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阵痛与漫长失落—东北文艺复兴现象研究

　　杨世全

　　2019年11月，说唱歌手董宝石在脱口秀类节目《吐槽大会》中，以玩笑的口吻提出“东北文艺复兴”这一口号，随后这一概念迅速地传播发酵。传播过程同时也是其自身的生成过程，在逐渐被大家看见和接受的过程中，其内涵也在不断地延展扩充。其中包括双雪涛、郑执、班宇等东北作家、“二手玫瑰”乐队主唱梁龙、短视频博主“老四”、脱口秀演员李雪琴等，并进一步延伸出了“东北文艺复兴三杰”等相关概念。迄今为止，“东北文艺复兴”不仅被观众和读者所认可，也逐渐为学界所接受。《当代作家评论》于2022年第5期推出“东北文艺复兴”研究专辑，《小说选刊》于2022年第7期以“东北文艺复兴”为题摘选系列小说，其中就包括与电视剧《漫长的季节》同名的小说，而小说作者班宇正是电视剧的文学策划。

　　如果“东北文艺复兴”是一次运动，那么这场运动涉及的领域是广泛的，覆盖文学、影视、说唱、脱口秀等多个圈子。但在如火如荼的场面之下，这一事件的真正内涵仍在不断地被质问和探究，正如丛治辰提出的几个关乎定义的问题：何谓“东北”？何种“文艺”？何以“复兴”？[1]这场复兴运动如何回望和再现东北形象？复兴的对象是过去的历史还是对未来的想象？这些疑问至今仍没有确切的答案，但在追问的过程中，在“东北文艺复兴”这一宏大的口号下，东北文艺正在完成新一轮的生成，在多个层面、通过多种媒介走出东北，进入更广阔的大众视野。

　　一、下岗：关于阵痛的两种叙事

　　1999年春节联欢晚会，黄宏在小品《打气儿》中饰演一位下岗工人，喊出了那句至今仍被频频提起的台词：“我不下岗谁下岗！”无独有偶，同一场春晚，赵本山、宋丹丹和崔永元出演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中也出现了下岗这一名词：“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而这已经不是下岗主题第一次在文艺作品中出现。早在1997年，中央电视台就拍摄了一组以下岗再就业为主题的公益广告，由刘欢演唱的《从头再来》就是为配合公益广告而创作的主题歌曲。其中“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更是成了时代记忆的一部分。这一切都指向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重大变革。随着国有企业结构的调整和人力资源重组，大批工人失去工作岗位，形成“下岗潮”。需要指出，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东北，如来自河北的乐队“万能青年旅店”创作的歌曲，常常与河北“下岗潮”联系在一起；电影《暴雪将至》的故事背景则是1997年的南方小城，国企、工厂、编制等元素成了电影回溯特定时代的着力点。但必须承认的是，在这场“下岗潮”中，东北三省无疑承受着最严重的冲击。在1996年至2002年期间，按照各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总人数依次排序，排在前六位的省份是黑龙江、辽宁、四川、湖南、湖北和吉林，且黑龙江与辽宁以超过五百万和四百万的人数稳居第一名与第二名。[2]作为“共和国长子”的老工业基地，东北在1990年代经历了一次无法忽视的阵痛。这些抽象而庞大的数字落在现实中，构成了东北人民的集体记忆。

　　但在90年代，东北被大众所熟知，更多是通过赵本山为代表的喜剧小品。从1990年到2011年，除1994年外，赵本山每年都在央视春晚上出现，成为春晚的常客。在外地人眼中，东北人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与赵本山饰演的角色相重合：身穿中山装，头戴一顶八角帽，一嘴幽默而押韵的顺口溜，走着走着就歪扭起来的步伐—一个滑稽的农民形象。在“下岗潮”爆发之际，赵本山在1996、1997、1999年分别推出小品《三鞭子》《红高粱模特队》《昨天、今天、明天》，讽刺腐败，赞颂劳动，表达对历史进步的感慨，充满激情与斗志，喊出“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的口号；而对这场无法忽视的下岗潮，却只有一句“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轻轻带过。直到2004年的《送水工》，赵本山的小品中才出现了下岗工人。赵本山扮演的假父亲向儿子诉说下岗母亲的辛苦，而小品的滑稽之处正在于他冒充博士父亲的种种不自然表现，如刘岩所说：“人们在笑得喘不上来气的时候是没有工夫体味那家/国修辞—下岗女工母亲培养出的留洋博士儿子回国报效—背后的良苦教化用心的。”[3]下岗在这里仅仅作为某种非主要的、可替换的背景出现，而不是被当作事件和现象来对待。同样来自东北的黄宏在1999年推出以下岗为主题的小品《打气儿》，又以一句“我不下岗谁下岗”将这一事件推向宏大叙事。可以说，在东北“下岗潮”正激烈时，东北向外展示的，或说被更多观众接受的，仍然是幽默滑稽的喜剧形象。

