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旧与雅俗之间——论新笔记体小说中传统的创造性转换

来源:创作评谭
关键字:新旧,雅俗,传统
发布时间:2024-09-21 13:25

　　赵牧闫蔚雯

　　新笔记体小说之倡导，其名目在于“新”，但其基础却在于“旧”，也就是通过对于“旧形式”的借用，以守“旧”创“新”的文学叙事方式，因应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社会现实，以参与新的时代议题。所谓“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英国形式主义批评家克莱夫·贝尔的观念，就由此获得了遥远的回响。借用传统中国文人所热衷的笔记形式以及隐藏其间的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一方面应对新时期之初现代派实验受挫的尴尬，另一方面受到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启示。而跟“寻根文学”一样，试图在传统里寻找有益于当下的资源，正是新笔记体小说得以创导的出发点。从一个较长历史时段回望新笔记体小说的倡导和实践，也不难发现新旧的辩证和雅俗的通融，正是其价值和意义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混杂了史传和《世说》传统的文人笔记，以其贯通雅俗的特质，跨越漫长的历史长河而在新笔记体小说中浑融地呈现。历时性维度与共时的当代性交融，使得新笔记体小说具备了“既是寻根派，也是先锋派”[1] 的品质，并在风云变幻的视野中表现了更多的地方性经验与中国化方向。林毓生所谓“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也在这里落到了实处。

　　一、性灵寄托的“寻根”意义

　　新笔记体小说的命名显然就有着向传统笔记小说汲取营养的目的，但是其命名中所谓“新”，却也曾引起一些争议。争议的根据在于其题材、人物、思想情感等文本的表层内容为时代所铸成，而在深层或超验的结构上，文体的定义及规范方面没有新的突破。[2] 这恐怕有些吹毛求疵了。因为新笔记体小说，虽然标榜“新”，但其根本却在于“旧”，以旧的形式甚至观念，应对新的社会现实。这其中既关涉到作家性情和审美偏好，也跟20 世纪80 年代的社会政治语境有着很大的关系。当然，笔记者也，其实最初跟西方意义上的“小说”并无多少可比性。古典中国语境中的“笔记”，很少与“小说”合用。而且事实上，被称为笔记的，既有叙述奇闻异事的，也有考据辩证的。它们在文体上，有的从史传中获得更多教益，有的从《世说》中寻找宝贵资源，而志怪、传奇、杂录、丛谈，也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但晚清以来受到重视的“小说”，其实主要袭自西方，尽管其古典中国的传统也不断地被发掘出来，但毕竟关联度最高的，还是唐宋以来的民间说唱艺术，草根与白话才是更中其下怀的。然而这种五四时期确立的白话中心主义，却也在现代文人那里遭遇到自反性的悖论。他们一方面强调服务于大众的白话，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在创作实践中掺入传统读书人的趣味，所以理论与现实、创导与实践，就不断地发生冲突。直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确立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结束了现代白话小说的内在冲突。但“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又将受压抑的话语询唤了出来，并主要表现为向西方学习的现代主义冲动。吊诡的是，这一冲动所转化成的创作实践，却又在充满竞争的新时期话语场域中遭遇挫败。“伪现代派”的标签就是这一挫败的象征。所以现代小说史上沉寂已久的中西之争，就转换为了新的时代政治语境中的雅俗之辩：它们一方面打着“寻根”的招牌，向着野气蓬勃的民间传统挖掘，另一方面则重提传统文人趣味，而新笔记体就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一部分小说家的追求。所以，新笔记体小说的倡导与实践，虽冠以“新”的名目，但其实质却是指向“旧”的文人叙事传统，这与“寻根文学”殊途同归。

　　从这个意义上，将原本就是向传统致敬的文体实验苛责为缺乏“新”意，而剥夺了其之所以为“新”的名目，就不免是皮相之论了。新笔记体小说毫无疑问就应该在文体和风格上向着“旧”的传统学习，其所谓的“新”，更多地关联着新的时代政治语境。要知道，它毕竟是发生在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实践。而这时的话语实践，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话语惯性，仍然是唯“新”是尚的。新笔记体之“新”，也首先是在这个意义上成立的。而更何况它也并非传统中国文人所热衷的“笔记”出土文献式的亮相。它还有着新的内容，并在新的内容中灌注了新的价值观念。譬如孙方友的《陈州笔记》，一向被当作新笔记体小说的典范，但其中所讲述的陈州地方上的奇人异事，就分明地受到重述历史的时代共名的影响，他是那么专注于湮灭于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发掘他们之于革命、民情、地方、伦理的意义，也同样是受限于解构宏大历史叙事的冲动。

