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性”与乡村建设

　　文／吴 越

　　“非正规性”（informality）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对农村劳工迁移现象引发的“非正规行业”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后拓展到城市规划与建设领域，关注拉美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空间和生活形态。当前“非正规性”被作为研究城市复杂问题的切入点，其定义通常包含“去管制化的状态”（state of deregulation）和“自发的”组织逻辑两方面。“非正规性”往往反映了民众的真实需求和主观能动性，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愈发引起相关领域的关注，也为我国的乡村建设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观察角度。

　　中国的乡村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密切相关。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内容，它既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任务之一。乡村建设具备综合发展属性、地域文化属性、生态环境属性等多个特征，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如年轻人口外流、特色文化缺失、生态环境破坏、发展潜力不足等。然而，目前由政府主导的蓝图式的“正规性”规划、建设和治理，大多按照城市标准设置，更侧重规则的普适性，在面对复杂、多元的乡村建设时，往往缺乏弹性和针对性。因此，在乡村建设中引入“非正规性”作为补充尤其具有现实意义。这种努力也体现了一种“向生活学习”“向实践学习”的态度。

　　浙江省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先行实践地区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在未来社区、未来乡村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探索，涌现出大量的“非正规性”建设实践，值得认真研究，及时总结经验。在过去的几年，我们带领设计团队与硕博研究生们在杭州的杨家牌楼、骆家庄、望月公寓等城中村，龙井村、梅家坞村等景中村，展开了对于乡村“非正规性”的跟踪研究。研究表明，相对于单纯由政府主导的正规性规划与建设方式，将村民自发进行的“非正规性”经济活动与空间建设活动作为补充，能更有效地保护村庄传统风貌与街巷肌理，更有利于文化价值的提升，并获得更高的经济成效，也能更有针对性地弥补统一规划中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使村民和租客对居住环境的满意度得到提高。

　　“非正规性”代表了一种开放的思想态度和设计哲学，使乡村建设拥有更大的活力。当然，这种自发的“非正规性”乡村建设并非全部是完美的，需要与政府主导的“正规性”优势互补、良性互动，才能更好地为中国未来的乡村建设路径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与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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