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关键在于强化“可及性”预期

　　李 勇 王 纳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这里的“可及性”是不被法律禁止的合理目标可以顺畅地达到，人们心中普遍形成这种预期。人是有预期性的“动物”，“可及性”是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根本保障，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认知基础，也是人们信心的来源。“可及性”与改革有着深刻而丰富的联系，可以成为检验改革成效、衡量改革目标、促进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要突出改革重点、找准改革的关键，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可及性”预期，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

　　强化“可及性”预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一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济南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突出改革重点，把牢价值取向，讲求方式方法，为完成中心任务、实现战略目标增添动力”。改革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充分体现出党中央对改革发展各项事业的高度重视。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对推进党和国家事业不断繁荣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新形势下，国际国内环境深刻复杂变化和全面深化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攻坚期的现实情势，要求我们要紧扣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总目标指引下，强化“可及性”预期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强化“可及性”是全面深化改革、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的关键之一，能够打通人民群众享受改革发展成果、投身改革发展事业、激发改革创新主体活力的难点和堵点，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走深走实。

　　“可及性”存在着“实然”与“应然”的差距

　　囿于物理障碍、制度误解、思维固化等方面的因素制约，当前社会的“可及性”预期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仍停驻于较低水平，与“应然”状态存在差距。地方保护与分割市场等现象仍然存在，遇到困难先想绕开而非解决，设计制度、执行制度时倾向于保守。不少公共空间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动辄以“安全”为由“一封了之”，拒绝或设置重重障碍来规避社会公众进入和使用。这都制约着经济循环、阻滞商品要素资源畅通，减损市场经济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的“可及性”。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安全感”缺乏。安全感不完全等同于安全，安全主要指一种状态，而安全感是一种感觉和习惯，既来自实际的治安方面的安全，亦来源于权利保护方面的长期到位和真实充分，进而产生的一种安全预期。当前一些领域和地方还存在着漠视权利甚至侵害权利的现状，对人身权财产权的保障力度不够，致使相应的安全感缺乏；二是“责任过重”。有的个人与单位不能全面准确理解责任制，设计和执行的责任机制过重，致使追责、问责泛化，挫伤了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锐意进取的活力，也是致使“可及性”弱化的一个重要原由；三是认知存在偏差。一些地方、行业的管理者未能意识到秩序与活力的辩证关系，认为“封闭”一定能带来安全、省事，对不少公共资源采取关闭或设置障碍的方式阻止群众共享使用，减少了公共资源的普惠性和社会事业的公益性；四是历史惯性。从社会转型期的宏观层面来看，传统社会迈向分工合作、开放包容的工商社会，社会心态的转换需要一定的时间；五是利益固化和经济藩篱的结成。随着实践发展，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后的藩篱显现，对以改革释放创新动力、增强社会活力造成了阻碍。

　　“变则通，通则久”。改革开放40余年的探索发展历程证明，成熟的市场经济是高度开放的经济形态，各个要素在市场中能够自由地流动，发展成果互惠共享。改革，正是为打破各种不便于资源要素流动的约束，增强各要素自由流动的“可及性”。

　　强化“可及性”预期的具体路径

　　法治，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能够在观念层面引导社会形成开放包容的氛围，在制度层面规范权力与权力的关系，在思维层面减少思维封闭和思维固化，系统规范、持久有效地强化人民群众的“可及性”预期。在紧扣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实践中，强化“可及性”预期可以从物理障碍、制度层面、思维层面着手。

　　引导社会强化开放包容的观念，减少各类封闭、隔绝的物理障碍。随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期盼的不断提升，打破各种封闭和隔绝的物理阻碍正在成为人民群众的新要求。例如，不少群众反映，一些场所实行多重安检或滥用预约，效率极低、成本极高、体验极差。有的个人或单位担心取消预约或减少安检会造成不安全、不稳定，但实质上，发展与安全应相互平衡，人类进入“风险社会”后，不确定性就大幅度提高。“风险社会”中没有绝对的安全，即便不参与社会活动，仍然是有风险的。解决安全问题，“堵在入口”是个社会成本较高而社会效率较低的办法，更不是繁荣市场的有效办法。现今，不少公园原有的大门和围墙已经打开，一些政府机关大院允许人们夜间停车，这都是满足人民群众期待和预期的举措。“及”意味着可以顺畅地到达，这就要求能减少的“栅栏”应减少，能拆除的“墙”应拆除，社会发展总要从“管制监督”过渡为“自律监督”，长期处于“被管着”的人难有社会责任感和创造性。人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堵点少一些，物理阻隔少一些，有助于人们打开心门，活得更加舒心安心，也有助于形成有利于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

　　破除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弊端，防止制度“朝令夕改”和“临时设卡”。好的制度体系能够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发展并享受发展成果，对参与社会建设具有稳定的预期，这也是良法善治的价值追求。“可及性”的预期主要来自制度体系的稳定性，政府的“政策之手”不能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临时变卦，而要提前规划好并清除相应的体制机制障碍。当前广泛推行的告知承诺、容缺受理等改革措施，把许多事项的事前监督逐步转化为事中事后监督，是收获较高社会满意度的做法。但一些地方以各种理由临时设卡的做法并不鲜见，例如今年初有的种植户反映村干部在村民已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的情况下，又以环境保护为由要求村民额外交钱才能种地生产。这类缺乏延续性、规范性的政策手段无异于“涸泽而渔”，不利于经济社会的长久稳定和繁荣发展。制度体系的延续性能够增强人民群众以及市场主体对社会发展的“可及性”预期，鼓励和保障人民群众既能勇于在既定道路前行，也能不断探索新路，实现活力与秩序的有机统一。

　　有些地方在设计和执行制度时只考量安全一种价值选项，没有综合考量其他价值，最终的结果变成了“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不用干”。这是对责任机制的错误理解，“从严”不是不要活力，不是要管得死死的，也不是阻碍人们干事创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科学的制度设计，就在于把握秩序与活力、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综合衡量各种价值。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规则思维推进工作，突破思维封闭和思维固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社会的发展转型显然也会产生一些不稳定因素。但“不稳定”也往往蕴含着促进社会发展的创新因子，对于许多新生事物不能采取一封了之、一禁了之的习惯性做法。由封禁带来的安全与秩序其实相当有限，“封禁则安全”实际上是一个错觉。例如，历史上深宫大院层层封闭、规矩繁苛，但密室政治和宫廷斗争往往更为阴暗和激烈。思维封闭与思维固化，于己会导致自我受限、不敢创新；于人则会导致处处设限、不能创新，进而导致资源无法自由流动和互惠共享、产生“稀缺”，甚至“有意创造稀缺”。稀缺和匮乏会极大地损害人的安全感，导致人在封闭的环境中更容易偏激、不够包容。总览历史，人心的封闭、宫廷的封闭、国门的封闭，并没有带来安全，甚至还阻碍了“睁眼看世界”的机会和路径。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是14亿人口大国的内生动力，是经济持久繁荣昌盛的重要保证和制度支撑，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关键。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改革开放的时代进程中，要继续强化人民群众的“可及性”预期，不断增强和保障现代化建设的动力、活力，让人民群众对改革成效可感、可触、可期，从而更好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政治和法律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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