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明的治理与孟子智慧

　　孟子思想智慧展现出的价值，与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契合，对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文 | 素帕猜·巴尼巴滴

　　当前，全球政治与经济秩序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大国博弈广度和烈度上升，全球问题与挑战日益严峻。中国先秦时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孟子，提出以“讲仁爱”“重民本”为主要内容的“仁政”智慧及“全球共同体”思想，推崇和平和谐，反对不义战争，引导人们成就美德，成为向善向上之人，最终实现“天下定于一”“万物归于仁”的社会理想。这些思想智慧展现出的价值，与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契合，对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基于文明的全球化

　　全球经济与政治格局正变得愈加复杂。过去几年，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大危机将全球推至动荡边缘。这些危机不仅来自贸易战、技术战，还包括真实战争以及与疫情的斗争。尽管这需要各国之间建立更多联系，但世界却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

　　面对即将发生的危机，经济学家有时甚至不能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或及时发出警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访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所有经济学家都没有预见这场危机？

　　这表明人类行为并非总是基于理性和数学计算。认知心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在其著作《思考，快与慢》中提醒了过度自信的危险，还提到人在作出判断时会潜意识应用的社会规范。这让人联想到在经济分析中似乎被忽略的文化背景。

　　环境保护议题是一个典型例子。我们清楚生态恶化主要是人为的——即人类世的影响，但人们却对每年全球变暖新的记录视而不见。只有在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后果，如沙漠化、洪水、干旱、新型瘟疫蔓延等对我们造成影响时，才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正因如此，当提醒人们大多数东方哲学中都蕴含了对自然的热爱时，我们才能更加认真地对待环境保护。这恰恰体现了这一文化特质——一种文明要素——在支持联合国气候目标方面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

　　理解、宽容和同情，这些关键词揭示了东方哲学的根本要素。有人认为，人类学的价值在于为全球化奠定跨文化联系的基础。这种联系是双向的，西方价值观也可以丰富东方文明，如法国大革命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至今对东西方均有重要意义。

　　因此，以人为本的全球化应以文明价值观为指导。2024年9月，联合国将召开未来峰会，以重塑“联合国2.0”、振兴多边主义和加快兑现承诺。国内生产总值（GDP）不再作为衡量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指标，文明价值观可以被纳入联合国的讨论，以确保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多边体系。

　　多重危机与哲学

　　随着世界从一个危机跌宕到另一个危机，从金融到贸易再到实际战争行为，政府面临着纠正性政策耗尽的威胁。在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对抗最顽固的货币通缩，发达国家的货币当局采取了极端的负利率政策。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各国不得不采取严格的封锁措施来遏制病毒传播，这同时对整体经济活动又造成了严重制约。

　　从文明背景对人类造成的后果来看，文化交流似乎是最有效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在这种文化和经济的权衡中找到最平衡的结果。

　　随着区域冲突的日益频繁，这些交流变得更加重要，应防止其演变成全球性冲突。

　　东盟作为一个多文明成员的经济组织的长期存在和进步，证明了跨文化合作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儒家工作伦理的注入似乎为东亚经济带来了共同的奇迹。原则上，东盟政治成员国不会干涉彼此的内政，而是致力于加强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进一步整合。只有当特定事件影响到整个东盟时，成员国才会决定作为一个团体行动，推荐解决危机的指导方案。东盟已进入一个开放的地区主义新时代，在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扮演关键角色。该伙伴关系更具有文明多样性，并未妨碍亚洲内部的广泛合作。

　　历史学家亚当·图兹提出，多重危机加剧了“乌卡（VUCA）时代”（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的到来。为有效应对“乌卡”，人类应回归文明的核心本源，即真正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如同情、牺牲、无私、同理心和仁爱。

　　当我们让生成式人工智能（GAI）决定我们的未来时，其算法将需要伴随着富有同情心的人类元素。人工智能可能对人类和文明构成潜在的灾难性风险。2023年，28国政府共同举办了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共同致力于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最终达成了所谓的“布莱切利宣言”。在此可以引入文明元素，以保持对以盈利为动机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人文关怀。技术通常不认可文明，而文明的元素需要被融入，以使技术真正为人类的福祉服务。古代哲学家孟子的警告今天仍然有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治理与孟子智慧

　　尽管存在以跨文明价值观缓解全球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可能性，但人们仍担忧文明间发生冲突。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文化社群和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正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认为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是不可能的，并提出要在多元文明的世界中寻求和平，需要找到各文明之间的共性。

