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何以创世纪——以网剧《漫长的季节》、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

　　孙晓迪

　　如今，“东北文艺复兴”已然成为当下文化界与批评界颇受关注的文学现象与文化现象。在大众文化层面，它由唱响《野狼disco》的东北音乐人董宝石率先发起并指认[1]。随着这一“神曲”独特的旋律的传播，“东北文艺复兴”的口号与其内蕴的充满戏谑与感伤的东北记忆，在自媒体的造势下被成功推广为一次流行文化事件。而在文学内部，它代表着以班宇、双雪涛、郑执为核心的三位青年作家以东北之名，在当下的“80后”市场化写作中的合力突围。无论是班宇的小说集《冬泳》、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还是郑执的《生吞》《仙症》等作品，三位青年作家的代表作有着强烈的历史共性与相似的抒情表达。有评论者指出，他们的叙事不乏相似之处：“双雪涛的短篇小说《北方化为乌有》和班宇的中篇小说《枪墓》可以看作是郑执的长篇小说《生吞》的元小说。”[2]“郑执的长篇小说《生吞》与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北方化为乌有》、班宇的《枪墓》在很多方面都能彼此呼应。”[3]从他们的作品中，读者亦可发现诸多相似的东北式抒情符号—厂房、广场、毛主席像、烟火、抢劫、诗歌、死亡等。他们热衷于叙写东北在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工人下岗的创伤时刻，致力于从这一“共和国长子”跌落的历史时段，理解人与历史充满龃龉的关系。当昔日不可撼动的国企工厂哗然解散，充满荣光的工人身份一朝跌落，看不到未来的人们游走在充斥着危险意味的衰败街区，“衰颓东北”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显然，在他们的写作中，对东北的悲悼与历史的戕害、父辈的乡愁相结合，成为独特的“社会主义普遍历史的寓言”[4]。黄平指出“东北文艺复兴”这一现象之所以备受关注的原因：“以地域性的故事，表达普遍的时代情绪。”[5]事实也正是如此，当历史的庞大之物从身边呼啸而过，身处其中的父辈与返身回望的子辈一同经历着命运的阵痛。“新东北叙事”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书写跌落在1990年代的普通人的人生形式与心灵语言。

　　无可否认，1990年代作为“新东北叙事”的历史资源与重要背景，在他们的创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90年代的市场体制改革与社会结构转型正是他们创作的历史起点，如郑执所言：“文学有一定的延迟性，20年后，当我们成人，有了表达能力，童年时期在我脑子里种下的那粒种子发芽了，这粒种子，正是我父母那一代人经历的残酷现实。”[6]另一方面，作家们所建构的“文本东北”，无论被具体形塑为何种样貌，其间往往密布着90年代的阴云。在集体记忆的叙事中，历史的谜团与死亡的荫翳往往互相缠绕，活着的残酷与生的浪漫同时降临。因此，在“新东北叙事”中，关于90年代的历史叙述便显得格外重要，它关涉着在东北与现代世界的漫长互动中两代人如何解决自身的危急时刻，使东北与自身重新回归到流动性历史之中。

　　在将东北景观转换为东北经验的过程中，1990年代是一个重要锚点。90年代既是作家们共同的历史经验的来源，亦是“衰颓东北”的开始时刻。彼时东北经历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巨变，随着工人“铁饭碗”被打破，往日辉煌的工业历史不再。于是，“新东北叙事”的一个重要命题便是，在漫长的1990年代之后，如何使历史重新回归整体性叙述之中？由此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身处其中的父辈与返身回望的子辈，谁才是对历史尚有还手之力的人，能够在“整体性破碎”的时刻之后，重新担任历史叙述者的责任？只有穿越历史方能叙述历史，而同样，只有叙述历史也才能穿越历史，以自身充满裂隙的生命形式来完成对90年代的历史叙述，其中艰难不亚于在废墟之上的创世纪。

