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的耕耘者 文学地理学的弘扬者——夏汉宁学术述评

　　◎刘双琴

　　作家是从事精神文化创造活动的一类人，他们的生命形态，既外化于日常性生存中，又内化于精神性存在中。如果说前者因受制于种种因素，而注定了生存方式的有限性选择，那么后者则可以凭借自由的艺术创造开掘精神样式的多种可能性。

　　邹忠民的小说，体例多不一样，有着不同的题材取向、人物身份、叙事手法和语言风格，辐射出宽广的生活面，洋溢着鲜活的生命气息，从而显示出“学院派作家”的非学院化特征。然而这些似乎看不出什么同一性的作品，却又有着“吾道一以贯之”的伏脉，表现出诗性与智性、意味与趣味兼而有之的艺术品格。

　　一、存在的凝思和吟唱

　　这些作品，既有“知识分子式叙述”的沉思与抒情的品质，又有着来自生命律动的原真和丰富，凝聚着作者对生命的诗性观照和智性沉思，体现为于存在的凝思下对人的生存困境的透视，表现为充满欢情与悲情的生命格调与情调。

　　小说对人之存在的凝思与表现，聚焦于困境的透视。小说中的人物往往置身于各种困境中，牵连着时代的痛苦点、社会的焦虑点、生命和人性的震颤点，诸如《葵花向阳》的时代困境、《朋自远方来》的人际关系困境、《腊叶》的情爱困境和家庭困境、《灰钱》和《油菜花黄的时候》的欲望困境、《短松岗上》和《连环》的命运困境、《少女鄢红》的自我困境、《方生方死》的生死困境等，既观照人的外在生态，更注重人的内在心态，并在内外交互的作用下表现人的困境意识。无论自外而来还是由内而发，不是这样的困境，就是那样的困境。造成困境的因素或是偶然的，而人身处困境却是必然的，人的困境以其无处逃遁、无可究诘而具有了宿命的意味。人物既困顿于生存境遇所织就的命运网罗中，但又试图以各自独特的方式与命运抗争，显示出人面对困境的种种局限与无限。

　　在对人的各种困境的表现中，表现生死困境的中篇小说《方生方死》或许最有代表性。它叙述了三个病人—一个四十多岁、一个三十多岁、一个二十多岁者—面对死亡的故事。故事有两条线索，现实线围绕着他们“活着有多久”而进行，回忆线则围绕着“活得曾如何”而进行，并由此展开了生死反思。叙述者不断地回望讲述过去，就是在不断地寻找活过的痕迹和活着的意义。最后，四十多岁者穿越了宿命之旅，完成了死亡的终极试炼谢世而去；三十多岁者被死亡的恐惧扭曲变形，“死于不死”；二十多岁者经历了一番生死考量，向死而生。小说展布各种死法死相，涉抵虚无的深渊，却又“课虚无以责有”，在对人的本原性和悖论性存在的表现中，彰显着人对宿命困境的反抗意识和生命尊严。小说直面死亡这一终极性的人生命题，它也迫使人们最为深切地关注自身的生存价值和意义，关注人作为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去表现，去叩问，去反思，去设立。

　　来自存在的凝思始终萦绕在作者笔下，却又流动着生命的情愫，且歌且吟地演绎着生命的话剧。尽管人物在反抗宿命的过程中多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或是难以摆脱悲剧的况味，但也迸发出生命的热力和歌哭，显示着生命的欢情与悲情以及悲欣交集的况味。《草尖上的露珠》里活跃着一群精灵般的孩子，在山野间绽放一派率性的童真与烂漫的童趣，洋溢着生命早春的气息和田园诗性的芬芳。而结尾处以回望的视角告白了这些小伙伴后来或不幸或归于庸常的命运，却为这首清新如晓风清明似晨露的童谣续上了伤逝之音。它触动起“人心思幼日”的乡愁，感怀于世事的变迁和人生的起伏及那种无往不复的悲剧轮回，并以体验生命的温情和悲情。《明亮的白夜》里孤寂终老的小公务员在灰冷的人生幕景里怀着对温情暖意的卑微渴求，收养弃婴的行为让他在温暖弃儿的同时也温暖了自己，在施予爱的同时也将得到爱的回馈，字里行间蕴含着含泪的笑和酸涩的温暖。《油菜花黄的时候》中的男人女人承受着性压抑与性放纵、性变异与性戕害的痛感与快感、耻感与罪感。旺子和端姑的不伦欲望因为互相成全而成激活生命救赎自我的力量，二人在油菜花田里幕天席地恣意狂放的野合，喧腾着原始初民的欢情，张扬着生命醉乡的狂欢精神。刘秋生年少时被成人世界压抑扭曲的欲望所伤害，转而又以更变异的欲望伤害着一个个年幼的身心，犹困兽之斗而终陷罪恶的深渊并走向毁灭的宿命。小说在星月朗照万年的坂野上，在生死爱欲的生命活剧中，锤炼欲望之苦，发酵生存之痛，拷问人性的罪与罚及救赎，展现出万古长空如斯月、百代幽魂亦斯人的苍凉意境。集中作品对生命情愫的表现，是以情感化、情意化、情态化呈现的生命体验，是以格调、情调和情致呈现的生命情怀，呈现出不同的生命意味、人生况味和抒情风味。

