的观感。在后来的媒体单位工作时，还没轮到我发言，我早已经心跳加快，脸皮发红，喉咙干渴发烫宛如刀割。

　　麻烦的是，童年家乡的戏台会无限扩大，如一把巨大的铲子，不管我如何抗拒逃避，它终究会铲到我，把我托举放在戏台之上。人生不就是一个大戏台？很遗憾，我生而为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当戏台覆盖整个天地之间，我开始对无所不在的人际关系感到恐惧。

　　和许多口吃的人一样，我不敢在人前打电话，对座机感到恐惧。可我又在媒体工作，身处隔出一格格的大办公室，每天又不得不打许多电话。每当我面前的座机响起，我就浑身一抖。单位的老前辈老是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要多打电话，才会有新闻。”我连忙“嗯嗯”。

　　有一个补救的办法，那就是偷偷躲在消防楼梯井里用手机联系或采访。门禁刷出去的消防楼梯井，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里灯光幽暗，地面并不太干净，每一层楼梯上常常坐着一群颓废的中年人在低头抽烟，等到快吸完时，就狠狠地猛嘬一大口，突然变得明亮的烟头，照出一张张苦闷破碎的脸。他们深吸一口气，然后戴上依旧乐观的面具，开门，走进每一层的亮光里。

　　等他们都走进去之后，我才敢掏出手机，战战兢兢地给采访对象打电话。电话里头的采访对象如果有点官职，我会更紧张，一接通电话，自己的身体会马上一弯，语气变得卑微：“是某某科长吗？您好您好！我是永胜……”

　　我从市区单位下班回到永强家，中途要转一趟车，耗时一个多小时，在每天的公交车上，我不得要领地读书。我从傍晚出发，一直走到暮色四合，公交车在乡村的柏油路上颠簸飞驰，宛如孤舟开在黑漆漆的海面上。我合上书本，看不清楚未来的路在何方，驮着一身夜色与疲惫走进家门。

　　我刚结婚不久，妻子性格温柔，如李安妻子。我当然一再暗示妻子，我才华如李安，妻子总是笑笑，说，假李安也多得是，不过有才无才都无妨。儿子刚出生，笑得肉嘟嘟。我和父母住在一起，没有存款，工资不够我买书。

　　这是我人生中最幽暗的岁月。

　　拯救与逍遥

　　众所周知，卡夫卡写过一封著名的长信《致父亲》。据卡夫卡好友勃罗德回忆，《致父亲》写于1919年11月初，卡夫卡声称要通过母亲向父亲转交此信，迟至11月下旬，信终于到了母亲手里，但是母亲并未转交，相反，她把信退还给了卡夫卡。这是一封未到达收信者手里的长信。

　　卡夫卡研究者叶廷芳认为，这与其说是一封家信，毋宁说是一篇政论，一篇有关社会学、伦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学和文学的论文。这也是一篇向过时了的价值观念宣战的檄文，其观点之鲜明、文笔之犀利，为一般书信所没有，它反映了时代转型期两代人之间精神上、思想上的隔阂之深。这封信可以看作是卡夫卡用书信体写的一篇创作，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

　　己亥年正月，我窝在沙发好几天，才读完卡夫卡的《致父亲》，坦率地讲，阅读的过程并不快意，可称为艰难跋涉。卡夫卡固然是向他高大伟岸的父亲袒露内心，不过他袒露的又是怎样晦暗难明的内心？信中句子布满大量用于补充的“（）”，“前提”，“也许”，“可能性”等等的词语或标点符号，以及“几乎从来没有比这次”“一方面它具有某种不言而喻的性质，某种原始性质”之类的曲折表达。这让我想起北京白云观保存的描述道家养生方法的《内经图》拓片，在修行的当事人看来，经络分明，自成体系，而在旁人看来，却是七弯八拐，云山雾罩，甚是费力，一点也不“观点之鲜明”。在卡夫卡这里，“观点之鲜明”尤其困难，正如他在写给自认唯一与他有着深厚感情的亲人——妹妹奥特拉书信中袒露的：“我写的与说的不同，我说的与想的不同，我想的与应有的想法不同，于是一步步走向极端的黑暗。”

　　旁观者勃罗德认为，卡夫卡母亲不转交书信的做法也是情理之中：“此信若果真送去，效果必然适得其反：通过此信使父亲理解自己的意图根本不可能实现。”勃罗德是从递交书信的效果来考虑此问题。

　　卡夫卡想托母亲转交这封信而遭到拒绝后，他就再也没有采取别的途径让父亲读到它，也没有因此把它撕毁。在叶廷芳看来，收信人是否能读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留下这样一篇文献，而这是符合作者观点的，卡夫卡认为，一切真正的文学都是“文献和见证”。而我觉得，叶廷芳的看法太过超脱，仿佛是一个远远站在事故现场之外的人，没有顾及受害人的切身感受，而大谈此次事故有何独特的永恒的意义。

　　有人认为，卡夫卡没有直面父亲的勇气，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显然是，他内心一定明了这封信的真正目的：它锋芒所向，绝非单纯针对父亲，而是“父—母”双边同盟。他知道，只要这封信交到母亲手里，他就达到了基本目的。

　　王永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