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的学术领地上精耕细作——夏汉宁学术访谈

　　访谈人：黎清

　　本期文艺家：夏汉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江西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江西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省555工程人选、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省文化名家，全国社科科普专家；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理事，江西省文艺学会会长。研究方向为宋代文学、文学地理学、地域文化。主要著作有：《曾巩》、《曾巩诗歌研究》（第一作者）、《宋代江西籍进士地图》（第一作者）、《南宋江西籍进士考录》（第一作者）、《北宋江西籍进士考录》（第一作者）、《宋代江西文学家地图》（第一作者）、《宋代江西文学家考录》（第一作者）、《〈欧苏手简〉校勘》、《欧阳先生文粹》、《一代文宗欧阳修》等。

　　因兴趣而选择，因选择故坚守

　　黎清（以下简称黎）：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和夏老师做一个访谈，其实好早以前我就想给您做访谈了。首先想问您，当时怎么一毕业就选择从事学术研究了呢？

　　夏汉宁（以下简称夏）：我是1982年毕业的，那个时候到党政机关、到报社、留校也都是有可能的，但我为什么选择从事学术研究呢？第一，我当时还没入党，从政的话没有什么优势。第二，记者大多都是替他人做嫁衣裳。虽然这些新闻稿也是出于自己之手，但终归少有自己的东西，因而对当记者也没有很大的兴趣。第三，也是机缘巧合，刚好当时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隶属省文化厅）要招人，作为一个研究机构，工作比较自由，还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所以就过去了。

　　黎：您那时觉得做学问比较好，是因为能做自己的东西吗？

　　夏：一个是可以做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还一个就是比较清净，因为那个时候省文学艺术研究所是周二、周五上午才到所里碰个头，没有一个严格的坐班机制。不过刚去的第一年，先是做了一年的图书采购，因为每位新进人员都要在图书资料室或办公室等部门锻炼一年。除了采购图书，还要做一些杂事，那时我们年轻，还要经常帮单位一些年纪大的老师扛扛煤气罐什么的。

　　我在省文学艺术研究所工作了十年，一直到1992年2月，省社科院要成立文学研究所，我原来待的文学艺术研究所就把文学研究的任务移交给了省社科院，还从那边划分了五个编制过来。因为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期，所以这个编制还是很重要的，我们等于是带编过来的，一般调动是不带编的。合并过来后，我就在省社科院一直待到了退休。

　　黎：夏老师走向古代文学研究的道路，是不是跟家庭，比如您父亲，也有一定的关系？

　　夏：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生长在大学校园里，我父亲也是从事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当时，我也可以选择做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我是1975年高中毕业的，毕业后，一直留城做临时工。那时没事就看看小说，因为我母亲在江西大学（今南昌大学）图书馆工作，所以看书比较方便。可以说，在上大学之前，我就把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经典全看完了。同时，还看了一些世界经典名著，特别是苏联的小说，我读了不少。有的当时属于内部读物，如柯切托夫的《州委书记》《落角》等等。

　　因为中国现当代名作在读大学前就已读完，所以读大学的时候，到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课的时候，基本上就提不起兴趣了，因为这些小说我都看过了；老师讲古代文学的时候，我倒很认真地听，包括古汉语也是。

　　当时，我对《诗经》很感兴趣。读《诗经》花了我将近两年时间，我从大一开始就看《诗经》了。不过现在看来，那个时候只是很粗浅地看，连学术研究的门都没有入。

　　后来，在听了一位老师讲课以后，我才学会带着一种学术的眼光去看《诗经》，虽然当时是听他讲《楚辞》。他对《楚辞》的讲解，是以一种传统学者的治学方法来讲解的，把学术史流变梳理得很清楚。从两汉一直到清末，这期间对于《楚辞》的研究，主要有哪几个派别以及流行的观点，它们是怎么演变的等等，都讲得非常清楚。课是很枯燥的，也记不下笔记，但他的那个思路让我悟到了学术就应该是这样做的。所以，我后来做《诗经》研究的时候，想延续他这个路子走，就是查找尽可能查得到的书籍。但一查，就觉得要把这个脉络理清，不是我读大学时候的能力所能担当得了的。

　　另一个原因就是，当年毛泽东给陈毅的一封信公开发表，信中讲道：诗是要讲形象思维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所以味同嚼蜡。这封信发表后，针对诗歌的形象思维问题，在文学艺术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关于唐宋诗，也在古代文学界引起了争论，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立观点，有支持者，亦有持不同意见者。持不同意见者中有一位是江西师范学院（今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刘世南先生。他在《关于宋诗的评价问题》中认为：诗歌的优劣，不是根据它是否运用了形象思维，而是应看它内容上有无人民性，艺术上有无独创性。

　　刘世南先生虽然没有读过大学，但他的学问很好，写文章的文笔也相当老辣。认识他以后，才知道是位老先生。刘先生是很谦和的一个人。我读了他的文章后，对宋诗产生了兴趣，大学本科写的论文就是《评论宋诗必须全面客观》，大概有一万多字，改了五六稿。那个时候也不会写论文，写论文也没有今天这么规范。

　　后来，就慢慢学着写论文。我写论文就是多看论文，看人家是怎么写的，看人家是怎么论证的，然后觉得人家这篇论文写得好，就学着他的框架来写。还有就是学习人家怎么发现问题，怎么解决问题。我写论文，用一句玩笑话说，都是通过自学学来的。

　　那个时候，因为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还有很多作家作品都没有人去研究，所以空白点很多，随便抓到一个都可以写。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当时没有所谓的核心期刊和C刊，只要是印成了铅字就算发表。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创造力比今天更旺盛，不像现在要在这个C刊或那个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才行，在一般刊物上发表论文就不算成果。当年的教授都是比较清高的，叫述而不作。不是因为写不出来东西，是要经过他多年研究积淀以后，确有所感，确实是可以填补学术界某一个方面的空白，他才下笔。