　　用感觉化、意象化、象征化的方式来演绎现实世界和构造艺术世界，富于意象和意境、意义和意味的诗化形式，是其作品的一大表现特征。作者凭借发达的感觉和敏锐的直觉来捕捉各类具象、生发形象，并以描物摹状、营造氛围、抒情达意。诗性与智性的结合，或者说诗化之思与思之诗化，纷纷凝聚为小说中随处可见的意象运用，星罗棋布。《腊叶》中提领全篇的核心意象“腊叶”，它取自鲁迅精神自传般的散文诗集《野草》，在此为作者所摄取的这一现代中国史上伟大痛苦的灵魂作了画魂般的象征。与病态的“腊叶”相关联，黑色意象作为贯穿性意象—幽黑的夜色、幽峭的物形、幽然的目光、幽暗的影子等，以不同形式在作品中反复出现，晕染出人物性格光谱的深沉底色和灵魂深处的阴影。《油菜花黄的时候》中的“油菜花”，既是融贯全篇的整体性意象，也为星散各处的局部性意象。油菜花田既是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构成人物的生存背景，并且油菜花的盛开、萎谢与燃烧既与故事情节的进展相呼应，也暗合着欲望的萌动与释放、喷薄与宣泄、净化与升华。嫩黄、明黄、苍黄、萎黄的油菜花，象征着欲望的各种形态。而油菜花黄时四处窜动的狗和狂犬病的流行，则隐喻着人性深层蛰伏的兽性和恶性发作。油菜花是蓬勃的生命之花，也会成为“恶之花”。意象必须具备意义，任何意象如果不能超越自身直接的主题，去追求一种更广的相关性、更深的意味，那它就不过是“印象”。而这些作品意象丛生，也意味深长。诸如《短诗岗上》那丘陵起伏的红土山岗上低矮峥嵘的松木丛林，显示着独特的生存环境，也隐喻着生民的一种生命形态。《青浪河上》之“青浪河”意象，作为故事背景和人物活动舞台存在，也倒映着自然原始、朦胧神秘的人性面影。《方生方死》中青虚渊默的天空倒影和凄美幽艳的“死神”意象，则是虚无至境的审美化凝注。《草尖上的露珠》中孩子们一起弯身胯下倒看天地、齐呼天好看地好看的造型意象，凝聚了童心之灵性、童眸之灵光，成为人们生命中永恒的返照之光。如此这般，“意”与“象”在诗性的观照中同构，心灵的形式与生命的形式在存在的深处同根连理，成为一种体现着存在的凝思和生命的情愫的艺术存在物，产生独特的审美效应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二、性格与命运的沉吟

　　如果说对存在的凝思是邹氏之作的精神圆心，那么人物形象的塑造则是其艺术的敏感点和兴奋点。发掘人的生命形态的原真和丰富，倾心于人的环境、性格与命运的关系和表现，并以在文学表现中进行深层意义的人的探究，这可以说是他自觉领有的文学之命。他不仅描写了各式各样的人物，更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极致性与逆反性、隐蔽性与深层性，显示出作者对人的独特性和完整性存在的理解把握。

