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募捐众生相

  • 来源:方圆
  • 关键字:帮助,提防,质疑
  • 发布时间:2020-02-27 13:25

  本该是助人解决生命危难的好事,却因频发的募捐骗局令援助者心寒提防,如今的网络募捐似乎陷入一种“塔西佗陷阱”,逐渐失去它最初的公信力。

  这让曾经参与志愿服务,也经常在朋友圈帮忙转发一些个人求助信息的张桐(化名)感到着急和泄气,她告诉《方圆》记者,“网络募捐乱象如果得不到解决,影响最大的是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们,他们本就已经困难到无以为继了,还要面临道德尊严方面的质疑,这是最残酷的”。

  一次并不成功的筹款案例

  “愿意去相信去帮助的人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这是求助者董艺(化名)的亲身感受。2018年3月,董艺通过水滴筹发布个人求助信息,目的是救助患肾终末期疾病的母亲。母亲在2017年12月的時候查出患有尿毒症,为了治病保命,花去了家中所有积蓄,周围亲戚朋友也都已借遍。

  董艺那时才刚有了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镇上的餐馆做一名厨师,每月不到5000元的收入。他的父亲早早去世,母亲靠自己的早餐摊生意维持家用,可病后工作停滞,一家人生活早已捉襟见肘。就在2018年,母亲病情恶化,再也出不起治疗费用的董艺走投无路,听从朋友的建议,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求助。

  “真的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凡有别的法子,不会将自己的情况公之于众,寻求陌生人的支援”,董艺向《方圆》记者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因为是第一次操作,董艺登录水滴筹后,先按照弹出页面的要求填好个人资料,接着就有平台的工作人员联系他了解情况,并告知他后续步骤。出于“不想欠别人太多”的心理,董艺将筹款目标定在了10万元。

  之后一个月的时间里,董艺的故事出现在亲朋好友的朋友圈中,不断被朋友的朋友看到并转发,689次转发后,董艺筹到了两万五千多元的善款,自感“圈内资源已达饱和的状态”,董艺提前结束了这个项目进行了提现,这笔钱虽距筹款目标相差甚远,但也的确解了他的燃眉之急,董艺怀抱着感恩,将这笔资金拿去用于给母亲买药、做透析。然而,两个月后,病重的母亲还是去世了。

  董艺有时会想,如果他当初能筹到更多的善款,带母亲去更大更好的医院进行治疗维持,母亲是不是不会走得这么早?这显然不是一个筹款成功的案例,接受采访时,董艺告诉《方圆》记者,他认为如今时有发生的骗捐、诈捐事件,多多少少影响了人们施以爱心的积极性,“如果我的求助信息发生在早几年,在网络募捐发展的初期阶段,情况或许会大不相同吧。”董艺说。

  他理解人们的谨慎之心,作为一名通过网络求助的亲历者,他觉得在信息认证环节想要去欺骗人们的爱心钱“太简单了”,在平台上填写个人资料时,除了发起人承诺保证信息资料完全真实之外,还有一则平台声明格外引人注意,上面写着“该求助信息不属于慈善公开募捐,真实性由信息发布者负责,平台提示您了解详情后方可进行帮助”。

  “我当时还想,如果求助者信息是虚构的,平台又不为其真实性负责,这不同时也给别有用心之人可乘之机?难道募捐信息的真实性只能靠发起人的道德自觉?”董艺疑惑道。而就在2018年,就有媒体曾测试使用虚假诊断证明及住院证明、真实身份信息,均能发起筹款求助并提现,这显然是网络募捐缺乏监管的表现。

  另外,董艺觉得网络募捐平台应该在善款去向上有更大作为,“否则如何规制那些挪用甚至据为己有的情形呢?这些因素对捐献者的判断至关重要”。

  (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那些成功案例中的主人公

  而对于求助者而言,如何能获得超出朋友圈的救助呢?《方圆》记者了解到,越是具备社会性公共性的身份和经历,越能够激发公众的捐助热情。

  在轻松筹平台界面所介绍的筹款案例中,发起人贾立强在短短8个小时的时间内为患病女儿筹得了96万元的大病救助金。贾立强是北京4万余名公安民警中的一员,曾参与过2004年某明星被绑架案的解救工作以及各类重特大恶性案件的侦破工作。在和平年代冲锋陷阵,为百姓排忧解难、打击犯罪是这名基层民警的职责所在。

