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视野下的地铁空间生存场所的营建

  • 来源:建筑与文化
  • 关键字:实用性,大地性,亲切感
  • 发布时间:2024-04-21 17:15

  文/罗亦宸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尹兆坤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通讯作者)

  摘要:在城市建设向地下推进时,地下空间原始本性失却,转而表现为功用性的地铁空间。地铁空间在两方面发生了失落:原始的大地性质与空间的亲切感。面对这种地下空间的精神危机,文章从建筑现象学视角出发,还原地铁空间的一般组成要素,构造一般性的理想地铁空间,重建空间的原始特性与亲切感。在此基础上,恢复本真与亲切性的空间需与当今空间的实用导向保持适当的张力,以期纾解功利化城市建设导致的空间精神危机。

  关键词:地铁空间;现象学分析;实用性;大地性;亲切感

  引言

  工业革命以来,随着钢筋水泥等新建材的诞生,建筑以功利性导向为主,过分强调效用价值,忽视了空间的现象学意义上的生存性和人文价值。这表现在城市空间的均一化代替了富有人情与生活气息的场所。

  这种“替代”也在地下空间,特別是地铁空间中蔓延:盾构机凿穿了地下“幽闭”“庇护”“黑暗”的空间,内部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地上的繁华搬到了地下。由此,大地对人本真性的守护不复存在,人陷入一种失去“本真”的空虚与疏离的状态。

  地下空间原属于人敬畏与不去触动的庇佑之处,对此的改造意味着人的现代化扩张与人的本真存在性发生了冲突。在此精神危机①下,建筑现象学的还原或许能为我们从当代的建筑空间寻得精神安宁。本文从建筑现象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地铁(地下)空间中人的现代化需求与本真存在性的矛盾,探究当代地铁(地下)空间的可能形态。

  当代的地下空间形态多样,诸如地下商场、地下停车库、地铁,而地铁对原始地下空间的开发力度最大,使用率也最高,最具代表性。本文以地铁空间为切入点,探寻一种在城市空间内复苏“存在性”的思路。相应的,本文研究对象基于物理空间构造而指向象征空间②。

  我国的建筑现象学研究多以诺伯格·舒尔茨的场所精神的理论为指导,成果较丰,但对于地下空间中存在性与现代性扩张之间的冲突的关注极为有限。经笔者的有限搜索③,目前以纾解现代性精神危机为主题的建筑现象学空间研究不多,聚焦到地下空间的研究更为罕见。本文以建筑现象学为研究方法,以地铁(地下)空间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探究人的基本存在性与功利导向的现代性之间的张力,尝试营建现象学视野下的地铁空间生存场所,缓解现代地下空间的精神危机。

  1现代空间的精神性危机

  现代空间的精神性危机源自工业建材与功利性的建筑导向。人们使用木、石的建材,筑造起供人生存的场所,体现了海德格尔所谓“栖居”的理想。在现代功利化的需求下,片面强调建材的效用,并以此作为指标“订造”各种材料,而建材又为了某一空间的效用而被“订造”,空间本身又为某一社会建设的目的而被“订造”。整个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理念下,空间变得均质化、数学化、效益化。

  空间沦为对象,可以任意切割。按海德格尔的观点,空间遂无法“定向”“去远”,更不能实现与人“照面”,属于生活世界的活生生的、丰富的空间存在性体验都被抹平了。空间无力“聚集”起与人沟通的“意义”,即使是物理意义上日夜处于空间中的人们,都不能达到存在论意义上的“在空间之中”。于是,人与空间分裂,主客对立。空间成为了异己的存在,失去了本已的“认同感”和“方向感”,导致了精神失落。

  地面建筑总是向外“敞开”的,但原始地下空间“深处于大地之中”,它是幽闭的、黑暗的,又有“庇护”的特征。海德格尔指出:“大地是那永远自行锁闭者和如此这般的庇护者的无所促迫的涌现。”“大地是庇护者,它总是倾向于把世界摄入它自身并且扣留在它自身之中。”[1]“大地是效力承受者,开花结果者,它伸展于岩石和水流之中,涌现为植物和动物。”[2]从空间的角度上说,地下(大地)护持庇佑一种原始的空间状态,它始终保持锁闭。从人的角度上说,人只要进入地下,就能体会到土地之古老、自然之神工,并油然而生一种敬畏之情。这是“在世之在”地下的本真存在性体验。

