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鞋下的伤痕：芭蕾舞者遭遇语言暴力

　　刘可澄

　　27岁的弗兰切斯卡·马苏蒂曾是一名芭蕾舞者。从小，她就知道要在芭蕾舞界取得成就，必须具备坚韧和隐忍，咽下练舞的苦。“闭嘴，好好跳！”老师的大声呵斥她早已习以为常，她从不反驳，就这样默默忍受了14年。

　　2024年1月，十几个匿名舞者在社交网络平台上联合发声，揭露了自己在习舞期间曾遭受过的言语暴力及羞辱。这让马苏蒂震惊不已、心潮澎湃。她说：“我从每一个人的故事中都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如今的她已不再跳舞，而是立志成为一名瑜伽老师。“看到这个帖子后，我意识到，芭蕾舞行业已经从根本上烂透了。要想有所改变，必须揭露现状、勇敢发声。”她说。一个月后，马苏蒂也将老师曾对她说过的刻薄话语发布在社交网络平台上，诸如“真差劲”“你就是个废物”“你不配在这里学习”等。

　　马苏蒂来自意大利，13岁时前往巴黎追寻梦想。她于2011至2016年就读于巴黎国立高等音乐舞蹈学院，2017至2019年在莱茵国立歌剧院芭蕾舞团受训。求学期间，她因不断遭受老师的辱骂和贬损而患上了重度抑郁症，最终被迫放弃了舞蹈之路。如今，她决定化悲痛为力量。马苏蒂说：“是时候让这些可怕的老师下岗了。在人人自危的环境里，没有人能发挥天赋，成长为优秀的舞者。”

　　|“每天都有人崩溃落泪”|

　　马苏蒂的帖文在一片寂静的芭蕾舞圈激起了千层浪。150余名业内人士转发了她的帖子，支持声如潮水般涌来：“不能再让这种老师逍遥法外了”“感谢你的勇气，相信会有更多人说出自己的故事”……在马苏蒂的带动下，多位舞者纷纷袒露了过往遭遇。

　　25岁的西洛埃·瓦尼克桑便是其中一位，如今她也放弃了芭蕾舞，转修心理学。2011至2014年，她在巴黎国立高等音乐舞蹈学院学习舞蹈，见证了无数欺凌场面。瓦尼克桑说：“每天都有学生崩溃落泪。老师的辱骂就像我们脚上的水泡一样，是练舞日常的一部分。”2014年，她入读慕尼黑音乐和戏剧学院，发现这里的老师同样会动用言语暴力。“2016年，我的一个老师在课上公然叫我‘死胖子’‘唐氏儿’。还有一次，我不小心跳错了一步，她就一把抄起椅子朝我扔来。这种日子真不是人过的。”瓦尼克桑回忆道。她被折磨得身心俱疲，患上了抑郁症，于2017年结束了舞者生涯。“直到今天，只要想到舞蹈教室，我还是会感到恶心。”她说。

　　然而，在“规矩森严”的芭蕾舞圈，像马苏蒂和瓦尼克桑这样实名揭露教师恶行的舞者寥寥无几，尽管欺凌现象早已有之。法国明星舞者奥蕾莉·杜邦于1989年从巴黎歌剧院舞蹈学院毕业后，顺利进入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那时，杜邦就坦言在校期间“饱受折磨，经常平白无故地被老师针对”。2002年，巴黎歌剧院舞蹈学院卫生安全委员会出具报告称，校内“确实存在教师言语过激的情况，主要受害者为8至18岁的青少年学员”。接受委员会质询时，时任校长克劳德·贝西不以为然地说：“我也是在打骂下成长起来的。”

　　| 反欺凌小组 |

　　2018年，巴黎歌剧院的一份内部调查报告遭到外泄。报告显示，在这所极负盛名的艺术殿堂中，77%的芭蕾舞者都曾遭受过或目睹过言语暴力。据传，此次事件在歌剧院内部引发了轩然大波，动摇了时任芭蕾舞团团长奥蕾莉·杜邦的地位。然而，舞者们拒绝作证，甚至发表联合声明，对“未经他们允许”私自泄露调查结果的人表示谴责。芭蕾舞圈也选择了集体沉默。自此之后，巴黎歌剧院再未对此话题作出任何表态。

　　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这起“泄露事件”却是一个转折点。2022年秋天，巴黎国立高等音乐舞蹈学院成立了面向所有学生（包括毕业校友）的反欺凌小组。针对马苏蒂和瓦尼克桑在社交网络平台上的指控，该校负责人透露道：“校方高度重视相关诉求，帖文提及的那位教师自2015年便已不再任教。”舞蹈主任缪丽尔·马弗尔称：“对教学用语进行深入分析很有必要，如此才能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同年，莱茵国立歌剧院芭蕾舞团也成立了反欺凌小组。舞团艺术总监布鲁诺·布谢说：“我在教学中十分谨慎，以确保我曾经历过的暴力行径不会再次上演，尤其是这种通过贬低学生才得以维系的师生关系。”慕尼黑音乐和戏剧学院也公开回应称，瓦尼克桑曝光的老师已不在教师队伍中。该校芭蕾舞团负责人莉迪娅·格林说：“我们会定期举办研讨会，探讨教学用语的规范。”

　　| 担心遭到报复 |

　　虽然各大院校采取了相关措施，但芭蕾舞圈仍未能卸下传统思想的沉重包袱。布加勒斯特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舞者亚历山大·普莱西说：“虽然近期情况有所改善，但我身边的欺凌现象依然屡见不鲜。在这一行里，许多老师的自尊心很强，无法忍受自己的教学方式受到质疑。”一位在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工作数年的舞者说：“我经常看见年轻舞者被言语羞辱。我厌恶这种行为，可我什么也做不了。我觉得非常无力。”另有数十名受访舞者也表示近期曾目睹过老师公然辱骂学生，可他们都不愿透露姓名，担心遭到报复。芭蕾舞者大多将行内不成文的规矩内化成了内心枷锁，敢怒而不敢言。马苏蒂回忆道：“在舞团里的时候，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被辞退。”瓦尼克桑则因放弃了舞蹈之路而自责道：“是我太脆弱了，没能熬过练舞的苦。”

　　在负罪感的无形压力下，许多舞者花了很长时间才逐渐意识到自己遭受了怎样的暴行。这个过程漫长而痛苦。瓦尼克桑和马苏蒂分别接受了四年和五年的心理治疗，才逐渐接受了“自己是受害者”这一事实。26岁的芭蕾舞者夏洛特·克莱芒蒂则仍未能与自己的遭遇和解。她曾在三个国家求学深造，最终在2020年放弃了舞蹈生涯。克莱芒蒂说：“在哪个国家都一样，舞蹈老师都会辱骂学生。”如今四年过去了，她依然没有准备好揭开旧伤。“以前，我身边的人都是跳芭蕾舞的。在那个圈子里，老师可以肆意给学生起不好听的外号。而现在的我还在学习区分，哪些事情是正常的，哪些是不正常的。”克莱芒蒂无奈地说。

　　编辑：侯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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