　　问世于1990年的《腊叶》是作者创作中引起较大反响和较多关注的一部中篇小说。作者凝聚其作为文学研究者所积淀的专业素养和文学创作者所禀赋的艺术想象，而为鲁迅这一不逝的精魂留影。作者绕开了围绕鲁迅形象布设的各种话语神坛，别开生面地截取了其一段爱情历程，深入刻画其情性、心性与智性。这是一个既反抗传统又背负传统、既追求现代又质疑现代的“人之子”形象。他是思想先驱和精神斗士，却又长期过着“寂寞如古寺僧人”的生活；他无情地解剖国民的灵魂，却又陷入自身的精神搏杀；反抗绝望的同时又感到更深的绝望，“无所希望”和“无所可爱”；他以精神之药疗救别人，却又重病在身而自虐自戕。当爱情忽然来临，爱的战栗与爱的自卑同在，爱的确证与爱的犹疑相生，爱的决绝与爱的忧戚共存，在旧式婚姻伦理与新式爱情体验中隐忍克制彷徨挣扎突围。而终与所爱迎着新时代之光昂首偕行时，柔顺且卑微、隐忍而默然、恭谨怯怯又暮气沉沉的朱安却只能为新生者的投影所笼罩，被黑暗所没入。这个一直被淡漠其诉求忽视其存在的影子似的人物，她的被供养被保存体现了鲁迅旧义新伦的一概背负，而她的被冷落被牺牲也反照出鲁迅性格心理的冷硬与坚执一面。小说在展现鲁迅的个人生活史和披露其灵魂秘史时，我们看到这颗深刻的灵魂独特地内化了外宇宙的种种矛盾与苦难，不能不肃然于它的凛然不凡和痛苦森然。相比于鲁迅形象展现出的性格深度、力度和厚度，相较于朱安“苦魂灵”形象的深入刻画，许广平形象虽见五四新女性的风姿风采，形象鲜明而光影交错不够、性格层面发掘不够，因而显得单薄了点。不过，丰富复杂的鲁迅形象的塑造，已然奠定这部小说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某种开拓意义和独特价值。

　　如果说《腊叶》中的鲁迅形象以其精神内涵的丰富复杂而见思想艺术光彩，那么《少女鄢红》中的鄢红形象则以其性格的极致性和逆反性而具独特艺术魅力。鄢红这个眼眸里透着明亮忧伤的少女，仿佛在生活中领受了特殊使命而一意孤行，以其偏执极端的性格行为而耀人眼目。她总要同自己周遭的环境过不去，无论境遇如何都存在着一份对于生活的执念和自身的坚持，甚至自己与自己过不去。她既自尊自傲又自伤自虐，浪漫理想的诗性情怀与任性乖张的“行为艺术”共生，超越的意志与毁灭的激情同在。她向往生活在别处而始终放逐于生活的边缘，渴望爱得极致却将爱人深深伤害，在伤害了别人的同时更加深重、持续地伤害着自己，反抗世俗而终在更深的世俗中沦陷。如果说其始终反抗宿命的精神映照出了庸常现实中我们大多数人生命的灰暗与苍白，而那种幽燃在精神深处的疯狂则让人忌惮又着迷。这一单纯而复杂兼有灵性与魔性、纯真又邪魅的少女形象，不仅迥然有别于文学史上众多诗意芬芳的少女形象，且以其性格与命运的复杂表现寄予了某些更深刻的东西—蕴含着现实与理想、庸常与超越、美与善、正与反等命题的悖反关系而意味深长。

　　同属性格偏执类型的还有《灰钱》中的章子匠，这个蛰伏于市井中的升斗小民，像地洞里的老鼠一样积攒着钱财，天长日久，以致攒钱本身成了终极目的，就为那个欲望本身而活而死。通过这种压榨生命以省俭并呵护金钱的近乎疯狂的偏执性格，活画出一个既可怜又可厌、既可悲又可笑的吝啬鬼形象。这看似在呼应《欧也妮·葛朗台》等的文学传统，其实不尽然。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吝啬鬼，因其本性并不恋财。他的抠也损己不损人，本质上是为了省俭节约。而之所以俭省至此，实乃物资极度匮乏的生存环境养成。虽然章子匠生活的那个特殊时代早已远去，但我们依然可以在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祖辈父辈身上窥见那种病态的节俭人格的影子。这个非比寻常的吝啬鬼身上承载了特殊的时代内涵，蕴含着作者的历史批判意识，也寄寓着对各种人性异化的忧思。小说结尾处画龙点睛的一笔意味深长：他一生以刻章子为业，却只会写反字而不会写正字。

　　《青浪河上》是一篇构思精巧、伏笔遥深的小说。开篇即以精细的笔墨描绘环境的自然之美及人物的自然情怀，都市女编辑在远离尘嚣的青浪河畔遇见“浪里白条”般的自然之子，她兴来登船游览和不慎玉坠落水，其间感知到少年对她的朦胧而又热烈的欲望，于是有意无意地利用这欲望哄其潜水捞玉，不期然意外造成少年溺亡的悲剧。这位文雅女性陡然暴露出自己内心深处不那么文雅的一面，被还原出女性的原始本能，利用自身的性魅力魅惑异性，以达到自己隐秘的诉求。如果说在此女编辑之女性自然本能的暴露是特定情境下的真实流露，那么《连环》中貌似新潮、神秘兮兮的“美术吴”则是刻意用审美化的外包装来掩饰自己吸引俘获异性的渔色猎艳本能，骨子里的鄙俗和猥琐穿透了其艺术“文身”。小说于不动声色中撕开人物的文化面具艺术面纱，显出作者对人性隐蔽处幽暗面的洞察力。