  在地下空间被开发之前,其原初存在性都为大地所庇护,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向地下推进时,情况发生了巨大改变:盾构机凿穿了原始遮蔽,人造光源驱赶了神秘幽暗,古朴天然的土石被“改造”成钢筋混凝土,大理石、瓷砖等建材全然“换新”。于是,地下空间和地上空间“均质化”了。原本锁闭与庇护的“大地”在人造光源下彻底“敞开”。大地对人与空间的保存已经彻底消失。

  功利化导向与工业建材的使用,让存在性的地下空间沦为实用的地下交通空间。人们普遍地感受到一种与空间的疏离和陌生感。我们有必要让当代地铁空间呈现出本真的生活体验,显现其亲切感、生活感,以此拯救我们空间体验的精神危机。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研究的地铁空间是指,从地铁出入口一直延伸到地下站厅的区域④,称为“集散空间”,简称为“地铁空间”,不涉及地铁车厢与隧道。

  2现象学视野下地铁空间的基本要素的提取

  如上文所言,地下空间的原始性质被功利主义建筑导向所遮蔽。要寻获地下空间的适于“栖居”的原始要素,就需要通过现象学还原方法。而现代地铁空间在现象学还原,可提取出实用性、大地性、亲近-舒适性三种基本要素。它们是构建理想地铁空间的基础(详见第三章)。

  地铁空间具有实用性,也具有存在性的价值。事实上,如果将地铁空间仅仅理解为“交通工具占据的空间”或者是作为通向某个地点的手段,那么地铁空间就被限于工具性和实用性,存在性无从显现。要理解地铁空间的存在性,要从地铁空间必要的“穿梭”行为入手。

  我们在地铁穿梭中,从地铁口开始,一直到进入地铁车厢,这根本上是垂直方向的穿梭(从地铁大厅到月台),而不是水平方向的。我们到达预定车站,则要一步步上升,最后到达地表。这一向下、然后水平、最后向上方向的穿梭,是与地上空间的穿梭最大的差异。向下-水平-向上的穿梭过程意味着,人从地表进入了地下,人从光芒照耀的敞开之地进入了幽暗无光的锁闭之地。当我们进入一个溶洞,沿着崎岖的道路,小心翼翼地下降,我们意识到我们正逐渐离开光明与敞亮的地上空间,走向一个神秘的、幽暗的、锁闭的空间。

  此刻,我们触摸石壁,试图从坚固的石块里得到一些安全感。即使到达地底,我们仍然谨慎又惶恐地打量着周围。突然我们嗅到石灰的味道,往上望,又看到秀丽的石柱,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感叹……然而,这些景象在当代地铁空间中都消失了,因为地下空间已彻底祛魅,下溶洞的那种诚惶诚恐的原初感情不复存在,地下完全“沦为”被利用的对象物。但是,我们不该忘记,我们每一次深入地铁空间,都是对地下的一次探索。“地铁空间”是“地下空间”,它是“幽闭、黑暗且庇护人之本真存在的地下”,而不仅仅是“交通工具”。

  大地在海德格尔那里,展现了存在的一个维度。大地以幽闭之态,保护着存在者的自然状态与丰富内涵,免受各种侵害。在这大地决然的锁闭中,直接照面的就是人的存在。就大地的本性来说,它是纯粹的遮蔽以保持人的自然本质。纯粹的地下空间以其阴森之态,必然使人感到战栗。但是,人行走于世间,将事物“去远”,“带到近处”,并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即“定向”。赤裸裸的地下空间并不能“去远”,人于惴惴不安之中,无法感到周围空间与自己的“切近感”。地下空间未能提供本真的、亲切的、生活的体验,说明目前的还原仍然不彻底。