　　以此种视角来观照班宇和双雪涛的小说，将会发现“父一代”与“子一代”的叙述视角的设置往往显得别有意味。身为“子一代”的作家，90年代的历史当然和他们正值壮年、占据时代舞台的父辈处境有着切身的联系，亦深刻影响了成长于斯、被改写之后命运的“子一代”。因此，在“新东北叙事”中，90年代常常附身为两代人不同的命运形式与危急时刻。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在‘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中，主人公的记忆往往从童年开始。以班宇为例，他的《肃杀》和《盘锦豹子》这两篇小说，都涉及一个特定的处境：‘父一代’遭遇下岗，在经济上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此同时，经济支撑却是‘子一代’成长的必要条件。‘子一代’的需求和‘父一代’的匮乏彼此加剧、互相彰显，最终激化了两代人的危机时刻。”[7]当父与子分别承担历史叙述者之时，90年代分别是以何种面目被经历、被接近、被还原的，就显得格外重要。

　　在电视剧《漫长的季节》和小说《平原上的摩西》中，故事分别始于1995年与1998年，正处于“衰颓东北”时段的笼罩之下。《平原上的摩西》中设置多个叙述视角，值得注意的是，“父一代”与“子一代”同时担任历史叙述者之时，身为父亲的李守廉和庄德增，与身为母亲的傅东心，或是以沉默的承受者姿态，或是以时代的幸运者姿态，或是以回避者的姿态，不约而同拒绝向子辈们讲述他们所经历的90年代。而身为子辈的庄树与李斐，却执拗、认真、苦行、不易忘却，越长大越是如此，充满了追寻历史的勇气。“父一代”由于种种原因面对历史失语之时，也是“子一代”的危急时刻到来之时。由于父亲和母亲拒绝对过往历史的阐释，一度使庄树的生活因“没有一种确切的知识”而倍感迷茫。直到他成长为一名警察，对死亡案件的不懈追寻，实则也是对他童年时所经历的却在记忆里暧昧不清的90年代历史真相的追寻。而李斐更是在被90年代发生的遭遇缠绕半生之后，选择了以摩西般的勇气重新回归到流动的历史，接受自己的命运。由此，庄树与李斐便自觉成了新的历史叙述者，以他们各自的方式来共同回溯与理解1990年代，从而理解各自的命运。《平原上的摩西》所讲述的，便是在时代化为废墟之后，“子一代”如何追寻父的历史的故事。1990年代的历史叙述被《平原上的摩西》赋予了这样的意义：只有安放父的历史，才能安放子的命运。于是，作为“子一代”的庄树与李斐在成年后的相遇成为全文最重要的情节走向。

　　《平原上的摩西》遍布丰富的隐喻，如香烟与烟盒这对反复出现的物象，前者代表着庄树之父在1990年代的创业史，而后者则是浪漫与美的表征。而当庄树长大后，它们变成了死亡的信物（蒋不凡裤兜里的香烟）与案件的线索（烟盒上画着的李斐），成了笼罩着死亡阴影的90年代的见证。庄树自述自己既不像父亲，也不像母亲，他的精神人格是父母所不了解的存在。正如有的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庄树真正的精神之父实则是在时代中遭受创伤最深的李守廉。“庄树对于‘父亲’的认同，落在这个年轻的辅警身上，这个警察就像是一个穿着警服的李守廉。”[8]而李斐则毫无疑问地继承了傅东心对美的狂热追求。当他们各自携带着迷惘的父的历史，与回避的母的历史相遇之时，如同傅东心送给庄树的简笔画，在踢球的女孩与守门的男孩的合力之下，曾经暧昧不清的历史方才逐渐清晰，对他们缓缓开启，所有人的命运方才得以昭示。

