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中的安徽民俗书写

　　王京云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文化生活。民俗产生于特定民族、时代和地域中，服务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并且在形成之后，对于社会行为、语言以及心理都有规范作用。也正因民俗产生于社会生活，影响着社会生活，民俗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作家的文学创作，继而在文学作品中常常会出现关于民俗的描写。张爱玲的小说发生背景虽多为上海或是香港，她也从未在安徽生活过，但或许是在血脉传承之中，她和安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爱玲出自名门也是她初显文坛的一大关注点，尤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她的曾外祖父李鸿章。不仅如此，她的祖父张佩纶也和安徽有一定的关系，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写道：“我的祖父印塘（1797—1854），字雨樵，曾任安徽按察使。太平天国时期，李鸿章于1853年返回安徽办团练，‘与印塘曾共患难’。这是我祖父后来成为李鸿章东床快婿的原因之一。”这样威名赫赫的家族背景，张爱玲却在十几岁时才有所耳闻，她在得知《孽海花》小说即以祖辈的故事为原型创作的之后尤为好奇，还缠着父亲刨根问底。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这所房子正是李鸿章送给自己的二女儿李菊藕，即张爱玲祖母的陪嫁之一。自天津回到上海后，正是在这个别墅中，她常常听到家人或杂役（大多为皖籍）自豪地提起“我们老太爷”（指李鸿章）、“相府老太太”（先指李鸿章夫人，后来则是指李鸿章嫡长儿媳），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无疑会赋予张爱玲非同常人的身份属性，带给她李氏大家族的煊赫家声，以及故纸堆中的一个个传奇故事。张爱玲虽然宣扬“成名要趁早”的理念，她也是在早年就创作出了非常多广为流传、堪称经典的作品，但这一显赫的身份背景却从未被她当作过什么重要的宣传或是资本，更多的是，这样没落家庭的氛围在创作上给她带来的真实感知。

　　张爱玲的父亲和母亲就像是站在时代河流相反方向的人。张爱玲的父亲有着众多没落贵族的陋习，例如吸大烟；而张爱玲的母亲却是旧社会中的进步女性，在张爱玲四岁时便赴欧洲留学，四年后返回上海，于两年后离婚。在这段缺少父爱、母爱的童年时期，张爱玲和弟弟一直由家中保姆照顾，其中张爱玲的专属保姆何干影响着她的生活。“姊姊还会缠着保姆说故事，唱她们皖北农村的童谣，但我一句也没有学会”，张爱玲家里的佣人和“多数的亲戚家里的佣人都是从李菊藕家乡荐来的”，这是《雷峰塔》中沈家佣人的原型。张爱玲在保姆何干那里听闻了解大家族的往事，习得礼仪规范，也听到不少用皖北乡音说的乡间故事，这在她年少的时光中倍显珍贵。她儿时关于母亲的记忆是，每天早上女佣把她抱到母亲的铜床上去，跟着女佣不知所云地背唐诗。而何干在孩童时期的温情陪伴弥补了部分她缺失的母爱，她在重病时，是何干坚决要求治疗，才得以保住了性命。这位温厚的皖北老保姆给了年少时期的张爱玲无尽的照顾与爱，也成为晚年张爱玲记忆里深深的怀念。

　　张爱玲平日通常只待在家里，却在那座大别墅里耳闻了很多亲戚的家庭事迹、几代人的恩怨情仇或是乡村野地里的奇闻趣谈。她依据这些真人真事创作了众多具有安徽特色的人物。这些人物的塑造离不开张爱玲非凡的创造力，也离不开故事确有其人的依托。第一便是《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这一形象。《金锁记》是张爱玲最重要的小说之一，被傅雷称作“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故事的原型来自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事，小说故事的前半段即从姜府大奶奶玳珍的原型那里听到和探问到的，里面的“大爷”原型是李经述的长子李国杰，而小说里的“三弟姜季泽”的原型实际上行四，还曾收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做干儿子。小说中曹七巧“来自皖北农村”，是个乡下姑娘，有着“合肥乡音”，现实中张爱玲喊她“三妈妈”，也与“长白”“长安”见过面，真实见过他们处事为人的种种细节，这为《金锁记》中生动的人物塑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张子静谈及此说，《金锁记》的成功，固然与张爱玲的写作功力和文学技巧有关，但“七巧”实有其人，“大奶奶”闲谈时叙述表达完整，也是很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小说《小团圆》中的韩妈即是以皖北保姆何干为原型创作的；《半生缘》中的顾曼桢则是地地道道的六安人；《创世纪》中的老祖母是张爱玲祖母的妹妹，一位正宗的合肥人。