　　黎：我记得您还创作过戏剧？

　　夏：那是编剧。是到省社科院以后，搞联欢的时候编了几个小品，自编自导自演，反响还可以。只能算客串，上不了台面的。

　　黎：您编的作品有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吗？

　　夏：当年赣文化大讨论的时候，我编了两个比较大的话剧剧本，无场次话剧。当时戏剧也是在革新与改革当中，所以我编的两个无场次话剧，反响也蛮好，好像在《影剧新作》上发表了一个。当时创作这些，主要是为了好玩。

　　黎：从前面谈到的来看，您选择从事古代文学研究，一方面是家庭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的兴趣所致。那工作之后，单位上的工作对您的这一选择有影响吗？

　　夏：也有啊。当年我们的所里领导是陈仰民先生和吴海先生。前面我说到了，我刚参加工作时，在资料室锻炼了一年，也不全是去买书和打杂，我当时就选准了宋代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陈仰民、吴海两位先生当时就要求，如果你做宋代，你一定要对你感兴趣的话题做出综述，他们要定时检查的。这样的话，我就得到处去查找资料。那时候，去省图书馆查资料是家常便饭，只要单位没事，我就骑个车子跑到省图书馆去了。我在图书馆里狠狠地待了几年，四季都在那里待着。最初图书馆连电风扇都没有，南昌的夏天热死人，我们就坐在那里看书、翻东西、查资料。我第一本书基本上就是在图书馆里写出来的。

　　其实我做学术真正规范化，有两个人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是我的父亲。我毕业后，父亲曾叫我帮他做《大学》《中庸》的译注，因为“四书”中的《论语》《孟子》当年都有译本了，《大学》《中庸》则没有译本，我父亲应该是第一个译注《大学》《中庸》的。他叫我先做个注和译，我那个时候真不懂怎么注、怎么译。等我吭哧吭哧译注完了以后，我父亲几乎是把我的稿子推倒重来，然后他叫我再抄一遍，因为那个时候都是要手抄稿子的。在抄的时候，我就慢慢地悟到了，注应该是这样的，译应该是那样的，以后自己也学着来做这些注译工作。

　　第二个就是我在中华书局出版《曾巩》一书的责任编辑—王秀梅先生。当时写完八万字《曾巩》小册子的时候，我记得修改了几稿以后寄给王秀梅先生。她花了大概几个月的时间看了以后，给我寄了回来。我打开一看大吃一惊！几乎每页都贴了条子改动了。我一看这些改动的地方，或这里用词不当，那里有错误；或这里要去查什么，那里要去核对文献。然后我就拿着稿子到图书馆去查文献、核对，这样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后来因为特殊原因，搁置了一段时间。《曾巩》一书，从交稿到最后出版，大概花了八年的时间。这对我也是一个锻炼。王秀梅先生改的那一稿，我原来一直保留着，保留了几十年。但搬家搬来搬去，不知道搞到哪去了，真是好可惜。

　　立足江西，放眼全国

　　黎：您选择宋代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那您是怎么选定自己的研究兴趣点呢？

　　夏：我当时确定做宋代文学研究，主要是宋代江西的名家大家很多。他们都是宋代在全国很有影响的作家，我做他们的研究，就是在做全国性的研究。

　　刚开始研究的时候，主要围绕宋代和宋代江西的一些大家名家来开展研究。宋代江西作家研究得更多一些，如欧阳修、曾巩、杨万里、朱熹，此外还有周敦颐和苏轼等。另外，还编撰了一些相关书籍。

　　但是我在做作家作品评论的时候，就发现老按这条路子走下去，肯定要走到尽头的。因为现在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越来越多，硕士、博士也越来越多，这些人为了找题目，肯定要穷尽所有的作家，哪怕是三流、四流的作家都会被挖出来研究，这让我很苦闷。还有就是，做作家作品的研究，我觉得一是方法比较单一，二是思路也比较单一，意义不大。

　　后来我觉得作家接受史或者作品接受史研究有点新意，也大概做了短暂的两三年。但后来学术界做接受史研究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我想这样继续下去也不行，还是要有自己特点的，要有自己的“领地”。

　　当年的江西省社科院文学所，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宋代，当时就想，怎么把宋代尤其是宋代江西作家的研究，做得让人家刮目相看？当然，靠一个人的力量肯定是不行的。后来我有意引进了几位宋代文学方向的研究生，这样有利于组成团队。我那时是所长，在办所方向上有意将这个所的研究集中在三个点上：一个是古代文学，古代文学必须做宋代文学的研究；再一个是当代文学，要兼做江西当代文坛的研究，后来就是以年度《江西文情报告》为主要抓手；最后一个是文艺学，最开始主要是要有江西特色。傅修延先生来当院长后，文艺学就转向了叙事学这个方向。

　　宋代文学研究形成一个团队后，一些设想就能够实施了，《宋代江西文学家考录》《宋代江西文学家地图》等书便相继出版了。《宋代江西文学家地图》，这个“文学家地图”，还是当时的院长汪玉奇提出来的，是他点醒了我这个“梦中人”。再后来，就是做南北宋江西籍进士的研究。我当时想，江西宋代有一千多个文学家，而且大多数都是进士出身（进士，在古代绝大多数都是文学家），那江西两宋时期到底有多少个进士？干脆把这个底给它摸清楚。我们团队又相继出版了《北宋江西籍进士考录》《南宋江西籍进士考录》和《宋代江西籍进士地图》。

　　我在做《江右文库总目提要》的时候，又萌生了一个想法，古代江西学术著作有一万多种，这完全可以做一个《江西古代学术地图》。此设想已基本完成，只待出版了。把江西学术地图做完后，我觉得我们这个江西文化地图系列就可以告一个段落了。

　　不可故步自封，要积极开阔视野

　　黎：您虽然主要研究宋代文学，但我注意到1986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傅修延老师和您合著的一本《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您是怎么对文学批评方法论感兴趣呢？这与当时的“方法论热”探讨是不是有关？