　　因作品所写多为人在困境，似乎格调偏悲、情调偏冷，但悲中有智—对人的理解，冷中有热—人文的温度。诸如《葵花向阳》中被烈日灼人的时代灼伤的父女俩，《草尖上的露珠》里那些不幸走丢的童年伙伴们，《朋自远方来》中遭人无端猜忌的念旧重情的学友，《小城轶事》中机智的瘦脸汉子、好心的女售货员、孤独的老单身汉，《短松冈上》生受无妄之灾死承无名之冤的流浪女，《方生方死》中那些在生的无常和死的必然中沉浮挣扎的生者和逝者，《少女鄢红》里“伤花怒放”的鄢红，《连环》里清灵秀美而终陷命运罗网罪恶泥淖而生死未卜的聂小艾等。通过这些人物在生存困境下的挣扎与沉浮，呈现了人与宿命抗争的不屈、骄傲和美丽，还有人的可贵和可哀、人的坚强与脆弱的难以估量。即便对那些生命形态扭曲变形者，也以对人物的深切理解而写出其重重矛盾和纠结，加以诗性的裁决。《灰钱》中的章子匠，可笑也可悲；《方生方死》中的一床，可耻亦可哀；《连环》中的校园杀人者余建斌，可恨复可怜。总之在人物普遍的悲剧境遇中传达着一种悲悯情怀，追求一种悲智双修的艺术境界。

　　从存在的深层意义来看人与事而眼界纵深，以生命的宽广和同情的理解与无差别的善意来写人与事而境界宽大。《腊叶》中苦行僧似的鲁迅和苦魂灵般的朱安，前者在承受和反抗黑暗的反作用力中磨成了一副石头心肠，后者在顺从隐忍中黯淡成一个影子人物。而当鲁迅终偕新爱前行时，小说中一声咏叹：“也许他们每每反顾到这爱的影子，高兴时会变得难过起来，难过时会变得更难过起来。”《油菜花黄的时候》中被欲望煎熬的各类压抑者变异者形象，无论可怜可憎可罪可罚，不拘自谴自罚自惩自毁，都在一场席卷油菜花田的大火后得到净化和升华。这些人物无论是巨人庸人，还是超常正常异常，都被还原到人本层面并揭示其悖论性处境，从个体生存情状和命运的感怀延伸到普遍性生存境遇、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虑。作者写人物的矛盾与痛苦，实则也联结着人类众生的困境与痛苦。而人物在矛盾中的艰难选择和对命运的反抗，同样启示着世人的选择与担当和对救赎通道的寻找。

　　三、叙事变奏与游吟文字

　　相应于作品内容的丰厚，是写法的多样。识读邹氏之作，不能不感觉到其叙事与语言层面的多面性，热衷于叙事变奏、文体创化和游吟文字。这既来自其对小说创作艺术的本体自觉与本能敏感，也来自其对生活多种可能性和多层面的探求。

　　叙事总是在一定的视角下展开，各种叙事视角各有特色。而作者喜欢串联视角、变化视角乃至多视角，从而取得独特叙述效果。虽然多数篇目都沿用了传统的第三人称叙事，但细品却发现这一惯常的叙事视角又有超常之处，即叙述者经常借助叙述对象的视点进行叙事，有时候甚至直接转化成人物的心理独白或心理描写。由此使得故事背后的叙述者既能灵活构织事件与情节，又能深入描摹人物意识与心理。对于这类特征的叙事，姑且称之为第三人称的内化视角。且看《青浪河上》，叙述者通过女编辑“她”的观察视角和心理感受来描绘青浪河原始自然、幽静神秘的风光以及撑船少年自然之子般的体态风貌，又通过少年“他”的观察视角和心理感受来写女编辑城里女人的姿态风情，由此使得叙述痕迹藏而不露，与曲而不直的叙述题旨相得益彰。这种被内化的第三人称叙事赋予小说显与隐的双层结构，在显性结构层面铺展的是外在的情节事件，在隐性结构层面流露的是内在的心理意识，从而使小说在舒缓有致的叙事节奏和不褒不贬的叙事态度中饱含微妙丰富的心理意绪和情节张力。有时这种内化视角还可以作为特殊的“分身法”来使用，让人物的自我分裂成几个局部的自我，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表现自我。《油菜花黄的时候》中的刘秋生，犯罪时的双声复调话语，展开意识与潜意识的双层结构，显示犯罪者与拷问者的双重身份，折射出人格的自我裂变。

