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想象明清之际儒学的方式

　　林峻炜

　　第一次见到吕妙芬老师，是在2017年年初。当时我在攻读博士，却因尚未找到适切的博士论文题目而感到相当焦虑。我对于晚明儒学深感兴趣，原本打算从晚明思想史中找到能够发掘的议题。在与吕老师讨论过后，吕老师虑及晚明儒学的研究已有许多好的成果，要提出创见颇有难度，故建议我略将视野向下延伸至明清之际的儒学，尤其是儒学与佛、道、天主教等宗教交涉的相关文献与议题。虽然吕老师的建议让我感到意外，毕竟我没有关注过清初儒学的文献，但心想既然吕老师有此建议，就姑且读读看相关的文献。吕老师当时与我分享即将出版的专著《成圣与家庭人伦：宗教对话脉络下的明清之际儒学》之内容，我因阅读该书而能快速地认识明清之际儒学所能开展的研究向度，这对于我构思博士论文极有帮助。我在随后一两个月内便决定以明清之际儒学的相关问题作为撰写博士论文的方向，而吕老师也成为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因着吕老师是我的指导教授，我得有许多机会向她请益，并对其学问有较多的认识。

　　吕老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儒学思想史，擅长从多重视角来探讨明清儒学的丰富内涵，从其著作《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到后来的《孝治天下：〈孝经〉与近世中国的政治与文化》《成圣与家庭人伦：宗教对话脉络下的明清之际儒学》等专著中，可以发现这几本专著内容涵盖了阳明学士人的思想与社会活动之关联、儒学经典在特定的政治及文化氛围中如何被运用、在宗教交涉脉络下儒学的修养工夫，以及伦理观念所蕴含与其他宗教的对话能量等。此外，吕老师另将尚未收入这几本专著中的论文，结集为《多元视域中的明清理学》出版，并以“理学与地方”“理学与家庭”“理学与妇女”“理学与宗教”“《西铭》诠释史”等子题来呈现长期以来的研究关怀。

　　在分析明清之际儒学所呈现对于儒家基本价值的观念时，吕老师将“儒学宗教化”的问题意识带入研究视野中，让我们因此看到，明清之际儒者对于人伦的坚持，是发生在辟佛、道二教之脉络中的现象，而儒者们对于佛、道二教的批判，透露出对于如何重建失序之政治、社会秩序的关怀。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来阅读明清之际儒学的相关文献，可以看到佛、道二教的某些思想元素可能刺激或启发儒者批判性地检讨宋明理学的传统，使他们基于自身与佛、道二教的对话成果来重新思考儒学的宗教性内涵。他们并非全盘否定宋明理学的思想成就，僵固地回归先秦儒学的价值立场，而是带着儒学与佛、道二教对话的问题意识，如生死问题、鬼神问题等，重新叩问儒学经典中的若干观念，并将宗教元素用于强化伦理、礼法之基础。

　　吕老师以颜元的家礼实践为研究对象，指出颜元不赞同朱熹将洒扫应对与主敬涵养、格物穷理等对应于小学、大学的区分，而是强调洒扫应对即是主敬工夫。对颜元而言，日常生活的礼仪即是实践儒家修养工夫不可或缺的关键。颜元遵行家礼所涵盖的方方面面，从在家祠行礼、在父母尊长面前行拜礼，乃至于行夫妻之间的拜礼等，几乎可说是到了戒慎恐惧，甚至使人感到矫揉造作的程度。颜元认为，“孝”的本质在于“昭事上帝”，人类存在的事实、价值和文明活动等，都涵盖在“孝”的论述中，“孝”标志出“人”身处于宇宙中之重要地位，成为“天地之肖子”是“人”之生命的意义所在。从宇宙论的高度来思考“孝”的内涵，颜元相信“孝”是生命的罗盘，也表达出他所主张的从个人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政教愿景。

　　此外，吕老师注意到，从颜元践行家礼的内容来看，他强调何为儒家正祀。在颜元看来，鬼神是存在的，而子孙祭祀祖先时，鬼神也必会来享，祭祀活动因而联系着祖先与后裔、亡者与生者的关系。对于儒家正祀的坚持，关联于颜元对于当时民间所流行之祭拜文昌帝君、五龙圣母、太阳等现象也持以批判的态度。这不仅是儒学对于正祀以外之宗教信仰的排斥，更重要的是，他对于儒家正祀的坚持，是在批驳异教、阐扬正祀的脉络中进行的。