　　夏：肯定有关系。写《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起主导作用的是傅修延。我对方法论也很感兴趣，因为我觉得我们当时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严重滞后了，主要就是讲时代背景、主题思想和写作技巧，可以说是太老化、太僵化了。但是因为我不从事文艺学研究，所以总找不到好的方法。刚好，那个时候全国都在进行方法论大讨论，1985年和1986年还曾被称为所谓的“方法年”，也就是文艺研究和批评方法革新的年份。当时，北京、厦门和江西是三个重要的热点或焦点区域。北京是毫无疑问的，那里主要是制造热点；厦门是在热点的基础上计划编一套文学批评方法论的丛书，按每个点来编，大概有十几二十本，当时都有目标作者；再就是江西，以傅修延为核心的团队。

　　黎：《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一书的出版，在当时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呢？

　　夏：当时我们编的所有书都是一售而空。实际上好多书不是通过新华书店出售的，而是读者通过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邮购而得的。当时的流程是：先发征订单，购书款到了以后，我们要去贴邮票、写信封，然后给读者邮寄过去。就那样，我们好像都卖了一万多册。另一个途径就是骑着装满书的三轮车，到市内各大专院校去卖，现在回想起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还是挺留恋，觉得挺有意思的。

　　联合同道，

　　倡导成立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

　　黎：您刚开始主要从事宋代江西文学的研究，后面转向文学地理学，并且推动成立了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从地域文学到文学地理学研究，是否有其必然性呢？

　　夏：应该是有必然性的。当年参加吴海老师主持编撰的《江西文学史》，包括我撰写的一些论文，这些其实都是有关地域文学的研究。只不过我当时还没有文学地理的概念，只有地域文学的概念。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就觉得江西历代确实有不少值得一提的作家，包括现当代文学，其虽然比不上宋元明清，但是也有一些冒尖的作家出现。我当年就想，怎么江西这个地方会出这么多的人才？其实这就是一种文学地理的思考，但是我没有自觉地往文学地理上面想。

　　真正有比较自觉的意识是哪一年呢？那是2010年12月，当时省社科院与江西科技师范学院（今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中国宋代地域文学研讨会”，这是一个小型的研讨会。会议结束后，我跟曾大兴教授在那里聊天，一直聊到好晚，就是聊文学地理学。聊到最后就讲，我们什么时候来成立一个学会，就叫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中国是肯定可以举起这个大旗的。文与地的关系，在中国文学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文与地关系这么明确，线索这么清楚，意识如此明细，觉悟这般久远（从《诗经》始）的，我想这恐怕就只有中国文学了。后来，又增加了几个人在那商量。散会后，又经常电话联系，商量成立学会的事情。第二年，也就是2011年11月，在江西南昌，由江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广州大学中文系和江西科技师范学院中文系共同主办“首届中国文学地理学暨宋代文学地理研讨会”。会上，来自国内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六十余名专家学者联名倡议成立“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这标志着文学地理学这个新兴学科得到学术界的正式认可，也标志着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从此进入一个新的、自觉的阶段。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的成立，得到了当时学界的支持，像著名学者袁行霈、杨义、刘扬忠、蒋凡等教授对学会的成立都给予了大力支持。

　　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发展很快，除了前三届之外，其余几届都是采取“2+1”的模式，“2”就是江西省社科院和广州大学两家单位（当然主办方），“1”是当年承办会议的单位，由三家单位共同主办。2015年的第五届年会还在日本的福冈召开，会议扩大了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的国际影响力。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还非常注重培养年轻学者，从2016年第六届年会开始，创造性地举办了首届硕博论坛，现在已成为文学地理学青年学者成长的一个重要平台。随着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影响逐步扩大，现在参会人数也越来越多，常常有数百人，每年收到的会议论文也有近两百篇。考虑到举办方接待的压力，现在对参会人数也不得不做出了限定。可以说，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已成为中国学界的一个重要学术共同体。

　　随着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发展，也形成了一些文学地理学研究团队。比如以曾大兴为首的广州大学团队，他们还成立了首家文学地理学研究院，主要从事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构架和文本解读等研究；江西省社科院主要是夯实文学地理学的实证基础，用实实在在的文献传统或传统文献来回答中国文学地理学的悠久历史；以邹建军为首的华中师范大学团队，在研究文学地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同时，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以梅新林为首的浙江团队，一是从事文学地理学理论的建构，二是正在着手国外文学地理学著作的译介工作；还有陶礼天教授在首都师范大学成立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心”，同样是一支非常重要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团队。

　　做古籍整理，练好基本功

　　黎：您也从事了一些古籍整理的工作，这本来是一个吃力又不讨好的事情，您怎么会选择从事这个工作呢？

　　夏：从事古籍整理工作其实跟欧阳修有关。我关注到陈亮曾选辑过欧阳修的文章—《欧阳先生文粹》。陈亮这个人很复杂，也很好玩，他怎么会选欧阳修的文章呢？陈亮选完以后，在当时还刊刻了。到了明代，郭云鹏在校勘和翻刻《欧阳先生文粹》二十卷时，又编选和刻印了《欧阳先生遗粹》十卷。当时我想，这两个本子在现在的研究中好像没引起足够的重视，于是就想将陈亮的《欧阳先生文粹》与郭云鹏的《欧阳先生遗粹》合并在一起，加以整理和校勘，使欧阳修的这一重要文章选本得以更加广泛地传播开来，希望给学术界研究欧阳修提供一个流传已久却被大家遗忘的文本，为当前的“欧学”研究出力。

　　对于校勘工作，以前虽然做过一些，但这次算是第一次认认真真做。确定要做之后，我就开始着手寻找相关版本，特别是寻找善本。我以两个最关键的本子为基础，就是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宋巾箱本《欧阳先生文粹》和郭云鹏的明刊本为重要底本，再以其他七个重要版本为参校本，相互对校，以使这一欧文选本呈现出更加完备的面貌。