　　既然“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3]，新笔记体小说在受到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广泛冲击的进程中，以世界视野向传统的历史文化资源寻求现代转化的可能，就不可能仅仅将笔记当作效仿对象而存有传统余绪，而且在因应时代过程中衍生了“新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笔记体小说可说是在拨乱反正的语境中强烈地意识到中国文化意识的危机，而假借文体接通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借传统文化之‘根’完成‘现代性’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想象性建构”[4]。孙方友就在一系列新笔记体小说中构筑了一个想象的、历史的陈州，以短小精悍的谋篇方式、草蛇灰线的技法，将中原文化进行了现代转换。其中《常子愚》就以陈州为故事发生地。民国十九年三月，当时的陈州匪患猖獗，常子愚谎称自己为当地匪首方瞎子的手下而混入前往颍河寨的土匪队伍，却又与寨内群众里应外合巧妙吓退了土匪队伍，并使他们留下了“花票”，保护了一方百姓。常子愚虽是一介文弱书生，却有一腔侠客胆气，而奠定其一生种种抉择与命运的性情，就源于“其父是颍河两岸颇有名气的鼓书艺人”[5] 的熏陶；此外又因为在浸染革命风习的杞县大同中学读书，他自然而然走上了抗日道路。鼓书这一北方民间说唱艺术中蕴含的快意恩仇、惩恶扬善的江湖义气，被孙方友巧妙地挪用为抗日救亡的民族精神之根基。

　　二、多元话语下“庸常”的凸显

　　开掘与化用地方资源是孙方友新笔记体小说的重要特征，这无疑显现了它与“寻根文学”的联系。但更多时候，新笔记体小说的作者偏好于文人趣味。但无疑的是，这种文人趣味经受了“五四”以来现代传统的洗礼，而内置了个性主义、人本主义的精神。譬如被称为“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汪曾祺，可说是新笔记体小说的代表，但其对于源远流长的士大夫文化品格也不无扬弃。《晚饭花》中以孩童李小龙的眼光观察李家巷，尤其关注了一位名叫王玉英的少女。她常在傍晚时刻在自家天井里，“坐在晚饭花前面做针线”，而像这样“没有一点声音。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6] 之类的表达，散淡从容，营造了一种静谧而美好的诗意，引人无限遐思。但不幸的是，王玉英信任且爱慕的未婚夫钱老五，在众人眼中却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浪荡子。她终于出嫁了，李小龙放学回家的黄昏再也见不到王玉英的身影，他路过钱老五臭河边的家门前，看到戴着红花的王玉英的背影，气愤地觉得“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7]。这言已尽而意未穷的故事，掺杂了汪曾祺的现代经验。其中的李小龙就有着汪曾祺自己的影子，而李家巷也被认为就是他的故乡高邮的科甲巷。李小龙对王玉英淡淡的情愫、王玉英对钱老五模糊的恋慕，营造了一个古典爱情的氛围。但其中也有着强烈的现代气息，譬如它借助李小龙的不平，暗示了王玉英出嫁后并不美好的未来，就给这一古典的抒情氛围置入了庸常而又不确定的因素。

　　除了古典的抒情氛围，新笔记体小说也不无“文以载道”的冲动。在这一点上，新笔记体小说与“寻根文学”再次产生了关联。但“寻根文学”一方面是一种面对现代之潮中的种种丧失进行的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另一方面其实蕴含了人文情怀中抵挡和反抗的力量，以至于不由自主地陷入民族焦虑。而新笔记体小说，则在很多时候凭借着对权力游戏的玩世不恭、对一元话语的否认，将这种文化焦虑成功地释放了。在这种情况下，将社会怪相状若荒诞不经地进行幽默、夸张的文学处理，就成为不少新笔记体小说的选择。王蒙在1980 年代初创作的新笔记体小说以刻意隐去具体地域、使用泛称的方式批判了社会中的歪风邪气，就可以视为通达这一目的的尝试。在《赛跑与摔跤》中，A 地与B 地在赛跑运动上形成强烈反差，A 地运动员之间形成了良性竞争关系，而B地则兴起搞小动作、使阴招的风气，因而A 地赛跑运动愈发蓬勃，B 地则混乱不堪，最终体委负责人竟建议B 地停止比赛跑步而开展摔跤与拳击比赛。这表面上是良性竞争与恶性竞争的不同结果，但诙谐的结尾似也透露出领导层决策的滞后。更为辛辣地揭露时弊的是《扯皮处的解散》。牛皮厂扯皮处的领导们各自表现了扯皮、打官腔、摆架子的神通，“秘书走后，立即休会，因为在座的只剩下了处长、副处长，都没有做具体工作的人了”[8]。