　　如果说，吕老师对于颜元的研究呈现出儒者如何从宇宙论的高度来思考修养工夫与礼仪实践的意义，那么，在对于明清之际儒者生死观的研究中，吕老师进一步地将儒者对于道德修养与死后情状的关联凸显出来，让我们看到儒者们对于道德修养之终极意义的探问。明清之际儒者对于程朱学之“人死气散”之说有所反省，认为倘若此生所践行的道德修养无有永恒的价值，则此与盗跖又何以有别？明清之际的儒者们因此相信，道德修养之成就能使死后之精神永不磨灭，如他们认为忠臣义士的精神长存于天地间，不因其有形之生命的结束而消逝。吕老师提醒我们，相信道德修养将使得精神永不磨灭的观点，其实是儒者们对于佛、道二教的某种回应，倘若圣贤之精神与形躯同逝，则儒学将衰于僧道，这显然并不合理。更何况，他们相信儒学经典中早已存在某些暗示圣贤之精神长存于天的说法，如“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因而“人死气散”之说显然与圣人之说有违。

　　那么，恪尽道德修养的儒家圣贤们，在死后何往呢？对此，吕老师发现，儒者们相信，“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仅暗示圣贤之精神长存于天，更是证成天堂存在的重要依据。从一些儒者的文集中，如文翔凤，可以看到“梦游帝阙”的记录；在谢文洊的文字中，也可以看到讲学活动被视为是与圣贤之神相通的凭借，而讲学之功业则使得学者们能够成就精神之长存，从而与历代大儒同归不朽；劳史相信佛教虽有天堂、地狱之说，但儒学也有“文王在上”“在帝左右”之说，证明儒家圣贤相信天堂存在。吕老师认为，从宋代以降三教之间频繁互动的情形来看，儒学一直被视为得以与佛、道二教相互比较的对象，如冯梦龙在《古今小说》中描绘太上老君立道教、释迦祖师立佛教、孔夫子立儒教，而《天仙五皇大帝消劫本行宝经》则呈现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坐于杏坛之上，与七十二弟子谈论《春秋》之道，而当见到五帝奉天尊教旨而降临于东鲁时，孔子与七十二弟子同出迎接的情形。这些背景虽然未必能够作为解释何以明清之际儒者对于生死问题如此关注的直接证据，但也让我们能够试着想象，佛、道二教的思想元素可能已渗入儒者们的思想世界中，从而丰富其对于儒学的理解。

　　明清之际的儒者们在生死问题上展现出新的样貌，我们若同时注意到他们在家拜圣贤的礼仪实践，则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在与佛、道二教竞逐的脉络中形塑自我认同。吕老师的研究表明，明清之际的儒者们强调圣人神灵不散，圣人之心充满宇宙、无所不在，因而有志圣学者，能够承继此心，而与圣贤之心相通。在具体的礼仪实践中，不少明清之际士人将自身与圣贤的关系想象为子孙与祖先的关系，人伦不仅仅局限于自我与祖先之间，也包括自我与圣贤之间的联系，如明末江夏诸生贺时泰从三教比较的角度着眼，认为佛教与道教皆有宗祀者，而对于士人而言，当知“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夫子”，体现出对于道德生命与伦理文化之养成的关怀。从宗教对话的角度来说，儒者们在血脉与道脉上的双重认同，蕴含着浓厚的批驳佛、道二教的倾向，展现其自我定位的方式。

　　作为吕老师的读者，我获益良多。她的研究也让我深刻地意识到，当将宗教对话的视野纳入明清之际儒学的研究中时，我们能够看到儒学与其他宗教互动的复杂面貌；在受到其他宗教的刺激或启发时，如何重新诠解儒学的若干思想观念，批判地清理自身的思想传统以重构儒学，从而拥有与其他宗教竞逐的思想能量。从思想史研究的视角来看，儒学往往在不同的时代中，借由与其他宗教对话来充实自身的内涵。

　　值得一提的是，吕老师在她的研究中，高度关注“人”的角色，在她看来，思想史研究是关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深刻的对话，唯有理解思想家真实的生命经验，才有可能从研究中探寻理解思想史的不同方式。吕老师认为，虽然资料库众多，研究者能够看到许多史料，但思想史研究的主体仍为研究者，至于与研究者生命经验相契合的研究对象，此绝非埋首于庞杂的史料中即可寻得，关键乃在于研究者和史料的互动。因为做研究的“感觉”很重要，当某个思想史的文本能够触动研究者，思想史研究之对象与研究者才能在生命经验上有共鸣，这样的共鸣使得思想史研究不只是概念分析，亦非仅止于解释因果关系，更是研究者与思想家的邂逅与对话。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