　　在校勘《欧阳先生文粹》和《欧阳先生遗粹》的过程中，我还写了一个八万多字的《前言》，对欧阳修文集的流传与影响做了全面的梳理，特别是对一些选本的辑佚和校勘价值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有学者说，《前言》都可以出本书了，以此为基础可以构成一部欧阳修文献研究专著。

　　黎：除了《欧阳先生文粹》外，您好像还有几部古籍整理著作。

　　夏：做完了《欧阳先生文粹》后，我又搜集到一些日韩留存的《欧苏手简》。编选并成书于金元时代的《欧苏手简》，选编者姓名不详。通过查找相关资料知道，大家普遍认为，此书在中国已经失传，而在日本、朝鲜则多有翻刻。于是我动用了很多关系，花了不少代价，搜集了一些日韩的相关版本。日本的刻本我几乎全部搜集到了。应该讲，就这一个版本，国内任何图书馆都没有我收集的齐全。有这些版本作为基础，我就开始着手校勘《欧苏手简》。我汇集了《欧苏手简》日本和朝鲜刻印版本共七个,其中朝鲜版本三个,日本版本四个。在这些版本中，我精选了由吉松润甫校，并经竺常审定的日本天明元年版《新刻欧苏手简》作为底本，其他版本作为参校本进行校勘。通过校勘，希望让一部罕见的欧、苏作品选集得以“复活”，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欧、苏作品在东亚的传播情况。

　　后来，因为参加“易堂九子”的学术会议，我查找相关文献资料，搜集到日本桑原忱有终编选的魏禧作品《魏叔子文选要·续魏叔子文粹》，觉得对于魏禧的研究有所助益，于是参照《宁都三魏文集》《魏叔子文集》等对其校勘，将其介绍给国内学者。我所做的古籍整理，主要就是以上这些。

　　黎：您做了这些古籍整理工作后，觉得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夏：古籍整理是一项基本功。做古代文学研究的，一定要点校一两个本子，如果不做这项工作，做古代文学是有缺憾的。

　　我原来也是很讨厌点校的，但是慢慢做了这些以后，就觉得这是必须强调的一个基本功。因为现在好多学校的研究生教育里头都没有这一项，本来这是学古代文学的最基本的功夫，现在却是做古代文献学的才去做这个。做古代文学，基本不去点校，恐怕连阅读古籍都比较困难了。其实，不仅是做古代文学的，包括做古代历史的都应该要有这个功夫。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在自学，在补课，因为做古代文学做到这个程度以后，确实需要补课，我们先天不足嘛。我们是这样，现在你们也有这方面的不足，你们也没做过点校。你们回过头来确实要把这门功夫练起来，要不然你只能算半个古代文学研究者，一定要自学补课。

　　另外，做点校做得细，还可对文本有更深入的了解。你在做点校的时候，就是在认真阅读文本。你肯定要阅读好几遍，要一句一句加以对照，还要看三四个本子，这样你就读了它好多遍了，对吧？你熟悉了作家、作品后，对其有深刻的印象，那么你从事研究的时候，就可以信手拈来了。还有，在点校的时候，你通过精读他的作品，把他所处的时代，把他周围的环境，当时的文学圈子、史学圈子或者政治圈子的人，搞清楚了，你研究起来就会有更加宽阔的视野。

　　坚定学术方向，拥有自己领地

　　黎：您从事了几十年的学术研究，请谈一谈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夏：前面我讲到了一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写论文不是很规范。前期的论文现在拿出来看，觉得很幼稚，有的很不规范。从不规范到规范，我花了很长时间，走了很大的弯路。当初我们学习的时候，学术规范还没那么严格，老师教得也少，都是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现在，年轻学者如果要走学术研究道路的话，一定要老老实实把好学术规范这一关，否则的话，会影响自己的长远发展。

　　还有一个，就是自己的研究方向不能变来变去，选定了自己的方向之后，就要坚持做下去。我做的研究，大方向都是宋代，但我也在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最初，我也主要是做作家作品的评论与分析，但感觉这样做下去是走不远的。于是，我又想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研究古代文学，写了些论文；后来做的人多了，也感觉难以为继。苦闷了几年之后，终于觉得从文学地理学来研究古代文学可以做，而且能做出东西、做出影响来。后来我们做的，大多都与文学地理相关了。所以，选定了方向，坚持下去，就能做出一番成就来的。

　　黎：您对年轻的学者有什么建议呢？

　　夏：年轻学者一定要坚定方向，不要“东打一枪，西打一枪”，到时候一事无成，因为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在自己的专业里头一定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不叫领域，叫“领地”。这块领地就是你深耕细作的点。另外，还要掌握一个属于自己的数据库，哪怕是文学研究，也要掌握自己独有的数据库，这也是自己的领地。做学术研究，一定要结合自己的领地来做，这样你的研究才有特色，也更容易在全国学术界凸显出来。

　　黎：这点确实非常重要，谢谢夏老师对年轻学者的建议，也谢谢您接受访谈！

　　（作者单位：夏汉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黎清，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

　　毋庸置疑，对一个学者而言，在学术研究道路上，不论困难与否，应该给自己一个清晰的定位。身处中国古代文学这个日益拥挤的学科，更应如此。有学者做过统计：“我国社科研究队伍超过50万人，中国文学研究者约占十分之一，而其中一半以上研究重点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1]在人数众多的古代文学研究队伍中，能够长期耕耘于某一领域，始终保持锐气与活力，从而突破海量成果的重重包围，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与学术品牌的人并不多见，夏汉宁无疑就是其中一位。

　　1958年5月，夏汉宁出生于湖北汉阳，父亲夏延章先生早年任教于南京大学（后调入江西大学），夏汉宁之名，即取武汉、南京两地简称之合称。这似乎也预示了夏汉宁今后的专业研究与地理有着某种关联。夏延章先生师从著名语言学家方光焘教授，治学严谨，勤勉好学。生长于这样的书香门第，夏汉宁自幼耳濡目染，受益良多。