  然而在2009年3月,他11岁的女儿首次发现患有脑瘤(间变室管膜瘤),后来反复复发多次,为了给女儿治病,他曾带孩子远赴海外求医,虽然对病灶部位治疗效果甚好,但为治疗复发和转移,仅一年多的时间用于放化疗及生物免疫治疗已花费130余万元,致使这个家庭负债累累,而后续治疗至少还需百万元。

  贾立强说,他也曾想尽各种办法为接下来的治疗筹钱,但凭自己的力量实在无以支撑了,只好在网络上发起求助信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此消息一出,来自四面八方的援助就赶来了,8小时内,他就收到来自亲朋好友、战友们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我会把这份爱心用我的方式和能力去回馈社会的。”贾立强感动地说。

  35岁的赵涛也是通过网络募捐的方式筹得了自己的医疗费。他是一名心脏外科医生,拥有令人艳羡的人生轨迹,本科就读于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后考入解放军医学院(301医院)攻读硕士,在北京协和医学院阜外医院攻读博士学位,在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贞医院攻读博士后。

  赵涛专攻小儿心脏外科专业,投身临床十余年,参与各类心脏外科手术3000余例,几年间和团队拯救了两千多名患儿的生命。因为心血管疾病的突发性,常有夜间急诊手术,苦战、夜战、血战、鏖战也司空见惯。很多时候他守在危重病人的床旁忙碌调控一整夜,看着ICU的窗外天亮,护士们说他几乎就住在科里了。

  就是这样一位医术精湛、消除患者病痛的白衣战士,却被查出了恶性肺癌晚期。因为刚刚工作不久,赵涛没有医保,仅仅左肺大部切除+淋巴结清扫手术就花光了他和家人所有的积蓄。他的父母是农民,求学十余年里,赵涛并没有攒下什么钱,每月的收入付完房租就没了,为了治病,他能借的都借了,能透支的信用卡也都透支了,直至现在也无力归还。后面还有放化疗和靶向治疗等着他,迫于无奈,赵涛选择了网络募捐的方式,他的故事一经转发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他的同行、他救治过的病人及很多不相识的人都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赵涛最终筹得50万元的善款。

  而在另一例“对越自卫反击战女兵身患白血病,记者丈夫想救救自己爱人”的案例中,为救身患白血病的妻子,天津日报视觉中心的记者姚文生在网络上发起个人求助,借助媒体报道,妻子张淑霞的故事得以被人们知道,人们感动于夫妻俩在各自领域的付出和奉献,短短24小时之内,网络募捐总额便超过55万元,加上汇入姚文生银行账户的捐款,善款总额有89万多元。一天内筹到如此多的善款,这样的速度在网络募捐方面属于少数案例了。

  姚文生一家被温暖包围,同时表示会将这些钱委托给一家第三方基金会,未来会拿着医院的报销单去取钱,“大家挣钱不易,不能糊弄大家。”姚文生这样说。

  这三个故事都是施善者们愿意看到的结果,善款能物尽其用,最大限度实现其价值。

  求助者的心声

  但当求助者选择将所有一切暴露在众人面前,就要面对“谁都可以用审视的目光看上两眼”的内心窘境。求助者往往是因病成为经济上的弱者,但并不意味着在精神上也是弱者。

  2014年底,南京媒体人魏春亮的父亲被查出肺癌中晚期,为了给父亲提供更好的治疗,他把父亲从安徽老家接到南京。为给父亲治病,积蓄花光的他又外借了6万元,才交齐父亲在南京做放疗的费用。

  为了方便不识字的父母在南京住院看病,本来已经辞职的魏春亮没有再找工作,一边照看父母一边写文章挣钱,并且兼职做公众号。据魏春亮说,当时就有身边的朋友建议他在自己的公众号上为父亲募捐,但是魏春亮拒绝了,他把理由写在了一篇名为《我父亲也得了重病,但我为什么不愿意用网络募捐》的文章中。他写道:第一,他做公众号不是为了给自己做募捐用的。第二,他不想背负一个悲惨的包袱。第三,他不想面对质疑。既然使用网络募捐,得到捐款的好处,就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网络的监管。既然拿了别人的钱,就应该对捐款者负责。你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应该让捐款人知道,这是起码的尊重,也是做人的道德。但是粗心的我,不敢保证每一笔钱都能记得住花在了哪里,如果有哪一笔钱是花在了请人吃饭上,我说不清楚,那就辜负了别人对我的善意。第四,自己的事情,就要自己扛起来,我认为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我的父亲是我的父亲,不是大家的父亲,既然是自己的事,就要自己去扛。而不是在自己还有余力的情况下,把责任转嫁给别人,更甚之把亲人的病,当作营销的筹码。这是用蘸着亲人鲜血的馒头,去卖惨盈利。这是对大众的欺骗,更是对亲情的蔑视。这样的钱,没有面子,而是每一分都滴着道德的血污。”

