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藏漂﹄画家余友心

　　位于西藏文联大院内的一套老式二层小楼，是画家余友心现在的画室。这里也是他在藏工作过几十年的地方，没想到退休数年后，单位又给他分了一套老院子，对一个痴迷西藏的人来说，或许也算得上是落叶归根。

　　屋前的老树和房屋都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产物，它们在烈日炙烤中透着清凉古朴的气息。进门处的宽敞院落，被主人打理得很有生活气息。左侧整齐地摆放着十个花盆，每个盆里都搭着架子种着西红柿、辣椒一类的菜品；右侧窗下则搁置着一张简易茶几和藏式卡垫铺就的座椅，一旁的画案上铺陈着纸张、画具，随时静候主人挥毫泼墨，墙上悬挂的几幅宣纸写意牦牛随风轻轻扬起。

　　“今天采访挺合适的，过段时间我就要去深入喜马拉雅山沟了。”今年81岁的余友心说话时满眼微笑，一副温和、气定神闲的模样，仿佛一切尽在掌握。

　　结缘西藏

　　1978年，余友心为所在单位立了件不小的功劳，作为奖励，除了100元现金，单位表示还可以满足他一个要求。于是在1980年，不惑之年的他获得单位特许，第一次来到西藏。

　　在藏的半年时间里，他多次前往后藏日喀则，走遍了扎什伦布寺、白居寺、萨迦寺、夏鲁寺等后藏著名的寺院，这些地方保留了大量的壁画，饱足了他的眼福。同时也让他有机会结识很多当地的百姓，体验了后藏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

　　“我来的第一个感受是那些地方人好，民风淳朴、文化氛围浓厚，山河壮美。人和大自然相处融洽，能享有艺术创作最珍贵的精神境界。”

　　返回北京不久，余友心的单位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也加快了体制革新，领导希望调他到王府井大街的北京画店任职。

　　当时的北京改革发展充满机遇，也是国内最早开放美术界的地方，北京画店是当时全国仅有的几家涉外画店之一。就在各种羡慕的眼光纷纷投来之际，余友心却选择了辞别，因为他心里有了西藏。

　　再次进藏，滞留昌都

　　1982年7月，余友心和两名学生带着简易的行李从成都走陆路奔赴拉萨。包里最重要的物品是速写本和笔，买不起相机的年代，那就是最忠实的记录工具了。

　　一路上师徒几人走走停停，画速写、画写生、感受了解风土人情，饱览河山壮美，也算诗意。不到20天的时间，他们就从四川盆地进入了世界屋脊，踏上了昌都的地界。

　　他并没有继续前往拉萨，而是决定先去艺术之乡嘎玛沟翁达岗村考察，虽然那里尚未通公路，很少有人能进去。

　　雇了向导，骑马一天多，他们顺利进入了大山深处的嘎玛沟。

　　在那里，他有幸认识了年长自己8岁的嘎赤派唐卡画师嘎玛德勒。

　　当时嘎玛德勒50岁，声名还没有今天这般响彻唐卡画界，主要的原因是那时交通和媒介太过滞后。那也是余友心第一次零距离接触唐卡画家。他们之间虽然言语有障碍，但艺术思想却是相通的；连比带画，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相互探讨绘画。

　　时光荏苒，2013年，在拉萨琉璃桥举办的一场唐卡邀请展上，余友心与82岁的嘎玛德勒再次相遇，此刻他已经是誉满藏区的嘎玛嘎赤派唐卡最杰出的传人、国内外公认的世界级画家，老先生也立刻认出了余友心，两人紧紧相拥，时光仿佛在那一刻穿越。

　　“与内地人以为的封闭落后相比，藏文化最核心的价值恰恰就是开放与综合并行的艺术，最珍贵的一点就是对本民族传承的不放弃！”这一点让余友心心悦诚服。

　　在昌都的日子里，他还有幸得以鉴赏嘎玛寺历朝历代珍藏下来的几箱唐卡。

　　嘎玛寺依山而建，可谓是一部多民族建筑融合的经典之作。嘎玛寺1185年由噶举派高僧堆松钦巴创建，已有八百多年历史。

　　当近百幅传世唐卡逐一展现在眼前，他们忘记了时间，恍惚进入了陶渊明的世外桃源。作为回报，当寺里需要起重机进行维修时，余友心去县里借来了滑轮，稍加改制，就达到了起重机的作用，令僧人们很是欢喜。

　　那样一个偏远的小山沟，却把不同的文化因素综合起来创造出一种非常独特的、全新的艺术形式，这让余友心受用不尽。

　　三个月后，历尽波折的余友心总算平安抵达了拉萨。

　　新的绘画技法——布面重彩

　　80年代初期，西藏，作为一种特殊地理和文化的存在，开始成为内地知识分子的一种情结。一批以藏族青年为主体、包容了一群内地来藏美术青年的现代艺术朝圣群落，从零开始，踏上了漫长的文化苦旅，各自践行着个性鲜明的试验性创作研习，成为西藏现代美术群体崛起的萌芽。

　　那段时期，一部分画家通过看大量的文艺书籍、画册，被西方艺术流派吸引，用20多年时间把西方所有的艺术风格都尝试了一遍。

　　余友心却是冷静的，通过比较和认真思考，他选择深入到最原生态的藏民族民间生活中去，到传统美术的文化土壤里寻求精神食粮。用自己的心去感受身在其中的历史文化，用自己的情感作画，力求开创一种不同的画风。