　　或因成长于赣鄱大地，自步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夏汉宁就对宋代文学与江西文化有着天然的敏感与亲近。作为中国历史上极具人文精神的朝代之一，宋代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而在宋代的文学版图中，江西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唐宋八大家”中，宋代有六家，江西就占了其中三家—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江西还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地域命名的诗派—江西诗派。宋代文学为何如此繁盛？江西为何在辉煌的两宋占据半壁江山？文学与地理空间存在何种联系？宋代江西文化的繁荣对后世有何影响及启示？这些问题一直萦绕于夏汉宁的心头，最终促使他将宋代文学、江西文化以及文学地理学作为学术焦点，孜孜不倦地展开研究。

　　一以贯之的宋代文学研究

　　夏汉宁的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就有清晰的学术定位，即宋代文学研究，这也是他用力最勤的领域。1982年夏天，夏汉宁自江西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从事文学研究工作。次年12月，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主办了“纪念曾巩逝世900周年学术讨论会”，夏汉宁作为工作人员全程参与会议的各项工作。在同与会专家、中华书局编辑王秀梅先生的交流中，他表明自己想写一本曾巩评传类的著作。这个想法得到了王秀梅先生的鼓励与支持。一年多后，年仅二十八岁的夏汉宁携《曾巩》一稿造访王秀梅先生，王先生赞叹说：“小夏，你可是中华书局自成立以来最年轻的作者，没有之一。”书稿“交卷”后数月，夏汉宁接到了王秀梅先生的审读稿。翻开稿子，夏汉宁愣了许久，只见稿子每页都批满了意见。细读审读意见后，夏汉宁深刻地领悟到：文献是学问的根基。在八易其稿后，这本八万余字的书稿直至1993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在《曾巩》后记中，夏汉宁谦虚地写道：“在这里我最为感激的是中华书局对我这无名小卒的热情扶持和关照，正是在这些扶持、关照、鼓励和鞭策下，我才能将这本小册子完成，才能比较坚定地走上治学的道路。”[2]可见，这段经历对夏汉宁而言意义重大。也就是从那时起，夏汉宁便与宋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曾巩》一书详细梳理曾巩的生平及其文学成就，包括曾巩的早期生活、坎坷仕途、与王安石和欧阳修等人的交往，以及曾巩的文学观、诗文创作及其影响。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曾巩研究的最早的学术专著之一，在曾巩研究史上可以说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研究资料搜集远远不像今天这般便利，然而夏汉宁穷搜冥讨，孜孜以求，以丰富的史料展现出曾巩作为文学大家的多面形象与深远影响，其用力之勤、用心之深了了可见。历史上有关曾巩的评价很多，大都是正面的肯定，也有一些负面的批评。例如，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散文地位在中国文学史中确定无疑；但作为一个诗人，他的地位却未得到承认，秦观称其“以文名天下，而有韵者辄不工”[3]，陈师道也认为“曾子固短于韵语”[4]。夏汉宁援引刘克庄、刘壎、王士禛、何乔新等众多人的观点，深入分析曾巩诗歌，鲜明提出自己的看法，“曾巩诗歌的成就和影响确实不如他的散文成就和影响那么大，但是，这绝不等于说曾巩只会写散文而不能作诗”；曾巩的诗歌创作，“无论是思想内容方面，还是艺术特色方面，都有值得我们珍视的地方”[5]。《曾巩》一书出版后，夏汉宁对曾巩诗歌意义和价值的探寻并未停息。二十五年后，他又出版《曾巩诗歌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该书以曾巩的诗歌为研究中心，从思想内容、艺术个性、师承渊源等方面加以论述，分析曾巩人格精神与诗歌创作的关系，探索曾巩隐微深沉的内心世界，真实展现曾巩的生命情境与文学世界。作为关于曾巩诗歌较为系统的专门研究之作，该书拓展了曾巩诗歌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不可否认的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精英及其优秀作品，往往是这个时代的缩影，也是最具代表意义、最值得挖掘的文化符号。在宋代文坛上，有一个人地位举足轻重，他对宋六家中的苏轼、苏洵、苏辙、曾巩、王安石皆有知遇之恩，他就是庐陵欧阳修。在推动宋代文风转变的过程中，欧阳修身为北宋诗文革新领袖，可谓功勋卓著，堪称宋代文化盛世的重要推动人物。在梳理曾巩与欧阳修的交游时，夏汉宁即对欧阳修产生了浓厚的学术兴趣，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曾巩》一书完稿后，夏汉宁旋将学术目光聚焦于欧阳修，并出版学术专著《一代文宗欧阳修》（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全书从欧阳修的生平事迹、政治与文学思想、文化成就，以及欧阳修在后世的影响等多个方面对欧阳修进行介绍与评述。其后数十年间，夏汉宁对欧阳修的研究并未止步，且能独出机杼，其中代表性成果有《欧阳先生文粹》（校勘，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欧苏手简〉校勘》（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夏汉宁治学极重文献整理，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整理出版《贾谊文赋全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新选新注唐宋八大家书系·曾巩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闲雅小品集观—唐宋元文人小品百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等多部著作，在欧阳修相关文献研究方面，更显示出扎实的朴学根基。《欧阳先生文粹》一书，将国家图书馆所藏陈亮编选宋刊巾箱本《欧阳先生文粹》和明嘉靖二十六年郭云鹏宝善堂刻本《欧阳先生遗粹》，首次整理点校出版。该书充分显示出夏汉宁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全书仅前言就有八万余字，俨然成了《欧阳先生文粹》《欧阳先生遗粹》版本探索的专著。夏校本使学界了解到，陈亮选本保存了部分欧文创作的“原始状态”，在版本学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可惜在当代始终没有一个较为完备的校勘本。可以说，该书以独到的学术眼光弥补了“欧学”研究中的缺漏与遗憾。《欧苏手简》编选于金元时期，所收乃欧阳修与苏东坡的往来信札。该书在中国大陆几近失传，而在日本、朝鲜则多有翻刻且流传至今。夏汉宁不避艰难，遍访日、韩等海外藏书机构，辑得多个珍稀藏本，并以日本天明元年《新刻欧苏手简》为底本，汇集朝鲜版《欧苏手简》《欧苏手柬抄选》等版本、日本版《欧苏手简》《正续欧苏手简》以及《笺注欧苏手简》等刻印版，比对诸版异同，校注而成《〈欧苏手简〉校勘》。此书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大陆首次出版发行，夏汉宁的整理，使一部罕见的欧、苏作品选集得以“复活”。