　　在张爱玲的小说之中，多有提及安徽地域的饮食，在《小团圆》中提到安徽饮食“合肥圆子”“蒸枣糕”，“有时候他叫韩妈下厨房做一碗厨子不会做的菜，合肥空心炸肉圆子，火腿萝卜丝酥饼。过年总是她蒸枣糕，碎核桃馅，枣泥拌糯米面印出云头蝙蝠花样，托在小片粽叶上”。关于这道“合肥圆（丸）子”，张子静也谈及过，“她爱吃的两样菜也很普通，一样叫掌鸡蛋，一样叫合肥丸子。……合肥丸子是合肥的家常菜，只有合肥来的老女仆会做”。而这里出现的“蒸枣糕”在其自传小说中《雷峰塔》中也有出现，“过年她蒸枣糕，是老太太传下来的口味”。可见张爱玲对安徽饮食有着独特的了解与偏爱，同时作为合肥四大名点之一的麻饼，也多次出现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如《半生缘》“这回我除了茶叶，还带了些烘糕来，还有麻饼，还有炒米粉”，《小团圆》里韩妈“带了他们特产的紫晕豆酥糖与大麻饼来给她吃”，《雷峰塔》里何干从老家回来“带了他们特产的大芝麻饼”。相传早在宋代，合肥就生产一种铜钱大小的实心饼，被视为喜饼，寓意吉祥。多次在小说中出现的还有有名的六安瓜片，在《半生缘》中顾曼桢与沈世钧第一次单独出去吃饭时，曼桢说起自己是六安人，世钧便自然地问道：“就是那出茶叶的地方，你到那儿去过没有？”在这篇小说中也多次提到安徽六安。可见张爱玲对六安城记忆深刻，即使从未去过六安，也多次写到六安瓜片。

　　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安徽的特色食物，是她自小品尝或是从他人处听来的，她将它们都真真切切地记住，并在小说中自然地写出。

　　张爱玲在家中仆人的照顾和陪伴中长大，那些仆妇多是从老祖母那一代传下来的地道安徽人，她从小就跟着唱皖北地域民谣，听乡村传奇故事。所以，她说自己的母语是“被北边话与安徽话的影响冲淡了的南京话”。

　　在《心经》一篇中，小寒埋怨父亲回来迟了：“你瞧你，连外衣都汗潮了！也不知道你怎么忙来着!”合肥话中常把衣服湿了说成“潮”。《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你看桌下的迹子”，“迹子”在合肥话中是指擦不掉的痕迹，经常使用。在《创世纪》中，祖母说“她那样的人，能做什么事？外头人又坏，小姐理路又不清楚——少现世了！”，表示不想让潆珠出去找工作。这里的“现世”在合肥话中表示丢脸，是非常常见的合肥市井用语。《创世纪》一篇中还有许多地道的合肥土白，如祖母骂儿媳“你们匡家的事，管得我伤伤够够了！”，写老太太紫微的回忆“从前的事很少记得细节了，都是整大块大块，灰鼠鼠的”，以及“我们老太爷真是越过越‘拨聋’了”。这里的“伤伤够够”意为被烦过度而厌倦，“灰鼠鼠”即是暗淡无光、无趣的，“拨聋”就是头脑不清楚的意思。方言自然是需要用地方语调才能读出、品出其中独特韵味。

　　《小团圆》中合肥方言的使用就更为频繁了，尤其是记述主人公童年往事时，其中以何干为原型的合肥乡下保姆“韩妈”看到九莉与九林挑食，便想到了自己的乡下生活，和姐弟俩絮叨：“家里没的吃，口将搞呢？去问大伯子借半升豆子，给他说了半天，眼泪往下掉。”这里的“口将”为合肥方言。“‘不做口将（怎样）搞啊？’楚娣学她的合肥土白。”后文也再次提到“口将睡呀？要口将睡口将睡！都预备好了”。张爱玲还对读音做了解释：“‘啊啊啊呃——！’合肥话拖长的‘啊’字，卷入口腔上部，搀入咽喉深处粗厉的吼声，从半开的齿缝里迸出来。”除此之外，还有一处想必合肥人读来颇为自然：“九莉小时候跟她弟弟两个人吃饭，韩妈总是说：‘快吃，乡下霞（孩）子没的吃呵！’每饭不忘。又道：‘乡下霞子可怜喏！实在吵得没办法。舀碗水蒸个鸡蛋骗骗霞子们。’”在合肥人的口中，“霞子们”就是孩子们的意思，是典型地道的合肥土白。

　　张爱玲的成长环境被安徽文化深深地影响着，同时她在小说创作中也将这种影响和情感运用其中，在小说中穿插了很多关于安徽的方言和习俗。张爱玲是李鸿章大家族的后人，本身就和安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为她语言思维形成以及方言使用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从张爱玲小说中描写的安徽民俗，我们可以感受到质朴淳厚的安徽文化与地域魅力，其中蕴含着安徽人民的独特趣味和风土人情。而这种质朴在小说人物的语言中更加明显，若本土的合肥人读到其中方言语句，一定会感慨其用语之传神地道，不免称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