　　与西方思潮的追随者相比，他和一帮年轻人的奋斗目标却逆向而行。不管西方艺术界在干什么，他们选择去了解藏民族在干什么，藏族民间艺术在干什么，宗教艺术在干什么。他们把创作扎根在藏文化的土壤上，再把学到的现代艺术创作能力与之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西藏艺术的表现形式——布面重彩。

　　“西藏美术馆这次收藏了我的作品《高原天宇阔》，创作于1984年，正是我所画的第一张布面重彩。”余友心总是把布面重彩的诞生归结为一群人的功劳。

　　但于他个人而言，也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我来西藏没两年，带的宣纸就用完了，看到藏族同胞都在布上作画，就很想试一试，但并不是专门画唐卡，而是吸取他们的一些传统绘画技法和我的所学结合到一起，包括材料使用等，我都做了融合，就这样产生了我自己的另一种绘画风格。”

　　余友心认为西藏美术馆之所以选择收藏这幅作品，是因为这幅作品的诞生，形成了一个新的艺术表现方式，也算是一个新时代的代表作。

　　向世人推销“眼福”

　　1985年，从北京兴起的美术新潮，很快风靡全国，这让包括余友心在内的很多西藏画家有机会参与世界各地的艺术交流活动。

　　“从1987年，我就开始全世界到处走，但我不是去开洋荤，而是把西藏的美好通过艺术的方式介绍给全世界。大家一看是西藏艺术家的画，都激动得一塌糊涂。”除了绘画，余友心还应朋友的邀请，帮忙在全国范围内以及新加坡等国推销西藏旅游博览，他有些得意地挑眉：“当时效果特别好，走到哪里就轰动到哪里。”

　　“西藏出去的一批年轻画家，十几年之后又都做了海归，大多数还客居北京，他们的身份是外国人，内心深处仍深藏着西藏情结，时刻怀念着西藏。由此可见西藏对人的心灵塑造多么深刻！”

　　余友心也曾多次与几位藏族中青年画家一道走出去办展，当时西藏画家的作品已经独具风采，令外面的观众耳目一新。他们经过提炼，画心中的佛、画西藏的自然风光、画藏民族的风俗民情……

　　“西方世界还给了大家一个令人欣慰的反应：他们从作品中感受到了西藏作者内心的宁静。”余友心对此颇为自豪，“西方的文艺复兴从神本走向人本，用了几百年，我们的艺术走下神坛只用了30年！西藏历史进程晚，但我们完成的速度快。”

　　“我们往传统里走，然后创造了现代艺术。”这一段艺术探寻的经历对余友心来讲太深刻了。这些年他一边创作、一边进行理论思考，并时常参加国内外展览。

　　他认为西藏美术已经成年了，需要总结、理清楚。

　　“西藏美术这30多年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深入研究西藏传统艺术开始，然后潜心创作、创新，最后的成果是一批批土生土长的西藏中青年画家走出去，展示西藏当代美术的成功，得到国内外的认可，这就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自信心。”他说想把产生这一艺术成就的西藏文化沃土、文化生态放到一个世界平台上去让大家认识，因为那些东西是最根本、最宝贵的。

　　他把这一历程归结为：向世人推销“眼福”。

　　他乡早已是故乡

　　眼下，整装待发的余友心把目的地放在了喜马拉雅山沟。

　　“至于去多久，我不用时间计算，只想去发现美好，再回来创作。喜马拉雅山脉里地理很复杂，以前去过，但接触的面很有限。”之所以选择这些特别的线路，与余友心很推崇米拉热巴有关，“他在一千年前就批评了佛教末法时期的弊端。他提倡众生平等，反对阶级压迫。提出每个人要跳出苦海到达彼岸，必须靠自己。”他坦言自己把米拉热巴当成了偶像，想接近米拉热巴的精神境界，所以会去深入了解他走过的路和修行的环境。

　　与人聊天，余友心不时开怀大笑，借此表达着他对自我的认同与满意。

　　其实刚来西藏时，他一样苦闷、彷徨过。找不到自己可以涉足的范畴，感觉悬在空中，很多事情都不尽如人意，陷入精神上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洞。

　　随着对藏文化、西藏传统艺术的了解越来越多，对西藏无限壮美神奇的大自然年复一年的亲近和领悟，余友心终于找到了自己倾心皈依的崇高精神境界，他的心不乱了。

　　从林芝墨脱县的原始部落到昌都贡觉县的小村庄，几乎走遍了西藏山山水水的余友心陶醉于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民间美术现象。他叹服道：“这是一个以美为魂的民族，老百姓就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艺术大师！我来西藏就是从做学生开始，到现在还是一个勤奋的小学生。”

　　对于自己在西藏的定位，余友心用了一个词汇——藏漂，接着补充道：“一个资深老藏漂！”言及此，他忍不住又小有得意地强调了一句：“像我这样的状态，不为世俗诱惑所动，心怀喜悦坦然面对人生，别人是不太容易做到的！”

　　是的，他这一漂就超过了40年，“藏漂”之言也成了他戏谑自我的幽默。在其他外乡人忙于落叶归根时，年届81岁的余友心却早已把这里当作了故乡，他习惯这里的一切，这里也以家的方式接纳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