　　宋代杰出文学家是夏汉宁学术兴趣所在，除曾巩、欧阳修外，杨万里、李清照、林逋、王安石等人也是他关注的重点，相关成果主要有《杨万里山水风景诗漫论》[6]、《杨万里性格特征刍议》[7]、《走出江西诗派的畛域—杨万里诗歌浅论》[8]、《试论李清照词的用典》[9]、《永嘉四灵及其创作心态》[10]、《林逋著作考述》[11]，等等。

　　新时期以来，随着西方理论的传入，方法论的讨论与实践，文史哲互渗的影响，使文学研究者的观念和眼光悄然发生变化。学者应该以什么方法研究文学，也是夏汉宁反复思考的问题。带着这些思考，夏汉宁加入了以傅修延为核心的文学批评方法论研究团队，协助傅修延完成了首部文学批评方法论专著—《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并编辑了文学批评方法论系列读物。这一时期，接受理论方兴未艾，作为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它颠覆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将文学研究的对象从作家、作品拓展到读者，充分肯定读者在作品意义建构中的作用，建构起三维立体式理论框架，从而成为文学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宋代的文学大家与他们的作品如何成为传世经典？这一问题或隐或显地贯穿于夏汉宁的学术研究，代表作包括《朱熹论欧阳修古文创作》[12]、《朱熹、周必大关于欧阳修〈范公神道碑〉的论争》[13]、《朱熹论欧阳修》[14]、《论陈亮〈欧阳文粹〉》[15]、《从历代古文选本看欧阳修散文的经典化过程》[16]、《宋人视域中的王安石〈日录〉》[17]、《〈林和靖先生诗集〉北宋流传考》[18]、《南宋至清杨万里诗研究概述》[19]、《评价式叙事：人物评论的独特方式—以南宋关于辛弃疾的评论为例》[20]、《试论〈爱莲说〉的接受及其作者》[21]，等等。文学经典的建构因素很多，除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外，不同时代背景下读者期待视野的转换、新的学术思潮的冲击、文学批评观念的变迁等都影响了文学经典的形成。夏汉宁在论文中深入探究普通读者对经典的反应、文化大家对经典的评判、文学选本对经典的去取，以全新的视野丰富了学界对宋代历史文化的认识，为宋代文学研究拓宽了思路。

　　夏汉宁治学，还非常重视文献资料的穷尽性。文学传播接受向来是理论性较强的学术话题，然而夏汉宁以扎实的文献功底，将这一极具理论色彩的学术研究做得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如《朱熹、周必大关于欧阳修〈范公神道碑〉的论争》一文，考辨宋代历史上因欧阳修所撰《范公神道碑》引发的范仲淹、吕夷简是否解仇一事，文献征引堪称完备。论文梳理朱熹、周必大关于欧阳修《范公神道碑》的论争资料，以及欧阳修本人书信与文章记载，认为周必大的观点主观臆断成分更多；朱熹观点更符合历史事实，也更合情理，即范仲淹、吕夷简确有解仇，欧阳修记载无误。论文既澄清范、吕和解的历史事实，又如实反映出欧阳修《范公神道碑》在当时的传播与接受情况，资料翔实，视角新颖。

　　一往情深的江西文化研究

　　通常情况下，有文化自觉的学者会对所在之地产生深切的文化认同。“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22]作为江西学者，如何发掘江西人文历史资源，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夏汉宁始终有自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他看来，“一个地域的繁荣，除了经济的发达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文化的兴盛”[23]。在研究宋代文学时，夏汉宁就表现出对江西文化大家浓厚的学术兴趣。在为数不多的不以宋代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著中，夏汉宁同样显示出偏好江西文人的研究取向，如其校勘整理的《〈魏叔子文选要〉〈续魏叔子文粹〉》（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便是以明末清初江西著名散文家、“易堂九子”之一—魏禧为研究对象。该书以日本文久四年（1864）和刻本《魏叔子文选要》以及桑原忱有终编选《续魏叔子文粹》为底本，参照诸名家评点本《魏叔子文集》（易堂藏板）及诸名家评点本《魏季子文集》（易堂原板），整理校勘，历时四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众所周知，古籍整理既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也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工作。清代乾嘉学派视校勘学为艰深的专门之学，他们对古代典籍的整理研究，为今天我们读懂古书、准确理解祖先的文化遗产奠定了良好基础。由夏汉宁校勘的《〈魏叔子文选要〉〈续魏叔子文粹〉》秉承乾嘉之学的优良传统，对传统古籍比校异同，正本清源，既有助于学界深入探讨魏禧的文学及思想，也为研究中日文化交流提供了新视角。

