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世勋 高原之恋

　　潘世勋对藏区的情感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他第一次到西藏是在平定叛乱后，参加首都文艺慰问团，与其同行的有医生，也有画家。但由于时局动荡，到了拉萨后，严格规定不许出门。

　　潘世勋心想，不出门怎么创作。于是，他偷偷跑出来钻到牧民的帐篷里，看到人家吃东西，就问能不能给他尝尝，牧民把面包递到他手里，他一看，面包是绿色的，都发霉了。

　　如今已87岁高龄的他压力回忆当年：“在街上闲逛时，我遇到一位穿着破旧的老婆婆，白发苍苍，蓬头垢面，看不清长得什么样，额头和双手都有鼓起了老茧。老婆婆发现我后，突然伸出双臂，冲我吐着舌头做出了很吓人的表情。后来团里的翻译解释，她额头上的老茧是常年磕头磕的，那吓人的举动并不是疯癫，老人以为我是崩不拉（官员），弯腰吸气吐舌头是对我表示敬意。”

　　当时的西藏，社会等级差异很大，贫苦的农奴跟贵族或官员说话要吐舌头以示敬畏。

　　慰问演出后，最后两个月，潘世勋和同行的人到日喀则的扎西坚赞小村参加民主改革工作，调查户口，访贫问苦，动员农奴控诉奴隶主的压迫和剥削。“起初和他们说话时，他们会用敬语，但后来慢慢感受到汉藏是一家，因而也能和我们一起说笑了，有时候也能拍拍我的肩膀。做人也有了尊严，这种情况在1963年以后逐渐多了起来。”

　　“西藏民主改革使我亲眼见到了人民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那种激动人心是很难用言语形容的，回来后我用四天时间绘制出《翻身曲》组画。”潘世勋说。

　　1961年，中国邮电部发行的《西藏人民的新生》特种邮票，五幅画面均取自潘世勋的组画《翻身曲》。

　　其中一张邮票绘制的是一家人排成队往前走，这户人家就是潘世勋曾住过的拉巴顿珠家，最前边吹笛子的人是潘世勋后来加上去的。“我偶然在路上看到一个牧羊人吹笛子，青藏高原早晚温差大，早上太阳刚出来时，空气是冷的，但逐渐地温度上升，牧羊人先褪一只袖子，到了中午，两只袖子都褪下来，下午再穿回去，我觉得潇洒又有趣。”

　　有人看了画表示，西藏人不褪袖子，因为他们看到的多半是生活在北京的西藏人，但潘世勋没改。不过一个细节做了更改，西藏人的靴子是羊毛毡子做的，只有在正式场合才穿，下地干活都是光着脚。但后来应要求，还是让农民穿着靴子干活。

　　“1963年，我还想着再去西藏，除了民主改革，还想画一些西藏的风土人情。当时的西藏完全是一个农业社会，以物易物盛行。大家对藏族人有些固有印象，比如不讲卫生，体格彪悍，但跟当地人接触多了，你会发现他们非常朴实，而且待人真诚。”

　　这次出行，潘世勋和戴泽先生一起，戴泽先生比他大一轮，他30岁，戴泽先生42岁。潘世勋进藏前查了很多资料，像清朝驻藏大臣写的笔记，还学习了藏语。

　　“那会进藏条件很艰苦，没有客车，我们拿着总政开的介绍信，经由康藏公路进藏，乘坐的是西藏军区驻成都办事处接家属的带蓬大卡车，光等这辆车就等了一个月，等上路后，白天坐在行李上，夜里住在兵站里，要自己搬运行李。我们从成都出发朝行夜宿，经康藏公路到拉萨，一共走了半个月。当时一路风景很好，很可惜戴泽进藏后高原反应厉害，在车里一直闭着眼睛。一路上我趴在车上画了不少速写，到拉萨后休息了一段时间，待他身体恢复后，我们一起到当时的措那前线。当年不像现在交通便利开通旅游路线，以前无路可走，当时是找马过去的。”

　　兵站班长听说北京来了两人，还开了一罐猪肉罐头，但潘世勋和戴泽也没什么食欲。“我们去时部队派了马，回来时没马，我们跟着战士走，戴先生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走了一会儿就走不动了，到后来他眼睛看不见东西，快要失明。我们于是让他休息，可又没有药，也没有什么能吃的。幸好团部过年，一人发了一斤糖，一路吃着水果糖还挺管用，30里路走了8个小时回到团部。”直到今天，潘世勋还保留着一张海拔5500米的写生。那也是当时海拔最高的写生。