  最初的建筑,在神秘而伟大的自然场所中第一次筑造了人为场所。场所不同于空间,场所是“由具有物质的本质、形态、质感及颜色的具体的物所组成的一个整体。”“场所都会具有一种特性或‘气氛’”[3]。这表明,场所更为强调整体的氛围意境和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力量,它不可量化,但空间则更多是作为一个可量化的物理学概念而使用。场所总是集结着各种“意义”,并通过特定的“符号”或者“结构”表现出来,譬如宗祠或是神庙,就具有一种神话的、追念的“意义”。

  场所的形成是创造“世界”的关键。《艺术作品的本源》写道:“神庙作品阒然无声地开启着世界,同时把这世界重又置回到大地之中。如此这般,大地本身才作为家园般的基地而露面。”[1]作为艺术作品的建筑的树立并非简单地占据一处空间,而是能形成一个场所。场所开启世界,为原本并无意义的自然物赋予了最初的价值,有人活动的地方就有了亲切,有了意义。人主动的开辟,让世界产生了本初的意义。从万物向人“开显”出意义的层面上说,人为的场所是自然空间的真正奠基,就好像艺术作品奠基了现实的器具。因此,黑暗忧惧的地下绝非还原的终点,理想的地下空间只有奠基于亲切的人为场所,才能具有意义⑤。

  这种人为场所的形成往往取决于“开化”。沈克宁说:“传统社会的人们在未知和未开垦的领域中定居,需要象征性地将其转化为一个‘宇宙’。这种转化是通过将环境‘宇宙’化的仪式(如风水的定位与选址)来完成的。”[4]由此,与人在陌生的自然中开辟一个场所类似,地下空间并非是纯粹使人颤栗的地点,原初的人会将地下的空间开化、“宇宙化”为一个场所,这与他们开化地上世界并无大异。人们会在洞穴中升起篝火,涂上壁画,甚至制作些简单的陶艺,从而让地下看起来温馨可人,同时又不失土地之本色。故而,要达乎亲切与真实的空间体验,我们必须将纯然的地下空间首先理解为“空间”,而空间又应理解为“场所”。未介入的自然空间确实直接向存在者显现它自身,但由于未经开化,实际上是陌生、异化且不可居住的。只有在自然的空间中建造出人为的场所,才能使世界成为“有秩序、有神佑护、有意义和可居住的”[4]。

  表面上看,从“地下空间”还原到“空间”,仅仅是逻辑学属种关系的推导罢了。实际上,纯粹的地下空间远远满足不了人之栖居,我们必须从存在论出发,意识到单纯且绝对的“大地”只会将人锁闭于忧惧之中,它需要“天空”之启明与敞开。真正的栖居只有在天空与大地的争执之中才能绽出,那就是持留于天地之间的“场所”,而不单单是“地下空间”。因此,我们将地下空间还原为空间,并进一步还原为场所,就是必要而且迫切的。

  以亲切的、本真的、生活的空间样态作为还原的最终基底,“地铁空间”的还原终点乃是“场所”。在这一过程中,地铁空间所具有的不可还原的性质一一浮现:实用性、大地性、亲近-舒适性。现在还只是完成了对这些性质的抽取与罗列,下一步即是综合与构造。

  3原始地铁空间基本要素的融合与构造

  保藏自然真性的大地总是与实用性相冲突,亲切与舒适的存在性空间好像与锁闭与使人畏怖的地下世界也是不相容的,三种基本要素(实用性、大地性、亲近-舒适性)尚未构成一个“场所”。本章尝试通过现象学方法,探讨三种基本要素彼此融合,构造理想地铁空间的可能性。

  海德格尔的“栖居”思想或许能给我们某种启示。人生活“在世界之中”,总要实现一种“栖居”。“把四重整体的本质带到人物中而保护着四重整体。”“就栖居把四重整体保藏在物之中而言,栖居作为这种保藏乃是一种筑造。”[2]栖居必然要以一种“物”才能实现,而它则由亲切、本真的生活场所来保证。

  实际上,“物”是一种“聚集”(Versammelung)。壶之为壶不会因为它具有容纳与倾倒的实用性,从而否认壶中栖留的“天空与大地”之馈赠[2]。相反,正是因为壶之容纳,使得“倾注之馈赠”可以在壶中保藏。从原始与存在论的意义上说,一个具有实用价值的物不构成任何对存在性的戕害,两者完全是并存的。既不能以牺牲地铁空间的大地性与存在性来换取地铁中的实用性,也不能片面强调大地性与存在性从而对各种实用设施大加鞭笞,甚至要求摧毁实用设施以返璞归真。