　　家喻户晓的个体精英固然是江西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但是精英的产生与他所生长的地域文化传统是否有关联？精英脱颖而出的背后，是否存在一支数量庞大的文学队伍？精英的出现是否又反过来推动地域文化的繁荣发展？随着研究的拓展与深入，夏汉宁深切体会到因文献不明而造成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故而转向江西文学家群体的研究，并致力于摸清江西文化资源家底，以推进江西文学研究迈向新境，其代表作主要包括以他为带头人的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宋代文学重点学科近十年来所出版的著作：《宋代江西文学家考录》（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年）、《北宋江西籍进士考录》（江西教育出版社，2016年）、《南宋江西籍进士考录》（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以及论文《两宋文坛一道灿烂的风景线—宋代的江西作家群》[24]、《宋代江西文学家结构分析》[25]、《宋代江西文学家的诗创作—以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为中心》[26]、《宋代“文学赣军”的词及散文创作》[27]等。《宋代江西文学家考录》考证宋代江西一千三百六十二名有作品传世的文学家的生平事迹，并评述其文学成就，可以说是宋代江西文学家的首次大规模集体亮相。《北宋江西籍进士考录》《南宋江西籍进士考录》以史传、方志、笔记、总集、别集为文献来源，著录宋代进士六千四百五十八人，整理出宋代江西进士家族五百四十七家，收录齐全，考据严谨，在江西文化研究中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两宋文坛一道灿烂的风景线—宋代的江西作家群》《宋代江西文学家结构分析》《宋代“文学赣军”的词及散文创作》都偏重从文学群体视角切入，勾勒并探析宋代江西文学创作的全貌。目前正在做的课题“江右文库书目提要”则进一步放眼自先唐至晚近的近两千年历史，搜辑著录历代江西经、史、子、集各类文献一万多种，以提要形式全面反映出江西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

　　在梳理江西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夏汉宁对江西文学现象及其产生原因、影响与启示也有深入探讨，这些研究反映出一个学者对地方文化发展的深刻思考与担当精神。他在《两宋时期江西文坛兴盛的内在因素》中就指出：“谈起两宋时期，的确可以让江西人感到骄傲和自豪，赣文化的辉煌是任何朝代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像晏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晏几道、姜夔、杨万里、文天祥等人，都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作家，他们或以自己的创作理论，或以自己的作品，影响着当时的文坛，有的甚至对后世文坛仍继续产生着影响。但是，当我们从自豪的兴奋的状态中冷静下来时，我们便要探究一下两宋时期赣文化为何如此辉煌？”[28]在夏汉宁看来，两宋时期凸显于文坛的“江西现象”不仅与两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繁荣的大背景相关，还与文化中心的南移、江西平稳安定的环境、农业的发达、交通的便利、教育的兴盛等有密切联系。同时，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的发展只有与江西作家的内在精神相结合，才能形成一支令人刮目相看的文学赣军。他认为，古代江西文人最宝贵的精神就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敢为天下先，相互尊重、相互提携，以及创新精神。如关于江西诗派何以延绵不绝、影响诗坛九百年的问题，夏汉宁清醒地指出，“创新，始终是江西诗派延绵千年的精髓。……江西诗派于大家林立间，另辟蹊径，开创诗歌创作新天地，体现出‘不甘居人后’的精神，又将‘后发劣势’转化为‘后发优势’，这一创新精神值得后人传承”[29]。这些认识无不触及江西文化的内核与本质。

　　作为地方社科院的学者，夏汉宁对地方经济建设与文化发展也保持着密切关注。2010年，他发起编撰《江西文情报告》，此后每年一辑，至今已出版十余辑，并成为江西社科院文学所主持的江西文学研究的重要品牌之一。该书持续追踪江西文学现状，记录江西当代文学发展轨迹，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对于推动江西文学创作也大有裨益。夏汉宁重视基础理论探索，同时也乐于走出书斋，走出象牙塔，参与相关决策研究。几十年来，他主持、参与数十项研究课题，撰写数十篇调研报告，如《江西文化资源与文化经济发展研究》《婺源人文历史资源及其旅游价值分析报告》《南昌（江西）文化内涵及其产业开发研究报告》《发展江西文化经济研究》《将鄱阳湖地域打造成生态休闲之都》《生态文明与鄱阳湖地域文化建设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楚调唐音”歌吟研究》《扩大“八大山人”品牌效益的对策建议》《关于景德镇御窑遗址保护的调查研究》《江西省地域文化的历史渊源及发展》《打造“生态休闲旅游胜地”—江西发展文化经济的一个突破口》《十大行动：鄱文化复魅工程》《公共服务均等化背景下的文化馆运营情况调查》《加快发展我省文化产业》《“十三五”时期江西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开发的调研思考》《浮梁县古村镇调研报告》《推进我省绿色文化建设的思路与举措》《“庐山天下悠、三清天下秀、龙虎天下绝”的内涵、启示与建议》，等等。这些思考立足传统，聚焦当下，对江西地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唱百和的文学地理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方法一直是各学科关注的核心话题。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历史悠久，人数众多，因此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更需要研究方法的创新以求有所突破。在宋代文学研究领域，随着研究日趋成熟，可供开掘的空间同样非常有限。如何突破困境，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研究路径？夏汉宁对此思虑良久。早在2007年，他就敏锐地发现，数字时代的到来，将“引起国学研究范式的变化”[30]。长期研究经验所积累的直觉告诉他，文学地理学将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突破口。文学地理作为一种学术意识和研究方法，始于先秦时期，并在20世纪后期以来，作为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的一个热点论题，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对宋代文学诸多现象而言，文学地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宋代各种地域文学流派的涌现，江西在两宋时期的突起，宋词南方特质的形成，或皆可于文学地理学中找到思想资源和理论依据。经过长时间充分准备和慎重思考，夏汉宁组织学术团队，与广州大学曾大兴等同道一起正式擎起文学地理学的旗帜。2011年，夏汉宁与曾大兴在南昌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学会成立后，在南昌、广州、日本、甘肃等地举办了中国文学地理学年会、文学地理学高端论坛等一系列学术活动。通过“中国文学地理学年会暨硕博论坛”这一开放性的平台，以及《文学地理学》[31]年刊这一持续稳定的载体，国内外越来越多学者加入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队伍。学会成立之初，学界对文学地理学还相对陌生，相关研究也较为零星分散，“在‘文学地理学’‘地域文学’‘区域文学’‘地方路径’等核心概念和研究方法上，各有倚重，缺乏呼应，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二级学科条块分割的状况”。学会的成立促使以地域文学为对象的自在研究转向为以文学地理学为旗帜的自觉探索，很多学者逐渐认同这样的观点，即“所有文学与空间关系的研究都可以整合在‘文学地理学’这个学术概念内，作为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路径，可以各有所长，各显神通”[32]，文学地理学因之日益成为学术界瞩目的一门显学。在这一过程中，由夏汉宁所组建的学术团队亦得到极大锻炼，学术视野逐渐拓展，研究方向更加明确，并以更加主体的身份融入并引领学术热点，发出文学地理学的江西声音。