  在这篇文章的评论区,魏春亮的担当,收获了一众的钦佩和赞扬。他虽然没有采用网络募捐,却道出了求助者们不得不面对的真相,那就是当你收到一笔数额不小的救助,解决了眼前的困境,那之后该如何去承担它?有人始终带着一种“借了钱还不了”的痛苦度日,有人感恩社会,用全力以赴的工作回馈着大家,还有人则选择走上一条偿还之路。

  8年前,大学生吕江(化名)微博募捐救父的故事一经各大媒体报道,让很多人伸出了援手。但是谁也不曾想到,3年后他竟然兑现了自己当初借钱的承诺,一一找到帮助他的捐助人,以每年支付5%的利息偿还所借钱数。

  如今再回看吕江当初所发的帖子,那段文字仍旧让人动容,“……虽乳臭未干,但我以人格作保向您筹借善款。因为哪怕仅仅是一块钱、一毛钱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也是极大的帮助。我希望您给我一个详细的账号,我会在3-5年内把钱打给您。因为是借,我承诺每年支付5%的利息给您。无论我以后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或是工作的变动或升迁,我都会及时将我的联系方式和所有情况公开,不会让您找不到我。毕竟您的任何一分钱都凝聚了您的辛勤汗水,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不劳而获。”

  同样是家人罹病,1975年出生的著名体操运动员丘索维金娜为了给患白血病的儿子治病,在退役6年后于26岁高龄选择复出比赛,至今45岁的她仍旧活跃在赛场上,不久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丘索维金娜表示希望自己可以保持状态,备战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如今,丘索维金娜的儿子阿里什已经痊愈,而在这艰难求医治病的过程中,丘索维金娜引爆了自身所有的能量,为的是用无私的母爱告诉儿子,虽然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足以让他们衣食无忧,但母亲选择了一种更有尊严的姿态生活。

  那些募捐得来的钱只有一个用途,就是给儿子治病,并且每一笔她都记得清清楚楚,而全家人的日常开销,则是丘索维金娜从比赛收入中所得,虽然她的生活并不宽裕,但她一家人的内心是富足充盈的。她的故事告诉人们,虽身处绝境,易得到同情,但唯有竭尽所能自食其力,才能得到人们的尊重。

  捐助者的顾虑

  与受捐助者一样,捐助者的心态变化也深受目前网络募捐现实状况的影响。

  云南的李女士曾经连续捐助过几个家庭的捐助人。但是,有一次的捐助经历让她捐助的理念发生了一些改变。她曾在水滴筹平台捐助过一个失去双亲的小女孩。发起网络募捐的是小女孩的姑姑。

  当时,女孩的姑姑是以给女孩治病为由发起的募捐。后来筹得的一些善款,因为某种原因却无法从平台取出这些钱。平台方以募捐用途变更为由,拒绝了女孩姑姑的提现。姑姑为此诉诸媒体曝光。李女士觉得,无论以何理由都应该将善款交给这家人。

  但平台却将李女士等捐款人的善款原路返回。

  李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自己拿出的100元钱,其实没有什么的。就算人家小女孩治病不需要这份钱了,但她的生活总需要吧。平台拒绝这家人提现并返还给捐助者的做法让她无法理解。对于在网络募捐平台捐款这件事,李女士说,十件事能帮到八件,我都觉得功德无量了。所以我不在乎平台乱象,乱象自有治理之道,但这个忙不能不帮,何况数额又不多,积少成多的事情多了,社会肯定也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因为对平台的不信任,再也不参与捐助的大学毕业生吴潇告诉《方圆》记者,我自己本身就不富裕,献爱心固然没错,但也要根据自身条件而定。在眼下网络募捐平台无法监管善款使用后续的情况下,她决定持观望态度,所以当她再次看到朋友圈出现网络募捐的消息时,她选择划掉界面,假装没看见。

  在资格审核不清、捐款流向不明等灰色地帶为网络诈捐提供生存空间的当下,唯有正能量的募捐故事,才能让公众重拾对网络募捐的信任。而在这个目标之下,如何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公益的全透明、全覆盖,强化人们对其的信任,成为网络募捐平台亟须解决的问题。

  毛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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