  存在性只有在天空与大地的争执之中才得以绽出。大地离不开天空的敞开,因为大地之本性就是无穷的锁闭,只有天空对大地的启明,才能使存在者的丰富内涵得以涌现;天空离不开大地之庇佑,因为天空的本性就是澄明与无蔽,如果没有大地的守护,天空就会失去“根基”,天空所敞开的只能是虚无。(原始)地下空间的温馨切近与幽暗锁闭之间的争辩,就是分类同天空与大地的争执。所谓“亲切与舒适”并非与“大地之幽暗锁闭”水火不容,倒不如说,正是二者的动态平衡,促成了场所真正的存在性。

  我们何从实现这样一种彼此争执又互相实现的存在性?存在性并不拒斥实用性,实用反而是达成存在性的必要条件之一。当今地铁空间的主要问题在于其存在性与精神性的失落。恢复地铁中的存在性,需要从“地下空间”的两种构成要素入手——“大地”之锁闭护佑与“空间”(场所)之亲切温馨,二者分别对应着“地”与“天”之间的争执。如何展现大地之为大地,场所之为场所,就是实现地铁空间存在性的关键。

  原初的地下空间,大地自在地表现其固有的两重性质:一方面大地护持着存在者的自然内涵,守护存在者的生长,不被外物侵害。海德格尔说:“当大地作为本质上不可展开的东西被保持和保护之际——大地退遁于任何展开状态,亦即保持永远的锁闭大地才敞开地澄亮了,才作为大地本身而显现出来。”[1]另一方面,对存在者良性的庇护也可能演变为强制性的封锁,人被大地幽禁于黑暗,没有任何光芒的启明。大地对存在者的保护产生一种溺爱的风险,以至于人的本性可能被永远锁闭。然而,大地并未幽闭人,反而人将大地“幽闭”了。人对于地下空间的现代化改造无疑是对地母的最大暴行,城市化浪潮冲毁了属于本真的存在,留下的只是徒有彩照而毫无内涵的空壳。人们在空间中庸碌来往,无所用心,几近陷入“沉沦”。大地对人的庇护不仅在物质上遭到了肢解,在思想与精神上也被遗忘。

  针对土地的“沦丧”,我们必须在物质与思想两方面呼唤大地性的重现。

  基于物质与思想的双重要求,恢复大地性就不能是某种与大地有关的东西的简单“放置”。如揭开混凝土石板而裸露出大地与土石。这种直接将“大地”“扔”进地铁的行为,非但没有恢复地铁空间的大地性,反而使之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大面积土石的裸露破坏了空间的安全感,给乘客造成心理压力;另一方面大地性没有得到实际的彰显,它不与周围的空间形成交融而孤立存在。

  任何简单而表面的“放置”无法让大地性真正浮现,因为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早已习惯工具性的地铁空间。这一实用导向的观念亦使得地铁空间实用化,亦即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实用态度共同遮蔽了地铁空间本真的存在性。而恢复地铁空间存在性首先应当从恢复“精神”出发,打破通常的实用态度,转向对空间的沉思。但是当今空间本身受制于工具理性,不构成恢复精神的契机。要使人们进入对周围空间的追问,就要让空间摆脱惯常的状态,以崭新的形态产生出一种冲力,冲破当前“散漫生活”的无所用心状态。

  让空间艺术作品化是形成冲力的关键,使人进入追问之中。《艺术作品的本源》论述了这种思想者的追问与艺术作品的关系:“真理把自身设立于由它开启出来的存在者之中,一种根本性方式就是真理的自行设置入作品。”“真理生成的又一种方式是思想者的追问,这种作为存在之思的追问命名着大可追问的存在。”[1]地下的艺术作品实际就是大地本身,但当今的大地并没有设置入“真理”,亦无法引起存在者的追问。真正的大地艺术作品必须自身承载着灵性与真理,具有冲开“阴森惊人”与“寻常”的东西的力量[1]。譬如,在一个博物馆中,光照并不十分明亮,稍稍泛黄,四壁是黑色坚固的石头;虽有现代瓷砖做地板,却印刻着土地的纹路。在这一空间下,不仅展出的陶器是艺术作品,而整个博物馆空间也成为了一种艺术作品。人们从外界进入博物馆,转瞬间就被这扑面而来的大地气氛慑服,人们不由神态庄重,凝神欣赏起这份艺术作品。