　　《平原上的摩西》的另一组重要象征是“平原”和“摩西”。故事中，作为老师与精神之母的傅东心，反复对李斐强调着“摩西”这一形象的使命与重要。在傅东心的讲述中，摩西是带领族人出埃及过红海的领袖，他以极高的勇气与信念，完成了神指派给他的任务。傅东心告诫李斐，唯有信念的至真至诚，方才能使愿望成真。由此，理解“摩西”这一形象成为理解小说的关键。在小说中，究竟是谁承担起寻找意义、负担历史的使命，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小说中的“摩西”应该是李斐与庄树，他们共同承担起了“子一代”的历史叙述者的责任。在时代迅速变动、父辈们纷纷退隐的当下，李斐仍然需要为发生在1990年代的事故背负责任，被迫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成为最后一笔历史债务的负担者；而庄树则始终在为追寻真相而行动着，最终获得了关于这段历史的一切痕迹。

　　在结尾处，随着庄树的追寻和李斐的讲述，烟盒掷入水中，轨迹分开水面，海水变为平原，历史终于从那段动荡暧昧的时段中解脱出来，得到了清晰、安稳的放置。由此，庄树和李斐度过了自身的危急时刻，属于他们的“创世纪”方才完成。

　　而在电视剧《漫长的季节》中，苦苦追寻历史真相、试图理清当年谜团的人则变成了“父一代”。三个主人公王响、龚彪和马德胜，都是90年代的亲历者与历史的承担者。对于主角王响而言，90年代随着下岗的阴影与爱子的死亡成为他生命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在“子一代”的王阳、傅卫君和沈墨或夭折或入狱或远遁之后，他成为仅有的对历史有着还手之力的人。“子一代”在尚且懵懂无知时便遭受侵害，在变动中无声地死去，而“父一代”尽管屡遭危厄，却仍以巨大的勇气穿越了东北漫长的现代。张慧瑜由此提出“归来之父”与“夭折之子”的形象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并强调了90年代对他们的生命形式发挥了何种改造功能：这些归来的父亲形象扮演着双重社会功能，一是改写历史记忆，让被放逐的父亲重新回到历史中；二是父子的“俄狄浦斯情结”变成子承父业的“忠孝两全”，反映了父权秩序的重新确立，这与中国完成现代化和经济崛起有关。不过，这种父子和解的图景也充满了裂隙，显示了文化叙事的困境与游离。[9]这些指出了“父一代”作为90年代的历史叙述者所具有的历史功能与文化特征。

　　在《漫长的季节》中，“父一代”的历史叙述伴随着完整的情感结构与命运形式而展开。从剧中我们得知，以王阳为核心的“父一代”，其前半生的命运如何被90年代击个粉碎，又如何重整旗鼓，将其与自己的生命历史相勾连、和解。王响的大儿子王阳夭折在90年代，成为他内心中不可承受的深痛。历史的谜团和爱子的死亡宛如一笔沉重的历史债务，使他不得不无数次返身回顾，试图弄明白自己和周围人的一切悲剧因素究竟是在何时埋下伏笔：为什么自己会失去火车司机的职位？为什么妻子美素的手术费迟迟无法报销？为什么儿子无法像自己当年一样被安排进桦钢？为什么彪子会和丽茹离婚？为什么马德胜会失去自己的警察饭碗？正如张慧瑜所说：“《漫长的季节》以火车司机王响为核心来展开，以他1998年遭受的双重创伤为人生转折点：一个是儿子意外死亡、妻子自杀带来的家破人亡；二是自己从‘爱厂如家’的技术大拿下岗为开出租车的老师傅。对于王响来说，1998年的秋天两个‘家’都死亡了，一个是自己的家庭，一个是单位之家。”[10]从这个意义上，王响所经历的漫长的季节实则就是东北所经历的漫长的现代。片中的色调是从冷到暖的，意为过去是迷茫的、大雾弥漫的、寒冬凛冽的，而来到了当下，色调变为暖色。结尾更是设置在一片充满希望的工业田野，意为走出历史命运的人们。值得注意的是，结尾处，他将自己此前对90年代历史的叙述纷纷抹去，以一句话作为对此段生命历史的总结：往前走，别回头。这不仅是对于王响个人命运的总结或者谶言，更暗含一种超越性的历史态度与命运观。随着时间的流逝与追寻的进行，“父一代”同命运达成了和解，王响多年来对历史真相的无数次反思和探查，终于随着“危急时刻”的度过而释怀。

