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滨逊的“思乡病”

　　摘　要： 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有个研究“人”的经典范本，即《鲁滨逊漂流记》，在现代启蒙的背景条件下，鲁滨逊这个人物形象身上都有着浓厚的“思乡”色彩，他不断地“折腾”自己的生命，表现出了具有典型意义的“思乡”特点，并以此探寻人活着的最佳状态，在现代精神困境中重建自己的“意义”家园。

　　鲁滨逊出生在一个富裕而安稳的中产阶级家庭，但是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父命，受神秘力量的诱惑，拒绝这已经唾手可得的“伊甸园”，私自出海而获得了“原罪”。鲁滨逊自愿将自身从一个安全舒适的空间转移到另一个未知而危险的空间中去，此种空间的转移也可以理解为他拒绝现代文明社会中人为建构起的一切秩序，而追求如大海般的自然性和不确定性，此时的他好像失去了常有的理性，明知山有虎而偏向虎山行，“……但我却没有勇气听从理智的召唤。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该怎么称呼这种驱使自己冥顽不化的力量，但这是一种神秘而无法逃避的定数……”[1](14) 此时的鲁滨逊几乎快要踏入神秘主义的领域，但是他这种看似“疯癫” 的行为真的是无法解释的吗？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可以将鲁滨逊的这种行为理解为一种“死亡本能”，他拒绝文明社会的理性的压抑、甚至是驯化，所以他不断地想要逃离和冲破这种既有的秩序，去还原一个本真的、不受压抑的自己。出海对于鲁滨逊拥有巨大的诱惑，鲁滨逊拥有一股强大的“死亡”内驱力，大海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隐喻，正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谈及水域和疯癫的联系， “水质是一种晦暗的无序状态、一种流动的混沌，是一切事物的发端和归宿，是与明快和成熟稳定的精神相独立的。”[2]（10）福柯所谈及的水域在某种意义上与鲁滨逊所追求的大海相似，比如它们都象征着自我与他者、文明与野蛮、中心与边缘的对立，但不同的是对于鲁滨逊而言，其中不存在排挤与被排挤的关系。

　　航海在西方可以说是其自由的起源，它代表着脱离既有的社会现实秩序，独自面对不确定的、偶然的自然，是一种对人生理想的追寻，鲁滨逊这种狂暴的自然天性使得他始终徘徊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而蒙上了一层更深层次的悲剧意识。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他这种一次又一次的“折腾”直至流落荒岛二十余年呢？荒岛对于鲁滨逊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直到现在，我才充分意识到，我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幸福得多。尽管我目前处境不幸，但我过去过的却是一种罪恶的、可憎的、令人诅咒的生活。我现在完全改变了对忧愁和欢乐的看法，我的愿望也与过去大不相同，我的爱好和兴趣也变了。与初来岛上相比，甚至与过去两年相比，我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欢乐。”[1](98) 可以看出，在荒岛上鲁滨逊反而通过上帝使自身灵魂得到了质的升华，他不再“折腾”着要离开这座“绝望岛”，而是安稳地独自享受孤独，这座岛对他而言无疑又是另一座“伊甸园”，他不断地“离乡”、“返乡”，从一座世俗意义上的“伊甸园”到另一座心灵的“伊甸园”。

　　鲁滨逊领悟到其实“荒岛”无处不在，无论是在家里、在巴西，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始荒岛上，荒岛对鲁滨逊而言是地狱但也是天堂，摧毁他的同拯救他的是同一样东西，荒岛就代表了人存在的悖论般的困境。世界如同德里达的“幽灵”：既不是真实的，又不是想象之物，是“在场”和“缺场”、生命与死亡、真实与虚幻之间的混沌状态。鲁滨逊在家与大海之间游走，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历险家，然而与其说他是不断地“离乡”，不如说他是在不停地“思乡”和“返乡”，根植于鲁滨逊灵魂深处不安分的欲望是所有现代人的“原罪”——我们总是不满、不安于自身的现实处境，就像亚里士多德评价每一个孤独的人不是神明就是恶魔，鲁滨逊父亲所给他划定的诸如中产阶级的“中间状态”（或者说中庸状态）无法满足他内心的不安和躁动，他更愿意朝着事物的两级发出，哪怕招致毁灭。鲁滨逊流落荒岛的故事无疑也变成了一部普遍现代人性的寓言和乌托邦神话。“去世界化的历险最终对鲁滨逊的教诲是：生活，总的来说，就是，或者应该就是，一种普遍的孤独行为；世界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不仅在荒岛上，即使在喧嚣的人群之中，人严格来说也是孤身一人。”[3](6) 德里达在《兽性与主权》中的开篇就说道：“我是孤独的（I am alone）”，而比这个句子更令人生厌的是“我孤独地和你在一起（I am alone with you）”，当我们谈论孤独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整个世界，[4](1)

　　孤独的鲁滨逊也是“无聊”的或者说“厌倦”的（Bored），也正是此种“深度的无聊”成为鲁滨逊内心深处不安情绪的本源，由一种“失乡”而导致“思乡”，而在“思乡”的同时永远不安地“上路”。在这里，孤独就意味着永远是“别处”、永远是“他者”，而直到死亡才能消解，因为死亡是存在唯一的确定性，“死作为此在的终结乃是此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确知的、而作为其本身则不确定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死，作为此在的终结存在，存在在这一存在者向其终结的存在之中。”[5](297) 鲁滨逊的冒险朝向的就是一种“死亡”，但是又在“死亡”中涅槃，他超越了“我”自身。于是，“在路上”的鲁滨逊所要追寻的“故乡”就变为了“到处”，正如一句诗“吾心归处是吾乡”，而鲁滨逊在荒岛上对上帝的皈依并不在于他想要摆脱不确定性，反而是鲁滨逊主动对孤独的选择——即对不确定性的选择，“鲁滨逊的皈依与其说是全心全意服从上帝的感召，不如说是建立起了让孤独的自己承担生活，甚至主宰生活的自我结构。”[3](18) 在荒岛上的鲁滨逊最接近海德格尔的本真状态，他既是人又是非人，他与世界拥有“最近的距离”，在这里鲁滨逊获得某种超越性和不是永恒的永恒性，从“无聊”、“独孤”的无意义的世界进入意义世界——即“回到事物本身”。

　　参考文献

　　[1]　（ 英）笛福. 鲁滨逊漂流记[M]. 郭建中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7.

　　[2]　（ 法）福柯. 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3.

　　[3]　 李猛. 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M]. 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5.

　　[4]　 Jacques Derrida.(2010).The Beast & the Sovereign(volume \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　（ 德）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9.

　　作者简介：陈紫薇（1997-），女，汉族，湖北宜昌人，文学硕士。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