　　在“东北文艺复兴”运动中，创作者们明显对这一叙事模式提出了异议，并以新的叙述方式对其进行反抗。作为“东北文艺复兴”的主力军，无论是“新东北作家群”，还是电视剧《漫长的季节》，都在对下岗主题进行更为直接的表达。黄平在总结“新东北作家群”的共同特征时，直接将其得以成“群”的原因归结为对下岗主题的书写：“如果说上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以‘抗战’为背景，那么当下‘新东北作家群’回应的主题是‘下岗’。”[4]如黄平所说，关于这场影响了上千万东北人的“下岗潮”，至今也没有一部社会学、历史学的作品予以记录。这段历史常常被描述为“阵痛”，而对没有亲身经历“下岗潮”的大众读者来说，这段历史的确被遗留在了20世纪的某个角落。

　　在这场文艺复兴运动中，下岗是追寻和再现历史的方式，更是作为目的的历史本身。这决定了来自东北的创作者们在书写东北时，不谋而合地将镜头对准了20世纪90年代，无论写作者如何试图逃离东北标签带来的地域限制，聚焦、重复、多角度地书写仍使得书写行为本身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即挖掘和再现历史。双雪涛在谈《平原上的摩西》的创作初衷时说：“就是想反映一点东北人的思想、特有的行为习惯，尤其是几个大工厂，很少人去写。东北人下岗时，东北三省上百万人下岗，而且都是青壮劳力，是很可怕的。那时抢五块钱就把人弄死了，这些人找不到地方挣钱，出了很大问题，但这段历史被遮蔽掉了，很多人不写。我想，那就我来吧，没别的出发点。”[5]这与《漫长的季节》中“这年头为几块钱够动刀了啊”的台词不谋而合。

　　在还原历史的潜在心理动机下，与赵本山式的幽默滑稽相反，创作者们的叙述腔调多带有沉重和伤痛意味。在《梯形斜阳》中，班宇直白地向读者展示1996年夏天东北工厂的形势，被转为合同工和下岗的职工在工厂门口聚集，喊着厂长的名字抛洒纸钱。在这富有戏剧性的一幕背后，埋藏着一代人的伤痛经验，在真实的生活困境面前，幽默变得无力，而被迫下岗的职工也无力再幽默，取而代之的是矛盾与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无奈和悲哀。除对下岗反应的直接书写外，题材的选择本身也表达着创作者的态度。由刁亦男执导的悬疑电影《白日焰火》以一桩碎尸案为主线，采用“破案加恋爱”的双线结构，一举获得第64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与之相似，电视剧《漫长的季节》和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都以命案为引，以破获案件、追寻真相为叙事动力，贯穿两代人的生活和命运。在文学和影视领域中，东北式悬疑渐渐成为一种风格，以寒冷氛围、落魄中年等为标签，为故事套上悬疑外壳，从而自由控制叙事时间，让被搁置的历史得以显露。调查显示，在国有企业下岗分流改革后，下岗职工人数越多的省份，经历了更高的犯罪率，且对东北三省犯罪率的影响效应更大。[6]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成本之一，犯罪率的升高直接影响着一代人的时代记忆，使得他们在多年后重新构建记忆中的故乡时，以相对严肃且冰冷的叙事方式再现当时低迷而躁动的社会气氛。

　　无论是对下岗主题的直接表现，还是将其作为主要时代背景来展示，叙述者们都在扭转90年代东北留给观众的喜剧印象，将笑声替换为痛觉和沉重感。这一改变也许并非有意识的对抗，但从传播和接受效果来看，一种新的叙事方式正在进入大众视野，且渐渐被读者和观众接受。对于东北历史和城市形象而言，这是一次被重新回忆，也是被重新认识的过程。