　　除了视角的内化，更有视角的变幻，即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的交叉叙事。《草尖上的露珠》里，当读者饶有兴味地听着叙述者以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讲述完这一段兴致盎然的童年趣事时，不意在小说结尾跳出一个第一人称叙事“我”—长大成年的应子，在他的感怀抒情中才让人恍悟那些是他追忆中的童年往事。叙述视角的突然转换既完成了叙事时空的瞬间流转，也呼应着童年好时光如草尖上的露珠般的瞬息流逝。如果说此作结尾处的视角突然切换有画龙点睛之妙，那么《方生方死》的多视角来回转换则有行云流水之奇。小说通过四床莫隐藏的第三人称视角讲述其知青岁月的生死爱念，隐含作者的第三人称视角叙述医院病房中的病号故事，二床的第一人称视角倾诉其对恋人、母亲及老师的情感记忆，三种叙述交替进行，三重时空交织缠绕，融汇历史与当下、现实与梦境，问究生与死的关系。叙述者的回望人生与人物的面向死亡构成小说的两个层面和作者思考探究生命的两个支点，即生与死，并终悟出方生方死之本义与向死而生之证道。《少女鄢红》以邵老师的第一人称叙事展开鄢红的人生故事，在叙事时间上融合倒叙和顺叙、追叙和直叙、补叙和插叙，在叙述视点上则兼有邵老师、鄢红和隐含作者的视点。当邵老师在场时，则以第一人称的限知视点叙述人物；当邵老师不在场时，则转以他的推测和别人之说的转述来讲述事件。有时又借助人物的书信、诗文让人物跃然纸上而以第一人称的主观视角自陈其心理活动。作为叙述者的邵老师对所叙故事拥有一种既介入又旁观的叙事姿态，出而能入，入而能出，也让叙述对象在叙述焦点的游移变化中展现出丰富斑斓的生命光影。

　　叙事变奏的同时，是文体创化。从外部来看，有《腊叶》的传记体叙事，融会书信、日记及回忆录等文献素材，合理发挥艺术想象的细节虚构，勾勒刻画鲁迅的精神肖像；《灰钱》则借助志传体，为街谈巷议的小城异类章子匠的怪诞人生写文立传；《朋自远方来》的对话体叙事，通过一次故人来访的事件，展开叙述者“我”和老同学、“我”同自我的对话，既有对他者的怀疑，更有对自我的省察，反思功利社会所致的人际隔膜及自我隔膜；《连环》的悬念体叙事，心理悬疑、行为悬疑、犯罪悬疑而构成贯穿始终的命运悬念，环环相扣的悬念彰显了生命中的未知性和神秘性，表达了对个人理性自我和社会理性秩序之限度的质疑。自内部而观，更有跨文体叙事，如《草尖上的露珠》的散文化叙事和诗化风格，《方生方死》中书信体和散文诗的化入，《少女鄢红》中书信和诗歌的融入。除了文学文体的嫁接，还有姐妹艺术的渗透。《腊叶》有木刻画的苍劲骨韵，《草尖上的露珠》有水彩画的清丽淡彩，《油菜花黄的时候》有油画的色块重彩，《青浪河上》有山水画的意境，《少女鄢红》有电影蒙太奇的自由剪辑。还有不少篇章多有歌谣、民谣、童谣的化入，更是强化了小说叙事之外的抒情意味，增添了小说的乐感之美。

　　与叙事变奏和文体创化相得益彰的，是文笔的出色造诣，甚至可以说最直观的阅读体验就是为作者的语言所吸引。他的游吟文字以其罕有的自由度令人叹羡，得心应手将灵光闪烁的遣使字词与变化多端的句型融汇成流畅洒脱的语言华章，如诗如歌的文字吟唱、幽默讽喻的警句四处喷薄奔放，修辞的通感联觉、文白俗语的汇通联袂而至，通常最易一带而过的交代叙述议论之中也总是遍布偏出旧习的字词组合，美感快感、理趣谐趣纷至沓来。

　　邹忠民小说所展现的艺术视野和文学风景，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在有限的此岸世界里精神驰骋灵魂翔舞的升腾意志和超拔意识。他的创作既依托于此在的生活经验和体验，又探索生活的多种可能性、精神的无限性，向着彼岸的存在涉渡远航，一路且歌且吟。这部镌刻着作者不断超越所在和超越自我的精神历程的作品，其已然显示出的品位格局或也预示他还可以在艺术之途登高走远。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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