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来信
- 来源:视野
- 关键字:历史,深处,来信
- 发布时间:2011-01-17 08:40
现在，曾经的“红卫兵”们要向多年前被自己或“战友们”扇过耳光吐过唾沫的老师们道歉。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但致歉的发生在当下仍异常罕见。道歉与和解迟到了44年，所幸一切都还不太晚。
“你们也是受害者”
原北京外国语学校的50周年校庆，返校的校友人数超出预料。庆典前，一批昔日学生开始给昔日的老书记程璧写道歉信。甚至庆典当天，还有学生在幽暗中走到第一排，亲口对程璧说对不起。在聚会中，他们谈及老师的现状异常难过。当年的“红卫兵”中有人打过老师，有人没有，但他们逐渐接受了一个共识：“哪怕下跪磕头，也要承认错误。”
在他们看来，和老师邻座“谈笑风生”是一回事，正式而庄重地向老师道歉，是另外一回事。尤其是在这些往日的“红卫兵”自己有了儿孙之后，他们开始酝酿道歉行动。
63岁的申小珂最早将道歉信发出。“程老师……我和您直接接触只有两回，都是在‘文革’中。一次是我们班的几个男同学把您叫到我们宿舍，问您为什么不执行毛主席关于‘文革’的指示。还有一回是‘复课闹革命’时期，我和您在我们教室有一次谈话。谈话内容，现在我都忘了，可能还是我用‘极左’思想教训了您一顿。现在回想起来，只有羞愧……1968年春天把您和其他校领导关在男生宿舍一楼时，管你们的典狱长就是我……今天我给您写这封道歉信，相信是可以代表咱们学校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的校友，请您宽恕我们。”
他首先通过E-mail发给了北京的同学。拜会老书记程璧时，由同学代转的打印出来的道歉信一出现，不仅程璧本人，连在场同学们都惊呆了，“怎么会有这样一出？”此前没人向程璧道过歉。一片惊诧中有人拍照，有人把信一字一字念给老人听。程璧一时反应不过来：“我不记得申小珂打过我啊，他是好孩子啊。”虽未对老师施暴，但在校时他也曾戴着红袖章高喊“打倒”，对象是自己的老师。
而在历史的另一端，程璧说，她只哭过两次，一次在批斗大会上被划为“走资派”的她跟着喊“毛主席万岁”，有人打她，问：你怎么也跟着喊呢？另一次是在劳改中她穿了双解放鞋，“红卫兵”却觉得她不配。
道歉信被发到校友网上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纷纷回帖。小四三班的一个同学写道：“当了老师以后，我才明白师长的含义……小珂学长的道歉信是我们一代人心里的隐痛。”初一一班的一个女生这样写：“你们信中的话语触动了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每个人都需要认真反思。”初一二班一个男生身在美国，他打算迅速行动：“争取回北京参加纪念活动，一定当面向校领导和老师们道歉。”
接到自己学生的道歉信后，程璧非常感动，“应该让孩子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不到一周之后，她写了回信。在信中，她写道：“我认为，你们也是受害者。那时不懂事的孩子跟着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压力，怕跟不上形势，怕犯错误。”
之后，程璧跟申小珂一起吃过两次饭。申小珂告诉程璧老师，当年不打老师的原因在于他家就住在北京服装厂旁边，夜半的哭喊声经常惊醒他的母亲田绿萍。他母亲告诉他，绝对不能打人。
还有一些类似的温暖片段。当年同样遭受迫害的关秋兰老师，1970年，一个已上大学的学生冒着生命危险晚上偷偷回来看她。在她没有完全“解放”之前，一位女同学找到她，向她道歉：“我爸妈跟我说，你绝对不是一个坏人。”
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
或许因为记忆广阔，老人们的视线不仅仅停留在忏悔的个人层面上。关秋兰说，账不能算在孩子们头上，道歉固然好，不道歉也应有所反思，“我相信孩子们的良知”。