　　二、父亲：与历史同构的失落者

　　在《漫长的季节》中，王响身上同时存在着两个重要身份，一是社会层面的火车司机，二是家庭结构中的父亲身份。如贾想在剧评中分析的那样，这两种身份带给王响两种权威，在国有工厂是国家经济支柱的时代，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翁，时代的聚光灯打在工人群体身上，赋予其来自国家经济层面的权威。而在古老的父权制的加持下，作为三口之家中的父亲，王响身上还有作为父亲的权威。[7]在两种权威的加持下，年轻时期的王响形象骄傲而强硬，无论在单位还是在家庭中，他都是权力的掌控者，对当下和未来充满了希望。这种希望来源于对两种结构的信心，作为工厂的劳模骨干，王响坚定地相信桦钢不会走向衰落；作为父亲和丈夫，他以自己的经验为家庭谋划着未来的道路。这一时期的王响站在聚光灯下，依然沉浸在工厂稳定而繁荣的想象里，以桦钢的主人翁自居，坚实而富有安全感。但随后的下岗和儿子的死亡迅速击碎了他坚硬的外壳，工厂衰败的现实剥夺了他的工人身份，同时带走了他的骄傲，而突然的失子之痛将他作为父亲的强硬转化为悔恨。面对时代和家庭的双重打击，王响被迫露出内心的柔软和无力，陷入漫长的失落当中。

　　文学文本中的父亲形象则更加极端。如果说《漫长的季节》展示了一个父亲经历下岗等打击后，从骄傲到失落的转变，在双雪涛、班宇等人笔下，父亲形象所背负的颓丧意味变得更加浓厚。在双雪涛的《大师》和《无赖》中，父亲和剧中的王响一样，是工厂的职工。但与王响为之自豪的火车司机岗位不同，在这两篇小说中，父亲在工厂里担任的是看守仓库、拣拾零件这样的工作，虽然具有工人身份，但边缘化的工作性质也使得父亲被排挤到工厂权力结构的边缘。同样是工人，下岗前的王响还坚持着骄傲和自信，而文本中的父亲即使身在工厂，依然没有前者一样的权威地位；相反，他们在工厂和家庭中都处处受限，格格不入却身不由己。班宇《盘锦豹子》中的孙旭庭也是这样。虽然被称为豹子，孙旭亭的性格却无比温和甚至软弱，分房时被临时调动、小姑离家另寻新欢，他都没有能够称得上激烈的情绪。《肃杀》中从面粉厂下岗的肖树斌，失去了工作和家庭，引以为傲的儿子对他也动辄踢打。在这些作品里，父亲大多是乏力的、颓丧的，他们相继遭遇工作和生活的打击，在世俗生活规则里被归类为失败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父亲是被创作者们选择的承载物，他们是“下岗潮”的亲历者，历史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最深的时代印记。作为位于浪潮中心的群体，他们的命运与国有工厂，或说东北的历史命运同构，是展示历史变动最好的媒介与着力点。像纪录片《铁西区：工厂》所记录的那样，即将面临工厂破产的中年职工们无事可做，在休息室和澡堂里打牌闲聊，彼此讨论工厂岌岌可危的未来，抱怨生活的困难。在这些乏力的父亲身上，能够窥见陷入低迷的整个东北。他们和那片黑土地一起被笼罩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云雾中，不知往何处去，只能在迷茫的困境中徘徊。

　　在世俗生活的标准下，父亲是一个庞大的失落者群体，但在“子一代”的叙述中，父亲并不是福斯特所说的扁形人物；相反，作为认识世界和回忆童年最重要的媒介，父亲身上承载着他们复杂的情感体验。《大师》里的父亲生活艰难，在棋界却是民间高人，且一生下棋不挂赌注，得到和尚棋内其外的敬佩；《盘锦豹子》里的孙旭庭看似软弱，却在故事结尾突然爆发，用极端激烈的血性抗争表达容易被忽视的父爱。在这些文本中，叙述者的姿态并非对失败者的鄙夷或对软弱者的同情，而是理解与眷恋。丛治辰将父亲理解为一种文学装置，同时承担着叙事、抒情和认知功能。[8]在一片寒冷颓丧的社会气象里，同样低迷的父亲表露出的温情显得更加可贵，而其用自己的人生向“子一代”传达的朴素哲学，则是叙述者们再现那段历史时，用以认识和对抗世界的重要工具。

　　三、回声：迷茫的两代人

　　迄今为止，“下岗潮”已经过去二十余年，下岗经验与下岗指代的系列后果已经越来越不为人熟悉。如果共同经验是引发共情的重要条件，那么“东北文艺复兴”引起新一代受众关注则更像一个例外。必须承认，在受众对这场运动的关注中，包含着对东北样貌的好奇，正如赵本山用中山装和八角帽向观众们传达农民化的东北形象。时隔多年，当东北文艺以工业、下岗、悬疑等元素交织而成的形象再次出现在大众面前，部分对东北的认识仍停留在赵本山时代的观众的认知被刷新。对于他们而言，一个“全新的”东北正在重新出现。