　　当我在2003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时，候选过程中不得不面对一些充满敌意的环境。就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世贸组织的领导人历来都来自西方世界。然而，随着我的到来，这个关键的国际组织似乎首次接纳了跨文明管理的理念。这标志着一种突破，使得全球贸易机构的参与更加平衡，特别是提高了发展中成员国的参与度。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机构与世贸组织之间，以及在联合国贸发会等联合国机构与世贸组织之间，实现了一种“和谐”——这是东方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通过同意更广泛地使用知识产权制造药品，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商而言，贸易机构展现出了更为“人道”的一面。

　　除此之外，在我任职期间，自世贸组织1995年成立以来，许多最不发达国家首次加入，而沙特阿拉伯王国因某些文明限制而暂停加入谈判之后，又重新参与并最终成功完成了谈判。我任期内的跨文明管理通过直接任命来自不同文明背景的总干事得到延续，这些背景涵盖了从拉丁美洲到非洲等地区，这在我加入该组织之前是前所未有的。

　　将这些跨文明建设提升到全球治理层面十分必要。让文明在国际秩序中发挥更大作用，应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任何国家或国家联盟都应避免过度相信自身文明的普适性。关键的国际经济机构不应仅由西方文明的代表管理，这一观点与2023年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相一致。通过平等、对话、包容、和谐的原则，可以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协作性的全球共同体，并建立起基于文明的治理体系。

　　其二，人类共同抗击新冠疫情，展现了跨文明的努力。几项突破性的新冠病毒疫苗成果来自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但在疫苗分配方面，文明之间的不平等问题依旧显著。因此，大多数文明中的核心价值观“公共精神”应被充分唤起。

　　其三，“孝”的价值观自古以来深植东方文明，家庭纽带是美德和伦理的核心。基于文明的治理应更强调“幸福”和“包容性增长”，而不仅仅是增长本身。因此，家庭价值的复兴应成为全球议程的重点。

　　其四，共建“一带一路”开辟的全球治理，应致力于促进跨文明价值观和寻求共性。在《“一带一路”倡议：通往发展主导的全球化之路》一书中，我将“一带一路”与古代丝绸之路进行比较：“除了贸易通道外，古代丝绸之路还作为文化和思想交流的桥梁，新丝绸之路也应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亚洲文化遗产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和哲学理念，能够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铺平道路。”

　　联合国于2015年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一将治理与文明价值观联系起来的全球行动，旨在于2030年实现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其议程涵盖环境、社会、经济的所有领域，不仅要求低收入国家进行改革，也要求高收入国家参与。其中，第17个目标提出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通过更多文明交流分享基本价值观并增进互信。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五个维度（和平、人民、伙伴关系、地球、繁荣），与孟子的哲学思想具有相似之处。

　　第一，和平（Peace）。和平、包容的社会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一个有德行和仁爱的国君有能力建立仁政，为所有人带来和平与幸福，不应仅仅追求税赋等国家利益，而更应确保民众获得体面的生活，并致力于通过教育与文化提升民众素质。

　　第二，人民（People）。正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人民”也是孟子思想的核心。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包括不在农忙时节征召劳动力、避免过度征税和轻税、强调教育的重要性、通过仁爱和关怀治理国家与关心百姓等。

　　第三，伙伴关系（Partnership）。在逆全球化趋势加快的背景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伙伴关系”维度显得尤为重要。尽管孟子没有直接提到“伙伴关系”这一概念，但孟子的“仁政”“和谐”观点，实际上是基于文明治理的价值观。仁政这种治理品质其实就是统治者与人民之间“伙伴关系”的一种形式。此外，孟子将和谐描述为正义、关心和忠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重振全球伙伴关系，就需要借鉴信任、忠诚这些价值观。

　　第四，虔敬心（Piety）。这一维度虽不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五个维度之一，但它可能是其中“地球（Planet）”和“繁荣（Prosperity）”两个维度的内在部分。为保护地球生态、实现包容性增长，需要培养“虔敬心”，这在所有文明中都是伦理和美德的核心。在孟子的时代，“虔敬心”与“孝”联系在一起，“可持续性”也可以被概括为广义的“孝”，一种为子孙后代提供更好世界的道义责任。从现代视角来看，孔孟智慧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有效。

　　作者为泰国前副总理、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现任孟子公益基金会顾问主席团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