　　他除了边走边写生外，还在后藏日喀则地区萨迦县“马不加”村住了四个月。潘世勋的观点是，要想画老百姓的生活，就要和他们同吃同住，老百姓住在帐篷里,为了观察生活，潘世勋也住在帐篷里，和他们一起炒青稞，养山羊、牦牛，挤牦牛奶。他还继续学藏语，协助乡政府做工作， 对于看到的一切他都尽量画下来：藏族妇女穿的氆氇，风吹起来很漂亮，裁缝剪裁衣服的过程。他还研究藏族的营造法式，画了许多民居的图。

　　令人遗憾的是，潘世勋当时收集整理了很多藏族的民俗，总共三大本几十万字，但在“文革”期间丢失了。

　　有一次，他从当雄找了两匹马，走到半路赶上风暴，天上开始下冰雹，被砸得生疼，他想快速行进，结果草原上很多老鼠洞，马失前蹄，潘世勋一个跟头翻出去七八米，好在没事。

　　当时还遇到了一个问题，由于速写画得多，随身带的绘画材料有限，画纸没了，四处找，最后只买到一些牛皮包装纸。

　　另一个让潘世勋遗憾的是，当时萨迦北寺还在，里边的壁画非常漂亮，但由于时间有限，他只临摹了一点，后来寺庙被毁了。

　　还有一个遗憾是，众所周知，德格印经院的木刻印板非常有名，其实曲水的聂塘寺也收藏了几千块非常漂亮的经板。“我当时跟他们联络说想印一批经文，但接到学校的电话，要立刻赶回去，我们从日喀则往回赶，天已经黑了，拦了一辆车，出示了介绍信，司机说之前有车被劫，所以停都不敢停，也没去成聂塘寺，想着下次再来，后来那批板子也不在了。”

　　在潘世勋回拉萨的路上，市里开始修建拉萨的第一条柏油路。拉萨虽然号称第一城，但当年的八廓街到处可见垃圾粪便和泥泞不堪的臭水坑，修建道路不仅可以给市民出行带来方便，还预示西藏一系列现代化建设从此展开。令潘世勋激动的不只是工程本身，还有那些民工的精神面貌：他们作为西藏第一代工人阶级欢天喜地唱着歌走过来。潘世勋用了十五天的时间突击完成了《我们走在大路上》。“我记得那个画面里有一个姑娘扎着两个小辫，穿的服饰很像汉族，这幅画完全是凭记忆画的，我记不清压路机是什么样的，就在北京找了一台作为参考，颜色是绿色的，我画的时候改成红色的。这幅油画其实有好多地方需要修改，比如靴子画得太大了，但来不及，后来这幅作品参加全国美展，成为我的代表作。”

　　1980年，潘世勋第三次去西藏，考虑到身体状况，“我从云南去的西藏，先到的中甸和德钦。”当时由于“破四旧”的原因，除老年人外，藏族传统的服装已经很少穿了，首饰也没了，头上别着曲别针做装饰，见潘世勋吃完药的小药瓶好看，便要去串成了项链，戴在胸前。“生活再苦，但爱美之心却不减。”在芒康生活了四个月的潘世勋，画了不少速写和油画，其中《雅江藏女》着力表现的是“破四旧”不能改变她们对美的追求。

　　两年后，他又想去西藏最穷的地方看一看，找了一个藏族的中学教员当翻译和向导。“三匹马，他一匹我一匹，另一匹用来装东西，我们带着大的画具，买了糌粑和酥油就开始走。半路上，看见藏民卖羊羔肉，一看真便宜，一头羊分两半，花五块钱买了一半，背着去牧民家里，因为不能光吃牧民的。后来在一个老牧民那儿住了半个多月。住在牧民家里的经历让我感受颇深，三个女儿只有一件共用的皮袄，本来自然条件就很恶劣，后来又遭了灾，什么储备也没有。但牧民还是该唱歌唱歌，该跳舞跳舞，该吹笛子吹笛子，谈起苦难，他们觉得是天意。”

　　感受到牧民与命运抗争的强大精神与力量，潘世勋画了《芒康牧民》，一开始只是双人肖像，后来觉得难以尽意，又重画了多人群像。与《我们走在大路上》相比，《芒康牧民》较少理想化，更接近真实生活。

　　20世纪90年代以后，潘世勋又多次进入阿里以外的西藏各地，以及青海四川等藏区。面对青藏高原，潘世勋总有一种强烈的“负债”感，他总觉得有些想画的画还没画出来。虽精力已大不如前，但他还是会去西藏、去高原。

　　多年来，他得以目睹了西藏由残酷的农奴制走向新生活，也目睹了旧奴隶成为新主人，对他来说，见证历史，是一个画家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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