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传统”：新笔记小说的乡土叙事革新——以莫言《一斗阁笔记》为中心

来源:创作评谭
关键字:乡土叙事,笔记,小说
发布时间:2024-09-21 13:27

　　张佳滢

　　笔记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门类，深刻影响着文言小说的发展脉络，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小说滥觞于笔记小说。中国古典小说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沿续着笔记小说的审美基因。”[1]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搜神记》《世说新语》到清代的《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都可以被归入笔记小说发展的文学史序列之中。而到了20 世纪80 年代，一方面是孙犁、汪曾祺等老作家饱经世事沧桑，自觉转化传统笔记文体这一重要文化资源，书写当代故事，刻意模糊散文与小说的叙事边界，营造出随性、简约、冲淡的特殊叙事效果，引领创作风潮；另一方面是“寻根派”“向内转”文化思潮的影响，使得贾平凹、阿城、韩少功等中青年作家在创作中摸索民族自觉的文化之路，试图接续中华传统文化脉络，继而自觉或非自觉地使用笔记体进行小说创作。在两方的历史合力下，新笔记小说的浪潮兴起，产生了大量运用笔记体创作的优秀短篇小说作品，并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些新笔记小说中，旧有的乡土叙事模式得到了进一步的革新，而这种革新也在莫言近年创作的笔记体小说《一斗阁笔记》中得到了转化与延续。不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乡土社会所设定的“一个阴暗悲惨的基调”“一个令人窒息的、麻木僵死的社会象征”，更不同于“十七年”文学中那虽然有着“开朗、活泼、直白的情调”却具有浓厚“政策宣传意味”的乡土[2]，新笔记小说所创造的乡土想象常常寄寓于模糊的叙事主体，故而呈现出亦真亦幻的色彩；又因为延续了笔记体小说的“志怪”“志人”传统，往往流露出怪诞奇幻的民间特色，产生了一系列“俚俗奇人”的形象。2019 年至今，莫言连载于《上海文学》《读书》等刊物的《一斗阁笔记》系列作品，更是延续了新笔记小说乡土叙事的异质性特色，并且在此基础上对笔记体的文化传统进行了进一步开掘与转化，再造出了新笔记体视阈下的“高密东北乡”新景观。

　　一、亦真亦幻的“乡土”：模糊的叙事主体

　　在新笔记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采用了第一人称的“不可靠叙事”。而这个叙事主体往往面目模糊，既带有作者本人的生平色彩，又意蕴着深刻的“时代共名”，因而形成了亦真亦幻的叙事效果，形成的乡土既是写实的“历史化的乡土”，又仿若传衍的亘古不变的“精神化的乡土”。新笔记小说叙事主体模糊的特点源于古典笔记小说本身文体的模糊性，其文体特征介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与散文之间，甚至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前小说文体”，其文体以叙事为主，篇幅简短，语言简约凝练，常用白描手法，一方面“允许虚构”[3]，一方面又常常表现出“耳闻目睹”似的现实性[4]。而新笔记小说承继了源自古典笔记小说的这种复杂的“两面性”。自孙犁始，新笔记小说常常采用一个较为模糊的叙事主体进行叙事，其人其事，往往以虚写实，虚实混杂。在《芸斋小说》系列作品中，孙犁惯用第一人称叙事。而故事中这个“我”名为孙芸夫，孙芸夫的种种际遇，如延安与鲁艺之经历、白洋淀往事、神经衰弱症、特殊年代的政治境遇、写作经历等，无不打着孙犁本人的烙印。但每篇篇末来自“芸斋主人”的评述往往又以旁观者的“后见之明”对孙芸夫的种种行径进行评述与解读，仿若置身事外，品评人世浮沉，使得故事中“我”的经历变得亦真亦幻。而从这个面目模糊的“我”出发，孙犁新笔记小说中所描绘的乡土也变得亦真亦幻：一方面，在《还乡》等小说中，孙芸夫所见的乡土是高度历史化、政治化的乡土，“我”带着曾经的回忆复归故土，能感受到的却只是乡村生产关系巨变和政治化的人际关系带来的切肤之痛；另一方面，在《鱼苇之事》《小混儿》等篇目里，孙芸夫所见所闻的白洋淀乡土和故乡，却带着超脱国家、政治等宏大话语的轻逸色彩，其事其人都呈现为一种古老而又纯朴的追忆图景，带着抒情与怀旧的底色。此外，在1980 年代以降的其他新笔记小说，如汪曾祺的《故里三陈》《闹市闲民》、高晓声的《新“世说”》系列、林斤澜的《木雏》、韩少功的《史遗三录》等文中，都存在着这样一个面目模糊的“我”的身影，构筑出亦真亦幻的文本世界。

