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作人 西行之旅

　　“西行后外祖父画了很多牦牛的画，也送出了好多。”吴作人先生的外孙女吴宁坐在对面说。她拿出一份资料，指了指其中一幅告诉我，这幅《寥廓任奔驰》就是送给西藏美术馆的。

　　沈左尧先生曾这样描述吴作人画笔下的牦牛：“毛笔蘸饱了水和墨，浓浓淡淡地落在生宣上，先一笔牛头，抹两笔牛嘴，翘两笔牛角，点两笔牛眼，然后再扫几笔牛身。用一个个关节组成牛腿，一头高原牦牛便跃然纸上，它昂头或低首往前直冲，势不可当，最令人震慑的是牦牛尾那一折笔，仿佛有千钧之力，尽显牦牛那百折不回的犟劲。”

　　《寥廓任奔驰》创作于1988年，但画作的灵感源自吴作人的西行，那是吴作人曾在接受采访时道出的“此生最有意义”的一段经历。

　　接受采访时，吴宁正在负责编撰《吴作人全集》，其中包括外祖父的西行日记。根据她的描述，吴作人先生西行一共两次。

　　西行之前，吴作人的学艺之路起始于上海艺术大学，一位老师是田汉，一位老师是徐悲鸿。两位老师对他的影响都很大，田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现实主义艺术思想，徐悲鸿的影响主要是写实主义技法，他们都强调要关注劳苦大众。

　　1928年，田汉和徐悲鸿成立了南国艺术学院，但只维持了一个学期。之后，吴作人到南京中央大学的徐悲鸿工作室学习，一直待到1929年底。在此期间，吴作人继续参加田汉组织的南国社的活动，由于太激进，遭到学校的排挤。徐悲鸿建议他去欧洲留学，1930年4月，吴作人到达法国巴黎，10月转学至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学习。他被老师巴思天评定为“日后必将得享大成！”果然，8个月后，吴作人完成了比利时皇家美院对于油画专业学生所规定的全部课程，并在全校大会考中获得最高奖，即金质奖章和桂冠生荣誉，其油画水平超过了当时所有同龄的欧洲同学。

　　学有所成，受徐悲鸿先生邀请，吴作人于1935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抗日战争时期，学校迁到重庆。当时吴作人的妻子、比利时姑娘李娜跟着一同前往，后因生孩子难产去世，他因悲伤过度，视网膜脱落，一只眼睛几乎失明。有一次日军空袭，炸弹又把住所炸了，无家可归的他开始四处旅行。在西北拍过片子的好友郑君里劝他去西北走一走，听了朋友的劝说，他变卖了一些画作，辞去工作去了成都。

　　1943年7月，吴作人先生开始了第一次西行之旅。他先到的兰州，然后去了西宁的塔尔寺，在青海湖东侧的呼图阿贺参加了“祭海大典”，后来据此创作了《祭青海》。其画面远景是浩渺的碧海，水天相接处是青海湖最高的海心山。前景是边疆民族百户头领偕亲带友骑马奔驰在草原上。

　　之后，在酒泉，他搭上了在西北考察的李约瑟和路易·艾黎的车去敦煌，在敦煌待了一个月，临摹壁画。这次的临摹对他而言，也是一次学习，进行艺术上的探索，思考创作如何转变。敦煌之后，他又去了玉门油矿，最后返回成都。

　　吴作人先生的第二次西行是在1944年。他先抵达康定打箭炉，之后跟着一个公路勘察团走川藏线，终点是玉树。当时路况不好，汽车经常抛锚，别人焦虑，他就拿出画笔来画速写和水彩。到了10月，路上已经非常冷，高原海拔四千多米，水彩画没法画，全部改速写。“他会在速写上简单标明这部分是红色，这部分是黄色，方便回成都后再加工。”吴宁拿出手中的资料，展示给我们看。

　　吴宁说，和现代旅行不同，她外祖父当年的“旅行”可以说是非常艰苦：高海拔导致的缺氧，严酷的气候以及糟糕的路况。这些在日记里也有体现：“11月23日，车在竹庆又抛锚，夜行五公里，至设帐处，汗出即冰，鬓须皆凌。到帐中，中央已升牛粪火，熊熊火焰，烤面则冻背，烤背则冻面。”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吴作人先生还是坚持创作。“晨－1℃，8.35离塔公寺，公路沿途在海拔4100m上下，远望山峦尽白。近午过泰宁，再前抵Dji Se Dzon，一路来初遇藏族牧民，盖闻有车将过此，咸来观车者。身衣重裘，腰插长剑，见我等至相嬉笑。能藏语者与彼交谈，我在车窗作速写。此处为Lon Deng坝子，为此间4000m以上三大草原之一。行至郭卡、松林口，停车休息，我作松林速写，忽迎面有大群牦牛，同行者疾曳我避至车后。”

　　行程结束后，吴作人回到成都，对沿途的写生稿进行整理和加工，一些大的油画，像《祭青海》《藏女负水》《乌拉》《青海市场》，都是他回到成都或上海后创作的。

　　两次西行结束后，吴作人陆续在成都、重庆、上海、伦敦、日内瓦、巴黎等地举办西行画展，在战乱时期，如此高频的展览实属罕见，一是说明他个人的影响力；二来也是两次西行，他的作品数量多，质量高。

　　西行对于吴作人的个人创作风格变化有很大的影响。“虽然是看起来很简单的一幅作品，但是画中乘一总万的笔法和脱胎换骨的色彩关系，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转变。”吴宁指着大家熟悉的《打箭炉少女》解释。这幅画作的原型是木家锅庄的女主人，吴作人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画成了。当时女主人特别想要，但吴作人先生不想给，跟女主人好说歹说了半天才留了下来，这幅画后来一直挂在吴作人家的客厅。

　　吴宁补充：“在青藏高原的游历、观察和写生，他最大的体会是在极强的阳光照射下，事物色彩被强化以后而造成的自身纯度的增强，色彩开始显示它的自我。不论是速写、水彩还是油画，线条的运用明显增多，色彩仿佛在流动一般。”与他之前画的《沐》（1936年）相比，《打箭炉少女》中的肤色几乎就是高原少妇的固有色，而头发的黑、衣服的蓝、头带的鲜红、项链每颗宝石各呈其璀璨本色。

　　在西行过程中，吴作人先生对两种动物印象比较深，一是骆驼，他曾骑着骆驼在沙漠里行走，还有就是牦牛，作为藏族人民主要生产和运输工具的牦牛，给他极深刻的印象。吴宁说，吴作人先生画奔牦，借物寓情，牦牛作为高原地区的精神象征，任重道远、吃苦耐劳，给人以奋力向上的感染力量。

　　由于种种原因，吴先生始终没能踏上真正意义上的西藏地区。“这对于我外祖父来说，是一种遗憾。”但他对地老天荒的青藏高原却有一种萦绕始终的情结，但凡是跟西藏艺术创作有关的，他都非常支持。吴宁记得外祖父在家中接待过十世班禅，藏族画家如巴马扎西、次仁多吉、阿旺扎巴和次仁卓玛等也曾来家拜访。画家韩书力也是在吴作人先生支持下，扎根西藏，研究西藏，并一待就是48年。吴宁说，吴作人先生后来因为工作繁忙，许多人请他去展览现场指导，他一般都会回绝，但对于涉及青藏高原的画展，他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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