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次“人口普查情”

　　时间如白驹过隙，到四川省统计局工作一晃已经32 年，还有两年就要退休了。梳理过往经历，自己的统计生涯竟然与三次人口普查结下不解之缘，参与负责、投入其中，回忆起来依然那么美好难忘。

　　2000 年的“五人普”。1988 年，我从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四川省统计局工作。1997 年成为省统计科研所所长，1999 年省委组织部选派一批干部到县区挂职锻炼两年，我被派往达州市通川区任区委常委、副区长，分管发改、物价、外贸和统计工作。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理所当然的成了通川区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组长。二十多年前，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作为人普领导小组组长，主要就是协调解决普查中的大事要事，要人要钱，核心还是找“钱”。当时省统计局局长来达州市调研，说了两句让我至今难忘的经典语言。第一，人口普查找人很难，公安干警手里提着“枪”去追逃犯，有时还追不到人，何况我们基层普查员拿着一个 “手提包”怎么去找人呢？第二，人口普查和统计工作缺钱缺经费，就像人类的爱情一样，是个永恒的话题。作为下派干部，我向省人普办申请给了通川区5 万块钱，那是给足了我的“面子”，也让其它县区好生羡慕。

　　2010 年的“六人普”。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我已任省统计局副局长了。2004 年开始当人口处处长，2006 年任局领导，但仍然分管人口统计工作。那时国家统计局是张为民副局长管人口统计工作，全国“六人普”就是在他带领下进行的。“六人普”最大的变化就是普查对象的登记原则采取了“两头登”，即每个人在现住地必须登记，不在户口登记地居住的，户口登记地也要登记相应信息。还有2010 年5月24 日，国务院颁布了《全国人口普查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人口普查工作进行了规范和固化，使人口普查上升到了法治的轨道。时任四川省统计局局长郝康理，在“六人普”时期一直强烈建议国家普查时增加“居民身份号码”的登记，但受当时认知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最终未能实现。由于四川各方面工作抓得扎实，人普数据质量较高，常住人口及出生、死亡人口的差错率都远低于国家标准。一件小事我至今记忆犹新，2012 年我去成都一基层派出所办理户口事宜，民警看到我的工作单位和名字，竟然说了一句“你是四川六人普的总指挥”，让我感动不已，算是人口普查的一点“红利”吧。

　　2020 年的“七人普”。十年过去，“七人普”已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展的国情国力调查了。由于各种原因，全国和各省市分管人口统计工作的领导几乎都变换了，而我依然坚守在“人口战线”，负责四川的七人普工作。这次普查终于开始登记公民身份证号码了，普查对象可以自主填报短表了，而且普查员首次使用电子设备（PAD 或智能手机） 采集信息并联网实时上报。各级党委政府更加重视统计工作，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做出批示，有一半的市州和1/3 的县区由政府一把手担任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组长。在疫情影响、财政困难的特殊时期，今年省财政第一次专列“七人普”两员经费补助3.8 亿，省级综合试点入户和启动仪式首次采用网络在线直播。新形势、新要求、新挑战、新方法，四川正以新的姿态，用心用情全力推进第七次人口普查工作，力争交出满意的人口普查“四川答卷”。

　　2020 年7 月11 日是第31 个“世界人口日”，巧合的是我的孙女正好当天降临，她也是“七人普”要登记的出生人口。说来也真是神奇，在四川省统计局工作三十多年，四次经济普查、三次农业普查我都没参加、也没分管过，而三次人口普查却一次也没落下。这是人为、是天意、更是缘分，此生统计情，就是人口情，或者说就是“人口普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