  地铁空间也需要这样一种艺术作品,或是土石的纹路,又或是石雕与陶器,甚至是岩石在合理位置的直接显露,它让大地的古老、深厚、庄严之性显现出来。这是一种巨大的冲击力,震撼着地铁里那些心不在焉的穿行者的灵魂,倏忽间,惯常的空间观念被撕裂了。人们猛然意识到这里的地下存在,意识到自己的当下存在,由此进入对自己真实存在的反思中。此时,作为艺术作品的大地闪耀着真理之光,人也因此被带入澄明。

  当大地守护与栖居的本性恢复之际,“地下空间”实现了自身,但“空间”依然处于晦暗状态。地下空间凭借艺术作品彰显真理之闪耀,涤荡人心,而使人转向思存之旅途。然而,“大地”如何有序地表现自己,空间如何从陌生与混沌之中“开显”为熟悉与亲切之场所尚且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对空间的构造就显得十分必要。

  现代数学化的空间无法实现真正的栖居。所谓“栖居”或是“定居”(dwell)即是归属于一个具体的场所。在德语中,“居住”(Wohnen)和“停留”(Sich Aufhalten)彼此关联,而德语的“场所”(Friede)一词本身又有“和平”之意,与“朋友”(Freund)又有字面意义上的联系[3]。这意味着,定居的意义是:“和平地生存在一个有保护性的场所。”大地锁闭式的守持似乎满足了保护性的要求,但大地所立足的空间依然处于不可理解与不可居住的状态。那么和平与保护性的场所何从发生?海德格尔为我们指明,只有“物物化”,“集结”世界成为具体的建筑物,才能保证这样一种场所(物)的发生。诺伯舒兹指出,这实际上是将“自然”转换为“人为”,将“外部”转换为“内部”的过程。陌生的自然是无法定居之处,在人们与它打交道的过程中,才成为人所熟悉的存在,此时居所方出。自然本无意义,只有人的筑造才使得自然产生意义,成为居所。所以,筑造的本质就在于将自然人为化,将未知与陌生的外部转为已知与熟悉的内部——其外在表现形态即遮风挡雨的居所(Shelter)⑥。

  人为场所——居所和未开化的自然不同,它具有一种“特性”或“气氛”。“气氛”是某一场所天然地绽出的生动景象与精神气息,它一方面是“空间界定元素的本质”,例如一个住所必须是“保护性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一般的综合性气氛,凝聚着人的具体体验和感受,与人形成亲切、内在而且舒适的互动关系,甚至能引起人不断的回忆。它让人在空间中认识到自己,也认识到空间。例如,漫步在家乡的路上,那些熟悉的光景,听惯的乡音,还有恰到好处的温度,都成为了家乡之“气氛”的来源。人在气氛之中体验着特殊的感受,这种感受的积淀便化作场所精神:认同感与方向感[3]。方向感是“晓得自己所在的方向”[3]的感受。在一个久居的城市中,这种方向感很自然地就培育起来,人会把自己的家或工作点作为中心,构造出一幅城市图景,在图景中的一切都是熟悉的,有方向的。但对于一个陌生的城市,无论当代城市定位技术如何发达,他都不具备现象学意义上的“方向感”,因为一座的城市的“(心智)地图”,只有在人潜移默化地定向和定位时才能发生[4]。

  至于认同感,诺伯舒兹指出:“在我们的环境脉络中,认同感意味着‘与特殊环境为友’。北欧人已和雾、冰和寒风成为朋友;当他们在散步时,对脚下雪的开裂声引以为乐;他们必须体验沉浸在雾中的诗意。”[3]对于一个归乡之人也如此,之所以他能对故乡产生认同,是因为那些“特殊环境”的浮现,如萧瑟的秋天、弄堂传出的吆喝声。如果这些特质都被消除,那么认同感和方向感自然都会消失。