　　而在莫言的《一斗阁笔记》中则更进一步，面目模糊的叙事者常以“吾”“余”“我”自居，又偶以“一斗阁主”身份跳出文本进行评议，而“吾乡”的真实面目与历史幻觉则彻底融合，将乡土叙事中“亦真亦幻”的色彩推至极致。在《一斗阁笔记》中，莫言常用“吾”“余”叙述，间或有篇目使用“我”，而这种“第一人称”称谓的古今错杂，本身便使文本形成一种斑斓炫惑、亦虚亦实的特殊效果。而从亦古亦今的叙述视角出发，在《一斗阁笔记》中，“吾乡”既是现实的高密，又是寄托传统幻想的“乌有之乡”。在许多故事中，作为叙事主体的“吾”“余”通过“少时”记忆还原乡土，使得乡土不可避免地带有他童年记忆中的“生产队”“人民公社”等时代烙印（见《真牛》《爱马》《弃婴》等多篇），更留存着“茂腔”等民间艺术带来的地方色彩（见《茂腔》），构筑出一片扎实的，承载着乡人劳动、悲辛与生死的沃土。而另一方面，作为长者或“见多识广者”的“爷爷”或“同乡”，又向“吾”传递一些旧时代的乡土记忆，描绘出一片“传说中的乡土”。在那片“乌有之乡”中，有乡野中的怪诞传闻与能人异士（见《斗虎》《鸟虱》《黑猫》等篇），有着战争间真假莫辨的军旅奇闻（见《老汤》），有生长在乡野悬崖边的、传闻中能予人长生的“仙桃”（见《仙桃》），更有仿若自那久远的封建王朝时代流传下来的关于帝王私访、文人相轻的奇妙想象与俚俗传闻（见《识字》《皇帝与鞋匠》）。这些故事亦古亦今、亦庄亦谐，有些仿若脱胎自《聊斋志异》或《阅微草堂笔记》的趣笔描画，有些又像是高密土地上代代生长的农民间的细碎的口耳相传。这两种乡土叙事的协奏，代表着高密人生命史与文化记忆的堆叠，扎实的、与乡人们血肉相依的、作为土地的高密与承载着泥沙俱下的既往传说的“乌有之乡”高密在《一斗阁笔记》中交错出现，形成炫目的阅读幻觉，凝聚出一片亦真亦幻却又生机勃勃的乡土。二、奇伟瑰怪的乡土：

　　“志怪”“志人”传统的再生

　　中国古代笔记小说中的“志怪”与“志人”两大传统源远流长。《笔记小说史》指出：“笔记小说从题材、内容上可划分为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两大门类。”[5] 鲁迅认为，由于“巫风”“神仙之说”“小乘佛教”等宗教玄风的流行，“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鬼神志怪之书”自晋时起风行[6]，干宝的《搜神记》等“志怪”笔记小说的流行逐渐演绎出我国古代笔记小说的“志怪”传统；而“志人”传统，鲁迅认为始于笔记体的《世说新语》，“志人”以“旧闻”“近事”等“人间言动”为记录对象[7]。自南北朝至民国，《世说新语》仿者甚多，笔记小说的“志人”传统也因之传衍。

　　而在20 世纪80 年代的新笔记小说浪潮中，古代笔记小说的“志怪”“志人”传统得到了进一步转化与演绎，“志怪”与“志人”成了新笔记小说写作的两大重要题材。在“志怪”方面，孙犁创作于1981 年的笔记小说《女相士》就记录了女相士杨秀玉的“相面神通”，文中的“我”对杨秀玉的能力大感神奇；但在“芸斋主人”的评判里，则又对女相士的能力做出了“善于积累见闻，理论联系实际”[8] 的唯物主义判断。而在此后的其他新笔记小说中，“志怪”更多时候与乡土民俗的记录融为一体，不复作道德判断，如汪曾祺《桥边小说》中的《幽冥钟》就记录了家乡“烧房子”给冥人，敲“幽冥钟”，立地藏菩萨像与抚慰产妇亡灵的乡土习俗；何立伟《小城无故事》中的“女癫子”的种种行径也颇具诡谲怪诞的气息。而在“志人”方面，新笔记小说更是硕果累累，孙犁的《王婉》《冯前》《杨墨》等篇都是专门“志人”之作；而汪曾祺则更是开掘了一系列乡土中的“奇人”形象，如《故里三陈》里的产科医生陈小手、踩高跷的陈四、水手陈泥鳅，《故人往事》中的“戴车匠”、收字纸的“老白”。贾平凹的《王满堂》，阿成《人间俗话》中的“掌鞋的”“卖针的”“卖胰子的”等篇目都可以算作“志人”之作。