　　像这样诙谐与讽刺并重虽立足现实，但王蒙的新笔记体小说所走的却是古典的志人的路子。孙方友的“陈州笔记”系列也在很多时候采用这种方式。然而饶有意味的是，他经常把个人经历与情感同国家民族的大义联系，又以欧·亨利式急转直下的悲剧性结局收束全文，就在其中巧妙地并置了多种现代性话语。在《赵振沨》中，男主人公赵振沨以开照相馆的名义做着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由此而与大户人家的小姐孟影结识、相恋。为了更好地与孟影在一起，他认为要将孟影也带上革命道路才比较保险，因此他在未征得女友同意就向组织提请让孟影也前往革命根据地。当晚赵振沨向孟影告知实情时，孟影却突然喊肚子疼，而后赵振沨也被逮捕了。赵振沨于是对女友产生了怀疑，“出于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对党的忠心，他觉得这些都应该向党组织汇报”[9]，于是组织对孟影的监视一直到她在战争中牺牲。其实是孟影的父亲孟繁树以地下党的名头诬陷赵振沨，却没想到害了自己女儿的一生。爱情与战争的血色浪漫和真实的人性紧紧纠缠在一起，而其间“如果一切顺利，孟影的命运肯定是另一种辉煌”[10] 的议论，更表明其对志人笔记的清谈与人物品评的吸收和借鉴。

　　志人抑或志怪这种笔记门类在传统祛魅的当代，似乎很难继续沿用早前张皇鬼神、谈鬼说狐的方式，而更多转向反映历史沉疴、当代乱象的奇闻怪谈。譬如司玉笙在《老木椅》中写了一个“鬼故事”：新上任的副市长要求将已故前任的椅子调换位置，抬到自己曾作为下属被其训斥的位置；而第二天他进入办公室，却吃惊地发现椅子又回到了原位，自己写好的方案也奇怪地出现在已故副市长的抽屉，还附有很多“慎重”“行不通”的字样。这让新上任的副市长无限惶恐，而加之秘书又言之凿凿地说“这间办公室空了快一年了。可它却象昨天还有人坐过”[11]，更让他越想越怕，竟产生了心理问题。同时大院里的人也都知道了他精神不正常的消息。结果他于一年后的民意测验中得票寥寥而不得已要离职时，他竟然看到晚间的办公室里闪烁着幽蓝的光芒，在那椅子上坐着的俨然是他的秘书。过了些日子，新的副市长赴任，秘书又指着木椅说道：“可怪：这间办公室空了三个月了。可它却象昨天还有人坐过……”[12] 对“鬼”及“鬼事”的书写，显然具有志怪的属性，而在一个“无鬼”的时代写“鬼”，因此新笔记体小说的志人志怪实质上并不着重塑造历史的大事记，而在于以偏向零度地考察日常生活场景，写实性地展现俗世庸常：一方面，其书写被遗忘的历史及人，以悲壮的英雄主义气质，承续着传统的现实主义的精神；另一方面，显影边缘的尝试又极具揭露现实灰暗面的勇气和讽世的效果。

　　三、离散视域下的新笔记体华文小说

　　传统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由来已久，譬如越南汉文笔记，就深受中国的影响，而据说《三国演义》，也早在清中叶就被译成马来文而在南洋各地广为流传。而今这一状况，更因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全球各地的华文文学更是与国内文学形成了双向的互动关系。新笔记体小说作为一种20 世纪80 年代的创作实践，也迅速传播到海外的华人社区。凌鼎年就曾指出：“中国大陆的微型小说（小小说）创作形成一定气候后，又开始带动东南亚各国的微型小说（小小说）创作。新千年后，中国大陆成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小小说）创作无可置疑的中心。在一批有识之士的推波助澜下，大洋洲、美洲、欧洲等多个国家与地区也出现了一批微型小说（小小说）作家与爱好者。”[13] 而其实不少微型华文小说是可以被划入新笔记体小说之中的。最初，海外华人的创作多以离散身世与在当地的生活经历为主。泰华作家曾心《蓝眼睛》就以新笔记体的形式，讲述了两个时代的华人不同的原乡意识和认同的冲突。一对泰国华人老夫妇，其实已经不会讲中文了，但他们却在身体发肤上令人费解地坚持着族群的认同，所以当留学的儿子找了一个美国女朋友的时候，他们特别担心这女朋友会不会长着一对蓝色的眼睛。按照小说的情节设置，这老夫妇的担心成了现实，他们难以接受，但儿子的女朋友却坦然宣称，“情人的眼睛里是没有国家和民族的界限的”[14]。像这样的宣告似乎没有办法说服他们的执念，但吊诡的是，这个长着一双娇滴滴的蓝眼睛的儿子的女朋友，父母是汉学专家，母亲是美籍华裔；她自身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能自如地哼唱《龙的传人》，甚至还专门研究中国历史。这对老夫妇与其相比就相形见绌了，似乎比超越了族群遗传特征的文化认同有着更高的阶位。而所谓的跨越种族的爱情，不过是宣扬这一文化认同观念的工具。