　　而“子一代”在片中则成为历史的承受者。在剧中，“子一代”的纷纷夭折构成了90年代的悲剧底色。在他们的成人时代，他们所生活的东北城市桦林早已无法像当年为他们父辈那样，再度将他们纳入结构性社会的有效逻辑中，因此，他们只能主动或被迫选择逃离或死亡。他们的命运形式本身就构成了90年代的巨大隐喻。“子一代”中，女主角沈墨在犯下杀人罪行后潜回桦林，使用的化名是“林子华”，也就是“桦林”的隐喻。沈墨被港商玩弄、被朋友出卖，遭到侵害的经历与曾经风光无限的桦钢在国企改革后的一切遭遇同构。她的跌落和桦林的变动互为镜像。由此，沈墨的复仇不仅是推动故事发展的情节线索，而且在更大的意义上象征着历史的复仇。十几年中仿若幽灵般存在着的沈墨，并未将自身彻底隐去，而是在看似和平的当下仍然使历史浮出水面，逼迫人们再度面对90年代的衰颓、死亡与伤害。她为所有亲历者带来了不安，并由此支配并推动着90年代历史叙述的不断演变与形成。在剧尾处，身为“父一代”的叙述者的王响载着历史的代言人沈墨，将90年代的历史能量与历史债务一并得以清算。由此，90年代的历史叙述方才完成，每个人的命运方才得以安置。此后，这段跌落的历史便如同其他任何一个时段一般，嵌入一段完整性的历史之中，失去了其特殊性。

　　可以看到，1990年代是两代人都绕不开的历史起点与命运转折，“子一代”与“父一代”各自通过对90年代的历史叙述，将这段充满悲哀、衰败的历史重新纳入历史整体性的讲述之中。在他们以生命形式对抗创伤时刻的过程中，以巨大的历史意志与生命勇气在废墟之上再创世纪。这也正是王德威对双雪涛的评价：“捡拾历史狂飙后的残骸，喟叹父辈所经历的信仰与挫败，反思年轻世代的艰难探索。”[11]由此，一切生命的情感与细节方才得以安放，东北大地上的生命历史方才得以流动。

　　注释：

　　[1]参见《董宝石对话班宇：野狼disco不是终点，我要用老舅构建东北神奇宇宙》，GQ报道微信公众号，2019年10月9日。

　　[2]刘岩：《世纪之交的东北经验、反自动化书写与一座小说城的崛起—双雪涛、班宇、郑执沈阳叙事综论》，《文艺争鸣》2019年第11期。

　　[3]丛治辰：《何谓“东北”？何种“文艺”？何以“复兴”？—双雪涛、班宇、郑执与当前审美趣味的复杂结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

　　[4]刘岩：《双雪涛的小说与当代中国老工业区的悬疑叙事—以〈平原上的摩西〉为中心》，《文艺研究》2018年第12期。

　　[5]黄平,刘天宇：《东北•文艺•复兴—“东北文艺复兴”话语考辨》，《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5期。

　　[6]郑执、驳静：《我们的“穷鬼乐园”》，《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14期。

　　[7]江怡：《论“子一代”的东北书写—以董宝石和“新东北作家群”为例》，《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5期。

　　[8]黄平：《“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3期。

　　[9]张慧瑜：《〈漫长的季节〉：以悬疑的名义和可见的“创伤”重返90年代》,北青艺评公众号，2023年5月13日。

　　[10]张慧瑜：《〈漫长的季节〉：以悬疑的名义和可见的“创伤”重返90年代》,北青艺评公众号，2023年5月13日。

　　[11]王德威：《艳粉街启示录—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文艺争鸣》2019年第7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