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谋叙事的当代演变与接受——以《琅琊榜》为例

　　巩凌姝

　　在当下，计谋叙事不仅是文学的表达方式，更是社会文化、心理以及价值观的一种反映。本文选取《琅琊榜》为典型案例，追溯计谋叙事的历史传承与演变，解读“计谋+ 情感”叙事模式的成功之处，并通过分析计谋叙事的当代接受，探讨计谋叙事经久不衰的现实原因。

　　一、计谋叙事的传承与演变

　　中国的计谋书写传统源远流长，自古以来，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中的计谋无处不在。以计谋书写为核心内容的书籍，历来被人们视为学习待人接物、职场规则的典范，运用计谋作为一种传统智慧被传承和欣赏。这一现象与古代中国的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在封建君主专制下，人治色彩浓厚，统治者可以在一念之间决定下位者的生死荣辱，“皇权的至尊无上和不容染指，决定了君臣关系中存在阴谋权术的必然性”[1]。统治者以此维持其统治地位，而臣子则运用计谋赢得统治者的信任，警惕同僚的算计。底层百姓缺乏有效的规则保障自身权益，只能运用计谋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生存资源。这种思想作为生存智慧成为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潜意识。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电视剧和网剧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重要载体，热播作品也反映出观众的审美取向，从历史正剧、后宫剧，再到现代职场剧、官场剧，虽然类型各异，却都以计谋作为吸引观众的重要元素。

　　纵观古今以计谋叙事为核心内容的文本，其中贯穿着普遍而恒久的逻辑。首先，计谋叙事的主人公必然算无遗策，尽管对手屡屡设下陷阱，主人公一定能运用更为高妙的计谋进行破解；其次，运用计谋实现目标是合理的，为此可以适度降低道德底线，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最后，作为运用计谋的结果，故事往往以主人公获得实际利益，甚至登上权力顶峰结尾，即使作者在叙事中安排其归隐或赴死，主人公也会青史留名。当代网络小说和电视剧为了迎合市场，在继承这一逻辑的基础上，为计谋叙事披上了一层更为精美的外衣。主人公实施计谋事出有因，符合道德伦理的需求，为了缓解紧张的故事情节，在讲述计谋之余也加入了更多情感描写。这样的设置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阅读心理和审美需求，因而受到广泛喜爱。《琅琊榜》是当代计谋叙事的一个典型案例。在小说获得成功后，又被改编为电视剧，通过主人公梅长苏的叙述视角，将朝堂斗争与江湖恩怨融合在一起。梅长苏作为身负血海深仇的“麒麟才子”，以病弱之躯搅弄风云，让帝都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太子、誉王与靖王围绕皇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他们及身后的支持者们各出奇谋，而梅长苏用其过人的才华和智慧辅佐明君靖王登上皇位，最终彻查冤案，为赤焰军正名。在这一过程中，主人公梅长苏智计无双，成为《琅琊榜》这部作品中最受欢迎的角色。

　　二、“计谋+ 情感”的叙事模式

　　由网络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琅琊榜》是成功的。截至2024 年4 月， 该小说取得了一百二十七点三九万的总推荐量，在豆瓣上，该电视剧获得了八十三万余人的高分评价，平均评分达到九点四。《琅琊榜》巧妙地运用了“计谋+ 情感”的叙事模式，在改编的过程中表现出独特的魅力。

　　首先，计谋依然是整部剧的核心主题。在《琅琊榜》中，主人公梅长苏的目标是为十二年前的冤案昭雪。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假借养病入京，暗地里筹谋策划，这构成了整个剧情的大计谋。原著小说共一百七十四章，前一百七十三章都在为实现目的做准备，而在彻底达成这一目的后，小说迅速进入尾声。戴维·洛奇在《小说的艺术》中说：“小说就是讲故事, 讲故事无论使用什么手段—言语、电影、连环漫画—总是通过提出问题、延缓提供答案来吸引住观众（读者）的兴趣。问题不外乎两类：一类涉及因果关系（如：谁干的？）；一类涉及时间（如：后来会怎样？）。”[2] 由于这一大计谋贯穿全剧，观众会始终对接下来的故事情节感到好奇。在因果关系方面，观众会带着“当年冤案的真相是什么”以及“梅长苏要怎么翻案”的疑问继续观看；在时间方面，观众则会想知道“赤焰军什么时候能沉冤昭雪”，这些问题被早早提出，却在大结局才彻底解决。为避免观众在等待答案的过程中因时间过长而丧失兴趣，又设置了一系列接连不断的小计谋作为叙事阻力。这些小计谋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在这一过程中，梅长苏一方或是主动出击，或是被动应付对手的出招，给观众带来一种紧迫感。而一个小计谋顺利结束后，又会出现新的事件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大计谋贯穿全剧，在梅长苏的最终目的达成之前，观众始终会被吊着胃口，而小计谋则提供情感释放的出口。在小说中，这些小计谋需要数个章节来展开（约两万字，阅读时间四十分钟），而在电视剧中，则需要二至三集的时间（约八十至一百二十分钟）来呈现。以霓凰遇险这一情节为例，出现在小说第2 卷的第26—30 章，电视剧第4—5 集。在不长的故事情节中，观众发现危险并非来自皇后，而是越贵妃的阴谋，这种反转与电视剧中紧张的情节渲染相得益彰。最后靖王赶到，确认了霓凰郡主的安全，观众的情绪得以释放，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观赏的满足感。