　　显而易见，这种离散语境中的华人新笔记体小说更多地接受了其形式，而在艺术性上鲜有进一步的拓展。这也似乎是一种通病。散播到海外华人社区的新笔记体小说也好像是继承了其先天的不足。毕竟新笔记体小说脱胎于中国传统的文人笔记，而这些笔记在叙事上的资源，除了源远流长的史传传统，大多集中在魏晋时期形成的《世说》。其中的志人抑或志怪，虽然在叙事的丰富性上突破了史传传统的拘谨，并且其中也不乏知识性和趣味性。但是在历代文人的传承中，大抵上不能跳出“如是我闻”乃至“姑妄言之”的单一视角，他们总忘不了从荒诞离奇的故事中寻找有益的教化价值，这就限定了它们叙事的丰富性。新笔记体虽在倡导中被纳入现代小说的体例，但这种先天的不足却只有汪曾祺、林斤澜、贾平凹等少数文体大家，借助古典的抒情传统，增加了其间摇曳的风采和丰富的韵味。想要克服这种先天的不足，是一个难题。在当代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小说观念，主要还是来自西方，所以在新笔记体小说的初创时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而后就罕见有创造力的作家在这方面用力了。但是它短小的篇幅，却吸引了一些叙事功力较弱的小说家，他们于是在“小小说”的门类里，给新笔记体找到了“新的婆家”。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海外业余从事创作的华人，才会对新笔记体小说青睐有加，而倾向于借用这种形式，表达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

　　但也有个别的华人作家，在吸纳传统的文人趣味的同时，也向着话本或聊斋取镜，并杂糅了西方哥特小说中的暗黑色彩，丰富和发展了新笔记体小说的海外形式。譬如身在马来西亚而又有着中国生活和工作经验的黎紫书，在最初进行小说实验的时候，就选择了新笔记体。《守望》中男子观察窗外另一栋楼十楼的住户，那里住着一个外貌出众的外籍亚裔女子。喜穿红衣的女子给了男子许多关于复仇、鬼魂的联想，而女子擦玻璃时的危险动作也让他心惊。久而久之，这惊悚竟化为了灵感，“这灵感如同火烧，对他是一种折腾。独居，美女，外国人，尤其是那一袭夺魂摄魄的红衣。这些全都是元素，充满了隐喻和张力”[15]。男子由此写了几版不同的稿子，待红衣女子失足的那日将对应情况的稿子呈给老总。这显然以中国人之口描绘一个充满他者印象的女子形象，而又因黎紫书自身不啻他者的作家身份，文本的意蕴更加丰富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笔记体小说在离散的语境中，仍是一个具有广阔发展空间、强大包容性的文体。这是它自传统笔记小说中继承的基因决定的，也是其进行现代转化的必然要求。由于海外华文作家观察现实的角度、生活体验有其独有的特色，海外新笔记体小说中的佼佼者，在写作取材、风格、主题等方面也呈现出不同风貌，从而形成了对新笔记体小说地方性与世界性的补充。

　　注释：

　　[1] 李庆西：《新笔记小说：寻根派，也是先锋派》，《上海文学》1987 年第1 期。

　　[2] 谢尚发：《近年“笔记体小说”创作与传统的当代转化》，《文学评论》2022 年第6 期。

　　[3] 刘勰：《文心雕龙》，岳麓书社，2004 年，第420 页。

　　[4] 吴雪丽：《文化寻根与本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115 页。

　　[5] 孙方友：《陈州笔记》，文化发展出版社，2016 年，第 21 页。

　　[6] 汪曾祺：《晚饭花》，《今人奇闻录—当代笔记体小说精选》，漓江出版社，1987 年，第5 页。

　　[7] 汪曾祺：《晚饭花》，《今人奇闻录—当代笔记体小说精选》，第7 页。

　　[8] 王蒙：《扯皮处的解散》，《今人奇闻录—当代笔记体小说精选》，第9 页。

　　[9] 孙方友：《陈州笔记》，第 6 页。

　　[10] 孙方友：《陈州笔记》，第 7 页。

　　[11] 司玉笙：《老木椅》，《今人奇闻录—当代笔记体小说精选》，第2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