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住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牛鼻子”

　　必须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在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上取得突破创新，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文 | 张占斌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重点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改革举措，提出的“七个聚焦”，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主要任务，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就是要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清醒看到推动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体制性障碍，必须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在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上取得突破创新，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个核心就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通过改革开放，打破了旧的传统计划经济的“三个边界”，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自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直是我们党推进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解决中国式现代化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告诉我们，唯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更好践行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活力、厚植发展优势。要看到，当前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离高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

　　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的开放性、竞争的公平性和运行的透明度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尤其是要素市场发展滞后，不适应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部分领域存在不当准入限制，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现象仍时有发生。市场运行透明度需增强，在招标、采购、项目审批等方面，竞争规则和程序透明度还需提升。部分服务领域开放程度不够。

　　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我国商品市场发展很快，但要素市场发育还不充分。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资源受到城乡、区域、体制、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数据等新要素资源交易也受到法律法规保障不够的制约，要素市场价格难以反映其真实价值。要素市场化配置不充分，过剩产能特别是“僵尸企业”的存在，就是要素配置扭曲的集中表现。要素配置扭曲具有很强的传导性和扩散性，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经济结构性矛盾和问题。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关键在政府。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在实践中，部分地区、部分领域仍然存在个别部门越位、错位、缺位等问题。有的地方“看得见的手”压制了“看不见的手”，存在“看得见的手”错位问题。一些地方“该伸的手”没有做到位。部分领域缺乏明确标准、公共服务不健全等问题依然突出。

　　一些关键领域仍亟待改革突破。国有企业改革需要继续深化，要在提高效率、提高效益和提高竞争力上下更大的功夫。分配制度改革还比较滞后，推动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增长还有很多难处。有些劳动者的报酬没有得到合理体现，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没有实质性提高，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经济发展过度依靠投资、消费贡献不足的局面。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价值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来看，我们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致力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大发展，使中华民族在站起来的基础上开始富起来并向强起来迈进。因此，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都呼唤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支撑。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既离不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取得极大发展的推动，也离不开生产关系不断变革以适应生产力发展需求的促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本质上是调整、变革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同时，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坚决破除制约发展活力和动力的体制机制障碍，以促进创新创业发展、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保证。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应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优势。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深化各重点领域的改革，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时代呼唤。制度完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必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已有制度需要不断健全，新领域新实践需要推进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完善各方面制度机制，也是我们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需要。有了好的制度，有了好的体制，我们的制度优势才能更好地转为国家治理效能。

　　坚定改革方向，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们提供了目标指引，明确了时间表、路线图。《决定》中对到2035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如此表述：“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这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定不移地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凝聚共识、增强动力。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就经济领域而言，一方面，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深入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等一大批新技术不断涌现，高精尖技术飞跃发展，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速度不断加快，并且推动产业组织形式发生颠覆性转变，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面临新一轮重组，导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加大。必须抢抓新一轮产业和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推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抵御能力更强，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另一方面，全球化治理结构正在加速调整，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繁荣发展，投资便利化程度不断提高，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动日益频繁，经济资源通过世界大市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同时，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加剧等问题也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力求实现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更好发挥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迈出了关键性、决定性的步伐。实践证明这一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再次强调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了破除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存在的问题，强调了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方面，要建立有效市场；另一方面，要打造有为政府。《决定》强调了市场要既“放得活”又“管得住”，还提及要“弥补市场失灵”。我们之前说很多领域是“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管、一管就死”，现在提出既“放得活”又“管得住”。什么叫“管得住”？这绝对不能机械地理解成要一刀切，要严管。“管得住”，本意是希望政府能够有效地弥补市场失灵，是管住市场中那些不好的部分，而不是什么都管。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实际上是对有为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政府不断提高自己的治理水平，不断提升对市场经济规律性理解和认识。

　　要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化、法治化建设。《决定》强调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决定》中有多处提及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措施，还多处提及对各类企业、各种所有制的统一要求和期盼，比如“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和引导各类企业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等。《决定》也提出了很多保护民营经济的改革措施，比如要“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等，这些都是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要营造良好发展氛围，调动改革的积极性。比如《决定》提及要“完善改革激励和舆论引导机制，营造良好改革氛围”，要支持和引导更多积极支持改革、营造改革氛围的言论，要及时消除一些否定改革、破坏社会氛围的言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改革需要一个更有活力的社会氛围。《决定》提出“加强诬告行为治理”，这也因为有些诬告现象破坏了宽松的社会氛围，让想干事的人不敢干事；《决定》还提出“严格控制面向基层的督查、检查、考核总量，提高调研质量，下大气力解决过频过繁问题”。这些都是增强社会活力，提高改革积极性的措施。只有通过不断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才能为中国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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