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再造：关于“新造城运动”

　　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新造城运动”。世界上任何城市的改变，原本都是一种线性的渐变，除非经历了战争的浩劫。但战争迫使城市变化的规模总还有限，决不像当今中国的“新造城运动”，这样的普遍、坚决、彻底。因而，这是中国城市史乃至世界城市史上空前而浩瀚的变革，中国城市人的生活因此全面更新。

　　这场“新造城运动”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期间，政府迫切翻新历久不变的城市面貌，更换老旧的功能设施，改善百姓落后而困窘的生存条件，正符合民众的愿望。这是“新造城运动”的初级阶段，它只是“改城”，而非“造城”。第二阶段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这期间，“改城”工作渐渐由单一的改善百姓居住问题，进化到对城市形象的重视。人们的目光触及到城市自身的文化价值，开始懂得城市的特征是一笔巨大的财富，随之“改城”转为“造城”。但是，由于人们对自己城市的历史精神和文化个性缺乏深入的了解与把握，伴随“新造城运动”到来的是“规划性破坏”，所凸显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城市无个性。各地的大城市到小城镇，其历史人文特征都在迅速消失。根本原因，是我们从来没有对自己城市的文化特征进行过认定，只想着“除旧更新”，痛痛快快一推了事。所以，城市的许多文化支点——无论是作为历史街区的文化板块，或作为单体的古老建筑的历史象征，都已经失去。到了90年代后期，人们想去表现自己城市的个性时，这些文化支点早已不在。没有文化支点，城市的历史人文特征自然无迹可寻，加上大量无文化血型的建筑无序地涌入，城市形象变得愈发模糊不清，这就给今天“树立城市形象”的构想带来巨大困难，好似一盘乱棋，已然无从下手。

　　其次，模仿泛滥。模仿是反个性的，它是造成城市无个性的重要原因，但它恰恰是当下“新造城运动”的一个流行手段。模仿的本质，一方面是对自己文化的无知和缺乏自尊，另一方面是创造力的匮乏。城市的想象力本来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谁也不可能在这种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快速的造城运动中，提供出源源不绝的创造力来。故而，“千古文章一大抄”在当代的“新造城运动”中已成为潮流，模仿的结果，则是导致城市的趋同。

　　再者，功能主义规划盛行。规划是“新造城运动”中的关键，它决定着城市的个性与形象，也主宰着城市历史人文的命运。然而，当下的“造城”规划中，流行着一种可怕的功能主义思维，即按照使用功能简单和强制性的划分，重新安排城市布局，将城市划成各类区域，如政府办公区、生活居住区、商业购物区、文化娱乐区、历史风情保护区、体育中心等。城市本来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实体，各种功能有机地交插着、协调着、互补和互动着。它是当地人独特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的自然呈现。硬性的区划破坏了城市特有的气息，同时使生活变得机械、单一、死板和不便。这种功能主义规划的盛行，决定着我国城市必然走向雷同。

　　由于“新造城运动”是一场速成式的城市改造，这也导致出现第四个问题——粗鄙。城市管理者建功立业心切，房产开发商们获利发财心急，各项工程都要速战速决。但造城的规划大，资金却常常捉襟见肘，这就决定了这些工程不可能精工细制，打造“百年精品”，很容易陷入粗糙。同时“新造城运动”不是深化自己的人文历史，而是外化自己的文化内涵。外化是表面化，是浅薄化，它将毁掉一个城市的文化，乃至城市本身。

　　新造城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場翻天覆地的人文变革。我们之所以称之为“运动”，因为它太像一场革命运动了，它一哄而起，不可阻挡。但这是和平年代里一场笑容满面地走向新生活的城市建设运动，也是一场中国人一往情深的现代化运动。为此，我们身在这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往往很难感受到它的负面，很难看到它在那些无形的精神文化的层面里，所造成深刻的损害。而现在，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清醒地正视这一运动。

冯骥才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