　　无论是大计谋还是小计谋，几乎都是主人公梅长苏一手促成或由其解决。梅长苏多智而近妖，似乎能预测任何人的反应。他在隐瞒身份的状况下布局筹谋，扳倒朝廷柱石谢玉和悬镜使夏江，使太子和誉王都在皇位的角逐中落选，其展现出的惊人智谋和布局能力实际上是不合常理的。然而，“广大受众本有着诡谋心理、诡谋习性以及不同程度的诡谋人格，这使得他们对各种诡谋的施展有强烈的兴趣”[3]。比起符合逻辑，观众们更加追求观看过程中的快感。尽管反派屡屡施展手段，但是主人公总能以更高超的计谋掌控局面，乃至反将一军把对手逼至绝境。这种观看体验让观众体会到极强的控制感，也是计谋叙事能够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其次，计谋与情感互相交织，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琅琊榜》的背景设定在架空的古代世界，没有史实作为支撑，所讲述的计谋本身又不算复杂，因此需要大量的情感描写填充故事，包括爱情、友情、亲情乃至家国情怀。梅长苏实施计谋的根本目的是为冤案昭雪，也是为情而非为权。

　　电视剧《琅琊榜》中的爱情故事主要围绕着梅长苏和霓凰郡主展开，这一感情线改动幅度较大。小说中霓凰郡主虽然与梅长苏（林殊）有旧时婚约，但在以为林殊早已去世后，她与江左盟的聂铎相爱，最后在梅长苏的促成下与聂铎成婚。而电视剧中删去了聂铎这一人物，将霓凰的爱情线转移到梅长苏身上。这一爱情线的修改更符合观众的观看习惯，即戏份较重的女性角色通常与男主人公两情相悦，但霓凰郡主这一角色并未参与到梅长苏的大计谋中，改编后的故事侧重于满足观众对于爱情这一主题的追求。

　　相较于爱情，《琅琊榜》中的友情和亲情更多地与计谋叙事交织在一起。由于主人公梅长苏特殊的身份地位，围绕他的人物也通常身份特殊。因此，梅长苏的爱恨情仇不可能是单纯的个人情感，其中必然掺杂着利益考量。最重要的友情线存在于梅长苏与他选择扶持的靖王萧景琰之间。梅长苏扶持萧景琰上位，既在逐步实施自己的计划，亦在逐步改善二人关系。萧景琰与林殊本为儿时挚友，但在林殊改头换面成为梅长苏以后，二人相见不相识，且萧景琰性格耿直，对梅长苏为助其夺位所施展的种种计谋总是心存疑虑，甚至常常误解梅长苏的用心。他们之间的相处常呈现一种“好人受冤”模式：萧景琰怀疑—梅长苏解释—萧景琰打消疑虑。因此引发了观众的同情和共鸣。反复几次后，萧景琰越来越信任、钦佩梅长苏，也对梅长苏的身份产生了一些新的疑惑。此时观众的情感已经积累到临界值，迫切地希望萧景琰得知真相。因此，在得知梅长苏就是林殊后，随着过往线索的闪回，已经成为太子的萧景琰展露出震惊、懊悔与痛苦的情绪，使观众的情感得到充分的释放，从而获得审美快感。

　　三、计谋叙事的当代接受

　　在当下，网络小说和电视剧成为一种消费品，大众阅读网络小说或观看电视剧通常是为了放松、娱乐、追求新鲜刺激，也有人从中学习可以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技巧。鉴于大众的浓厚兴趣和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用性，计谋文化自然在市场的逐利心理下，以更隐秘而多元的形式被巧妙包装后供大众消费。

　　成长于数字时代的“90 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的主力军，他们面临着来自学校或职场的压力，有在虚拟世界里寻求快乐和刺激的需要，也乐于在获取趣味性的同时从角色身上学习职场中为人处世的技巧。而电视剧呈现的世界通常与现实中的职场规则有相似之处。在《琅琊榜》中，梁帝掌握着最高权力，因此斗争围绕着梁帝展开。前朝的太子、誉王，后宫的皇后、越贵妃等人如同深得信任的职场高管，而靖王则像是处于弱势的小职员，有能力、有理想却无法出头，正是大多数年轻人处境的写照。因此，在梅长苏的谋划和母亲静妃的帮助下，靖王如何一步步逐渐得到信任，最终获得皇位的情节也可称之为一种“职场爽剧”。观众们也乐于将剧中的情节与职场经验相对照，例如一条播放量高达三十七万的视频中，制作者就把静妃母子与梁帝的关系解读为职场上员工和领导的关系，将静妃在后宫的升迁和靖王在前朝受器重比喻为“升职加薪”，夸赞静妃的语言艺术是在帮自己打造“职场人设”。视频制作者认为，学习静妃的说话艺术，有助于在生活和职场中与领导、同事、朋友交流。这样的解读极易引起当代年轻人的共鸣和认同。