　　而在莫言的《一斗阁笔记》中，“志怪”“志人”的传统与乡土叙事结合起来，缔造出了一片充斥着俗世奇闻的奇伟、瑰怪的乡土。在《一斗阁笔记》中，莫言擅长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与“志怪”传统下的乡土叙事紧密结合。在其笔下，《真牛》中生产队里的好逸恶劳的牛儿能口吐人言，与集市收税人对话如常；《锦衣》中公鸡为昴星官贬谪人间，深夜里每每化作人形与富家女私会；《虎疤》中深山猛虎也能栽种人参、口吐人言；《斗虎》中爷爷饲养的黑马桀骜不驯，日日与虎厮斗，一剪鬃毛竟似阿喀琉斯被箭矢射入脚踝，威风尽失；《鸟虱》中有着古怪鸟卵、奇鸟青鹖、神秘的游方郎中与姥爷的怪病；《黑猫》则最为灵异神怪，一只枉死黑猫，魂灵在乡野中肆意附身，开展声势浩大的复仇活动，最终竟成为村里的信仰图腾。这些“志怪”故事的主角不过是田野乡间最普通凡俗的动物，在莫言笔下却呈现出“万物有灵”的纷繁样态。但与此同时，莫言从不掩饰这些故事的杜撰性质，如《锦衣》里，公鸡忽作人语，直言“有啥问题找莫言”[9]，产生了强烈的“间离”效果，在志怪的基础上，又以戏谑之笔解构了志怪故事的惊惧效果，刻意冲淡其情感，使故事形变为俚俗怪诞的图腾，仿佛流传在乡间父老的散漫言语中用以逗趣的古怪传说。而在《一斗阁笔记》里，“志人”故事则更具乡土特色：《马脚穿鞋》记载了“我表姐”作为一名女马蹄匠如何驯服了生产队中宛若“猛兽”的疯骡子的“侠女”往事；《蛙泳》则写了教体育的邓老师教导“我”指间生有蹼膜的同学吴三太游泳的始末与这一事件颇具黑色幽默的余波。此外，《卖驴》所写的“周氏父子”、《赤膊》所写的“陈老师”、《踩鱼》所写的“皮囤”、《虎疤》中的“虎疤”，都带有“志人”笔记的色彩。但与以往小说不同的是，莫言所刻画的这些人物颠覆了传统“志人”小说所书人物的崇高“风度”与精巧技艺，其中有些甚至缺乏道德，如周氏父子卖驴的诀窍在于造假的本事。但这些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怪胎”，却是乡野视阈中的能人，他们以奇特的本领、市井的智慧而成为普通乡村生活里的“英雄好汉”，与那些张口能言的动物、古怪神秘的传说共同构筑出了莫言笔下奇伟瑰怪的乡土世界。

　　三、结语：创造性转化的乡土与新笔记小说的可能性

　　20 世纪90 年代，汪曾祺在为《新笔记小说选》作序时，曾经思考过“新笔记小说和‘主旋律’的关系”问题。彼时他的判断是：新笔记小说大抵无法成为“主旋律”，而只能是较为边缘化的“次旋律”或“亚旋律”。[10] 但事实上，在今天，在国家提倡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大背景下，在习总书记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的新时代里，我们重审新笔记小说的创生路径，不难发现其展现出了一种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可能性的范式。其在乡土叙事上的革新，事实上彰显了其内在的张力和再造传统的尝试。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作家与学者已经逐渐意识到了新笔记小说在“实现传统文学资源的当代转化”方面提供的可能性路径[11]，包括莫言、贾平凹在内的许多当代作家已经在陆续重拾笔记小说的传统。莫言的最新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中，也融入了许多独属于“笔记体”的特殊风格。更有论者认为《晚熟的人》就是新笔记小说集[12]，因为其中的叙事主体，正是获得了诺贝尔奖的作家莫言，其所耳闻目睹的故乡也正是充斥着亦真亦幻之怪诞故事与能人异士的“高密东北乡”。新笔记小说的新生机使我们继而产生一种展望：在新时代文学的时代语境中，具有笔触现实性、题材丰富性、文体杂糅性的“笔记体”将以其颇具包纳性的姿态，为新时代文学的主旋律提供新的可能。

　　注释：

　　[1] 钟本康：《关于新笔记小说》，《小说评论》1992 年第6 期。

　　[2] 参见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66 页。

　　[3] 参见刘正平：《笔记辨体与笔记小说研究》，《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6 期。

　　[4] 苗壮：《笔记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6 页。

　　[5] 苗壮：《笔记小说史》，第10 页。

　　[6] 参见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45 页。

　　[7] 参见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第62 页。

　　[8] 孙犁：《芸斋小说》，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10 页。

　　[9] 莫言：《一斗阁笔记》，《上海文学》2019 年第1 期。

　　[10] 参见汪曾祺：《新笔记小说选·序》，张曰凯编《新笔记小说选》，作家出版社，1992 年，第3 页。

　　[11] 参见谢尚发：《近年“笔记体小说”创作与传统的当代转化》，《文学评论》2022 年第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