　　然而，就像班宇在访谈中声明的那样：“东北既不是我写的那样，也不是你认为的那样，它具体啥样，你就自己来看一看！”[9]对于创作者自身而言，真实地把握和书写东北同样是一件困难的事，无论艳粉街还是“穷鬼乐园”，都是某种创作者内心东北的象征；而他们的目的并非塑造一个现实意义上真实的东北，而是对东北的一种理解。黄平指出，东北是一个比喻，理解东北则意味着如何理解、如何正视普通人的尊严。[10]这或许可以解释受众对复兴浪潮的热情，文本中的东北是否完全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从中找到与当下重合的部分，体会到相似的时代情绪。

　　有必要提到提出“东北文艺复兴”这一口号的说唱歌手董宝石，他凭借一首《野狼disco》火遍全网，以“老舅”这一东北味道十足的别名出现在大众面前。在《野狼disco》里，董宝石塑造了一个失落的中年男性，时刻穿着皮大衣，搭讪失败后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为自己保留最后一点面子。那件不能脱下的皮大衣是主角最后也是仅剩的体面：“可能我里面是破烂不堪的，但是外面我仍然要光鲜亮丽，我让你看着我没毛病。”[11]这一表面滑稽的人物内心失落而脆弱，而他的滑稽正来源于他的不合时宜，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这样的形象在小说文本中俯拾即是，只不过脱掉了滑稽的外壳，并且更加年轻。家庭结构发生变动，未来的道路也不再清晰，失去方向的年轻人陷入无意义的徘徊。身处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来自不同层面的压力催生着当代人的焦虑，同时催生了“丧”“佛系”等一系列标签，在这些标签背后是迅速变化的社会形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年轻人不愿面对而又不得不面对的压力和挑战。两个年代的低迷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重合，相似的心理状态使得读者在回望那片遥远土地的历史时，拥有感受和体悟时代情绪的能力，从而引发共情和理解。读者和观众在进入这段被重新构建的历史时，自动代入的不仅是“子一代”的角色，还有被从稳定的岗位驱逐的“父亲”们。换而言之，二者一起构成了失落的时代情绪，而能够引起受众共鸣的，正是与当下相似的失落和迷茫。正如创作者董宝石自己，也经历着说唱综艺落选、作品不被理解等困境，尽管这些都以调侃和戏谑的方式被写进“老舅系列”作品，也难掩背后来自边缘的尴尬与迷茫。在“东北文艺复兴”浪潮中，人们审视的不仅是历史中的东北，更是自身的现实境遇和内心世界。在这一向内的审视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这场浪潮的中心不只是过去的东北人；在那片黑土地上，有当下每一个人的影子。

　　注释：

　　[1]丛治辰：《何谓“东北”？何种“文艺”？何以“复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

　　[2]梁甄桥、李志、丁从明：《国有企业下岗潮与犯罪率的实证研究》，《世界经济文汇》2018年第1期。

　　[3]刘岩：《历史•记忆•生产—东北老工业基地文化研究》，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第35页。

　　[4]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

　　[5]鲁太光、双雪涛、刘岩：《纪实与虚构:文学中的“东北”》，《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2期。

　　[6]梁甄桥、李志、丁从明：《国有企业下岗潮与犯罪率的实证研究》，《世界经济文汇》2018年第1期。

　　[7]贾想:《〈漫长的季节〉:东北，及其漫长的失宠》，https://mp.weixin.qq.com/s/AOGN9HBjEbAkEQx4NDnNZQ。

　　[8]丛治辰：《父亲：作为一种文学装置—理解双雪涛、班宇、郑执的一种角度》，《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9]吴越:《〈漫长的季节〉文学策划班宇:替东北“溺水者”放声歌唱的人》，https://mp.weixin.gq.com/s/abnO1keX4V51wQ8KMRG1kQ。

　　[10]黄平、刘天宇：《东北•文艺•复兴—“东北文艺复兴”话语考辨》，《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5期。

　　[11]《GQ Talk|董宝石对话班宇:野狼disco不是终点，我要用老舅构建东北神奇宇宙》，https://mp.weixin.qq.com/s/jr-ETQKghreuiieDnovg。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