　　夏汉宁不仅倡导成立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同时躬行实践，积极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在其前期文学研究中，地理视角已然显现，如《陶渊明故里之争评述》[33]、《地理环境视域下的江西文学》[34]、《欧阳修的江西情结》[35]、《试论宋代江西文学家的贡献及其地域分布特征》[36]等论文，其观照的重点都在于地理、空间、环境与文学的关系。他带领团队编撰的《宋代江西文学家考录》《北宋江西籍进士考录》《南宋江西籍进士考录》等研究论著，则借助数字化时代带给我们的文献便利，爬梳江西文化资源，摸清江西文学家底，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转向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在确定以文学地理学作为研究重点后，夏汉宁带领研究团队勤耕不辍，出版了《宋代江西文学家地图》（江西美术出版社，2014年）、《宋代江西籍进士地图》（江西美术出版社，2018年）等系列学术专著。《宋代江西文学家地图》以宋代江西有作品传世的一千三百七十六名文学家为研究对象，把“地图”作为一种学术性的研究方法引入宋代文学研究，充分发挥地图的工具性功能，对宋代江西文学家地理分布、作品量地理分布予以直观化呈现，对宋代一百五十个文学家族的地理分布与作品量情况予以展示。这是国内绘制文学家地图的首部专著，具有开启先河的重要价值。《宋代江西籍进士地图》一书则从计量文献学与文化地理学角度研究江西籍进士，以地图形式对宋代六千四百五十八名江西籍进士及进士家族的地理分布予以呈现，同时对宋代江西籍进士的文化成就、宋代江西科举兴盛的原因进行深入阐释。二书以厚重的实证成果印证了宋代欧阳修所留下的那句诗—“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从家喻户晓的精英士人到鲜为人知的大众阶层，夏汉宁所关注的对象看起来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实则据以构建起了一个涵盖两宋朝野时空的宏阔视野。

　　难能可贵的是，除基础实证研究外，夏汉宁对文学地理学有清醒的理论自觉。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学观念的产生往往并非一日之功，而是有悠久的传统与源头。他在《〈诗经〉：中国诗歌地理源头及其对文学批评的影响》一文中提出，从地理的角度观察，《诗经》应该是中国诗歌地理的源头，《诗经》十五国风的地域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乐府诗”。由于《诗经》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使得《诗经》批评也自然而然具有地域的视角：春秋时期吴公子季札以地域视角对《诗经》十五国风的解读，《汉书·地理志》对《诗经》作品的地理分析体现出早期文学地理批评方法的运用。这直接导致从“《诗经》批评开始，地域视角便成了后代文学批评家们代代相承的文学评论传统”[37]。这种批评实践及观念的形成对后世文学批评影响深远，在古代作家字号的选取以及评论家对文学流派的命名等方面都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唐宋以来诗人字号中浓郁的地域色彩，文学流派的地域性命名，古代文学批评家对某一地域文学现象的特别关注，都反映出文学家与评论家的地理批评取向。先秦时期即产生文学地理意识，这已得到学界认可，然而由于古代文献资料的系统整理尚不完备，文学地理意识如何体现于先秦及后世的文学批评，学界对此仍语焉不详。夏汉宁充分发挥自身长于文献的优势，使地理批评这一理论话题接上了地气，落在了实处，亦是其对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贡献之一。

　　综观夏汉宁的治学之路，有三个重要转变：转变之一是研究对象从单个作家与作品研究到系统、综合的群体研究。夏汉宁步入学术研究领域，最早着眼于作家与作品的个体研究，且研究对象集中于宋代一流大家。随着研究的深入，其视野进一步扩展，其关注对象逐渐转变为由地域、身份、交游等各种因素造就的文人群体。转变之二是研究方法从传统文学评论经传播接受研究到文学地理学研究。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与突破，一直以来，夏汉宁都很重视对学术研究新方法的运用，对学术前沿问题保持高度敏感，并能结合自身特长，围绕宋代文学、江西文化精耕细作，因此能在瞬息万变的学术生态中始终坚持主体地位，发挥创造活力。转变之三是研究模式从单打独斗式研究到领导团队、分工合作式研究。2007年，宋代文学被正式批准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夏汉宁担任学科带头人。多年的文学所所长工作经验使其驾轻就熟地组织、领导起一支宋代文学研究队伍。他充分发挥每个成员的特长，使之参与到学科建设与课题研究中来，通过带领团队分工合作，关于宋代江西文学研究的一些大型构思与设想逐渐变成现实。如以《宋代江西文学家考录》《宋代江西文学家地图》等为代表的系列论著，均自成体系，展示出宋代江西籍历史人物及其家族的整体面貌，在学界产生较大反响。他常说：“做学问要有自己的阵地，写论文就如打一口井，要有深度。”在研究过程中，由夏汉宁指导的科研队伍日渐壮大，短短几年间，不少学科成员即从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成长为国家社科基金的主持者与负责人。在培育后进、推动宋代文学研究、助力江西文化发展方面，夏汉宁功莫大焉。他几十年坚守社科院，勤勉为学，传薪继火，正可谓：风雨晨昏人不晓，个中甘苦只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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