　　事实上，《琅琊榜》中的谋略布局并不算严谨缜密。其背景设定在虚构的萧姓梁国，以历史传奇的形式讲述故事，作者不受史实的约束，部分情节却依然经不起推敲。梁帝在书中被设定为专权、多疑的皇帝，却能容许江左盟发展到连官府都要忌惮几分的程度；朝廷重臣在两年内纷纷落马，六部尚书中的四部被替换，梁帝竟不觉得有什么异样……这类情节上的漏洞不一而足。对比历史剧《大明王朝1566》，计谋呈现看似轻描淡写，却严丝合缝，展现了复杂而真实的官僚体系。尽管其在计谋书写上远胜于《琅琊榜》，在豆瓣上为其评分的二十六万人却远小于评价《琅琊榜》的八十三万人，受众面较为狭窄，原因不难理解。首先，《大明王朝1566》的计谋叙事更为贴近真实，信息量庞大，对观众的历史知识和对人物关系的理解要求较高。相比之下，《琅琊榜》的计谋叙事虽然存在诸多漏洞，但简单易懂，更容易吸引观众。其次，《琅琊榜》中的斗争紧张激烈，节奏明快，戏剧张力十足。而《大明王朝1566》则更多以对话与辩论展现计谋，使部分观众觉得乏味。正如《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中所阐释的：“专家设计的刺激镜头全都逃不过观众们疲惫的双眼；面对所有阴谋诡计，观众都不能表现出自己的愚蠢；他们不能漏掉每一件事，甚至要显得非常聪明，对影片中放映和提到的所有事情马上作出反应。”[4]

　　大众热衷于计谋文化，与此同时，也坚守着内心的道德准则。尽管一些极端的、违背人性的阴谋诡计能激发部分人的猎奇心理，但更多的人会对此感到不适。为了满足大众对计谋文化的喜爱和对道德准则的尊重，在塑造计谋实施者时，作者往往赋予其充分的动机。这一动机也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核心力量。《琅琊榜》中，梅长苏来到京城的原因是为给十二年前被诬陷叛国的父亲和赤焰军沉冤昭雪，梁帝阴鸷多疑，想要翻案必须扶持刚正不阿的旧时好友靖王上位，获得最高权力。这一逻辑虽然存在漏洞，但是可以把“为含冤而死的至亲和将士翻案”这一难以直接付诸实践的目标转化为“作为谋士暗中扶持靖王成为新帝”这一更具可操作性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梅长苏的行动更像是一场精心筹谋的正义制裁，即使在实施目标的过程中有所牺牲也是难以避免的，削弱了在道德上的不适感。同时，梅长苏与靖王作为故事的核心人物，身处同一阵营，梅长苏善于实施计谋，最终在实现目的后为国捐躯；靖王对阴谋诡计不屑一顾，却因为有梅长苏的扶助获得皇位。梅长苏的死亡使得最后一点道德上的质疑都被消灭，靖王登上皇位则满足了观众的期待，即在此类作品中正义一方登上权力顶峰的固定结局。观众欣赏了精妙绝伦的计谋，为正面人物最终实现目的、得到权力而欢欣鼓舞，同时也被深厚的家国情怀所打动。由此，《琅琊榜》实现了市场化和主流价值观念的融合统一。

　　网络小说和电视剧作为文化消费的重要载体，其演变与大众心理的变化紧密相连，如同反映社会心理和文化变迁的镜子。《琅琊榜》的成功，不仅在于其用简明易懂的方式呈现了紧张激烈的情节，满足了大众对计谋文化热衷，也在于其融入了家国情怀、细致描绘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在《琅琊榜》取得成功后，以“计谋+ 情感”为卖点的网络小说及改编的电视剧更是以惊人的速度被推出，如《知否》《庆余年》《鹤唳华亭》等。这些作品引发的讨论度各不相同，但共同的特点都是以计谋和情感作为核心吸引力。

　　注释：

　　[1] 秦学颀：《机变诡异的中国古代权术》，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17 页。

　　[2][ 英] 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作家出版社，1997 年，第14 页。

　　[3] 王彬彬：《当代中国的诡谋文艺》，《文艺研究》2012 年第8 期。

　　[4][ 德]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125 页。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