1996年，时值‘文革’三十年，一批学生到关秀兰家探望，买菜吃饭。席间一个穿着军装的学生，毕恭毕敬把关秋兰从客厅请到卧室，扶她坐下。这位军官学生承认曾打过她，以一个笔直的军礼道歉。关很诧异，她记得当时的回答：“我记不得了。”
回到客厅她对同学们说：“你们也是受害者，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在她的心目中，做饭吃饭本身就意味着友好，抹去风尘人心如镜。客厅里充满了静默。
关秋兰已经81岁了，耳背，说话声音很大。跟所有的老人一样，这位昔日北大附中的老师不愿意提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批斗，只是淡淡地说：“十年啊，根本没有安稳过”。
‘文革’中留下的“怕”，几乎不再是一种内心感受，而是作为一种生理症候在幸存者后来的日子里潜伏了下来。同为‘文革’中被批斗女老师李煌果的表现不同。恐怖记忆并没有从她的记忆中抹去，反而令它们愈加清晰。几年之前她的身体每况愈下，言语和意识正逐渐远离她的身体。病中亦或在梦中，她会被带到过去，紧跟着一阵“不要打我”的尖叫声猛醒。
在过去痛苦的煎熬中，关秋兰开始寻求内心的解脱。“我是怎么想通的？”她会这样反问。“我是华侨，没有为新中国出过力，回归即已在祖国的温暖怀抱中，从高中到大学到工作，比起当初的革命者，我算老几啊。”她说自己这样就想通了。
一位女同学总结说：“都是不明真相的历史参与者，一个人能承担多大的历史责任呢？”她把道歉归结为个人的道德而非其他层面：“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也是为了后代负责，六十岁左右的人都活着呢。”
她援引那句“哀而动人”的口号来评价身边的致歉：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
时间在慢慢地清洗着仇恨
忏悔者一直在同沉默以及遗忘斗争着，而其中最值得瞩目的，是一些当年的受害者所作的忏悔。
北大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之一，学校一位名叫李洁的教务员，在日军占领北平时曾和一日本商人结婚。后来，李洁被“红卫兵”虐待致死。关秋兰老人因当年没有帮李洁说话而后悔，她觉得自己没有为同事的死做点什么。
更早的私人之间的忏悔与和解，这些年一直在当年的“红卫兵”的重灾区发生。1993年夏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前副校长胡志涛收到过一个前“红卫兵”学生寄来的一本挂历和一封信，这名前“红卫兵”学生在信中为在1966年8月5日打了她表示道歉。尽管这是27年间她收到的惟一一封道歉信，但她仍表示原谅所有打了她的学生们。
即使致歉一直缺席，但时间也在慢慢地清洗着仇恨。重庆企业家席庆生说，‘文革’期间他亲眼看到母亲被人打死。后来找到了“枪手”，他们兄弟甚至摸清了枪手的生活规律，打算把“枪手”绑到偏僻处施以私刑，但一直没有动手。拖着拖着，反而没有这个冲动了。“人上年纪了就更理性了。”劫后余生的人，都在思考是什么让那些青少年在1966年那个夏天，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魔鬼。“十年浩劫”“极左思想毒害”，不管是受害者还是迫害者，在寻找惨剧原因上，受害者和迫害者意外地达成了共识。他们一起把原因全部推到了外界。“提起这些往事，我就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腔的愤怒，我们这些所谓的‘红卫兵小将’是被利用被愚弄了。”申小珂如此反思自己的改变。这几乎也是他们这一波忏悔者自我反思所能走到的极限。
当程璧颤巍巍地拿着放大镜、一行行扫过申小珂给她的道歉信时，应该有另外一个放大镜扫过1966年的那一段历史。然后在真相的基础上，一切都走向和解。就像程璧和申小珂的和解那样。
（韩淑琴摘自《南方周末》，本刊有删节）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