  然而,当代的地下空间显著削弱了认同感和方向感。地下空间本身在物理上隔开了地上世界,而千篇一律的城市化威胁着城市的个性和特色。进一步说,这两种场所精神的缺失的根源在于切断了自然场所⑦与人为场所之间的联系,地下空间被功利与人造所控制,以致不反映自然属性,人与自然相割裂。与此对应,“地下空间”重建为“场所”之关键,就在于恢复自然与人为二者原始的反映关系。

  人将环境“吸收”进人为场所有两种方法:结构的再现与象征的再现——它们本质上都是对自然的再现。古代建筑很好地完成了这种环境“吸收”,这是现代建筑所不及的。从结构上看,古代建筑的构造总是对特定自然地景的反映,能呈现一种周围环境的意义。譬如,埃及柱林的直交空间结构就表现出太阳东西运行和尼罗河南北走向的特征。如果埃及柱林被弯曲,那么就与埃及强烈的宇宙秩序造成了冲突,并导致空间认同的弱化。罗马人也有类似的创造,他们的主干道彼此垂直,即是为了再现南北运转的天轴与东西运转的地轴这一宇宙模式[3]。

  从象征上看,古代建筑的建材、装饰以及符号一方面承载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表达出一种愿望。早期地中海建筑都使用大块石料,坚固性固然是取材的硬性要求,但更重要的是象征意义——恒久性。对于希腊人来说,峥嵘的巨石象征诸神的威仪;而对于埃及人来说,恒久的巨石则彰显法老之永生。基督教建筑巴西利卡的“十字”直接象征耶稣受难的十字架,教堂中有意投射下来的光象征天使的降临,营造出神圣的气氛。中国园林中山石的摆设,实际是对大自然的模仿和缩影,意在以园林之“小景”象征世界之“大景”,以此“吸收”了自然。

  无论是结构还是象征的努力,本质上都是人将“自然的东西”以合理的方式,使其“开化”“宇宙化”,从而形成已知的、熟悉的“人为场所”,这也是人广义改造世界的一种表现。但是,仅仅化“未知”为“已知”,并不保证切近之场所的发生。只要那些结构或象征还是以一种堆砌的方式被摆放上去,就好像简单直接地添置一个大地属性的对应物一样,那空间不过是一个“大杂烩”,而无法形成凝聚“意义”的场所。

  从自然到人为物的转换不应是孤立的转换,它必须与周围空间的意义结合起来,就好像在地铁空间复苏大地不是将直接土石暴露出来,这样徒增恐惧,而是要以和谐与友善的方式展现。这就使得空间中的“氛围”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空间中的结构与象征之间需要彼此联结、呼应,形成一种秩序;另一方面,结构、象征与空间之间也应相互映衬,二者就好比图案与背景的关系,图案的表现必须以背景作为大基准,背景亦不可失去图案,不然丧失了丰富性。

  “家”就具有这一“气氛”,仿佛能将人带入本真的存在。冬日,家中的火炉燃烧着,带给人暖意。家人们聚坐一桌,桌上饭菜的热气与窗外的炊烟彼此呼应。在这一家的场所中,所有的物件都承载着特殊的意义,具有强大的集结力量,产生了一种不可言喻的温馨气氛。陕西窑洞的居所就出色地把“家”与“地下空间”交融起来,窑洞中的“大地”并非阴森恐怖,它化用圆拱形的大门,深褐色的砖瓦彼此相叠,区别于深沉而厚重的黄土,而彰显出“开化”的文明之貌。窑洞周围挂着的红高粱、对联,更是为它增添了人间的烟火气,使得大地进一步“人化”了。此处,“空间”已成为“场所”,主客对立被淳朴而真切的建筑风貌消解,人就切切实实地存在于此,“存在”真正与人“照面”了。当空间的氛围浮现,并且空间以合理的方式(结构、象征)再现时,空间终于成为了亲切的、生活的“场所”。

  现象学意义下理想地铁空间的构造的基本原则在于:实用性、大地性、亲近-舒适性三者“紧张”而不“急迫”的争执。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压迫其余二者,相反,要以对方为基础,在争辩的游戏中圆融无碍地实现自身。展开来说,大地以锁闭保藏人之本真,场所则通过结构与象征以及“氛围”启明人之存在,二者在“居有之圆舞”中克服了原始状态的幽暗与陌生,呈现出亲切与生活的特性,以此重现地下空间的认同感与方向感。这种亲切的生活场所,尚需与当代空间的实用性特征保持必要的张力,这方是当代地铁空间应有之态。

  4结论:理想地铁空间是实用性、大地性、亲近-舒适性的和谐统一

  上文以现象学的视角,探讨实用性的地铁空间如何最大程度上实现其本真存在性,以纾解人在空间中的精神失落。在这一思想下,地铁空间应当先还原为“地下空间”,再被还原为“空间”(场所),其中三个重要的还原要素为:实用性、大地性、亲近-舒适性。在此基础上,一般地铁空间的现象学构造引用“天”与“地”的关系将这三者统一起来,指出实用性与存在性并不必然冲突,而大地原始存在性的锁闭又需要亲切与具有认同性的“天”来澄明,理想的空间就是在天地的争执之中绽出的。在论述中,参考了世界建筑艺术(如巴西利卡、枯山水)的设计精神,总结若干重要的设计方法,并提出“大地的艺术作品”“结构的再现”“象征的再现”等重要观点。

  本文所论现象学空间设计原则概言之即实用性、大地性、亲近-舒适性的和谐统一。它不仅适用于地铁,也适用于所有现代城市的地下空间,因为它们都面临着剥夺本真之大地而陷入空间失落的精神危机。希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对空间存在性与实用性之间张力与冲突的探索,营建起现象学视野下的地铁空间生存场所,以便缓解城市空间的精神危机。

  注释:

  ①这里“精神危机”是空间原有的丰富内涵萎缩,人对空间认同感沦丧而导致的体验感危机。“危机”一词,是与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的现象学》中所言“危机”的对应。

  ②此处对各种空间的分类,采取的是参考文献[6]的划分。本条注释对物理空间和意境空间再做一个区分:物理空间指的是具体实存的一般性空间,意境空间则是脱离了实存,以一种朦胧和直观的意义的方式呈现出来的“空间”。

  ③根据目前搜索到的文献,从范围上看,可分为建筑集群与个别建筑的研究。关于建筑集群,这一类的代表研究有韩怡的《运用建筑现象学对城市生活空间的研究》,它通过现象学考察现象的方法在具体城市生活空间研究中的运用,形成城市生活空间中人与环境关系的有意义的探索,其思考维度偏向整体化,注重不同建筑间的协调与氛围的营造。关于个别建筑的现象学研究,其代表有袁海、杨立的《建筑现象学在宗祠建筑风貌研究中的应用探讨》,这类文章主要从研究对象的某些要素,如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出发,重视身体体验与存在基础,都属于传统建筑现象学的研究范畴。关于地铁空间本身的现象学研究,这方面的成果如薛珺予的《基于场所精神的地铁空间公共艺术研究》,这篇文章将理论与实践调查相结合,探讨了地铁的场所精神的构成要素以及艺术设计原则,并以实际地铁为例进行了具体分析,是本文重要的参考资料。

  ④根据《地铁·公共艺术·符号——地铁空间地域性艺术符号设计理论》所指出的,地铁空间按照功能可分为:乘客使用部分、运营管理部分、技术用房部分、生活辅助部分。本文主要研究乘客在地铁中的空间体验,不涉及后三者。关于地铁空间的界定,可参见参考文献[5]。

  ⑤从大地本身来说,它是否被开化没有任何意义。正是有人的存在,空间才具备了“意义”。

  ⑥shelter的“庇护所”与“居所”之间的字面意义联系,正揭示了“居所”是抵挡外部之风雨、守护内部之安宁的庇护所。

  ⑦此处自然场所并非狭义的自然风景,而是相对于人为的地下空间,包括自然地景、历史建筑等能体现城市特性的场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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