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教师被霸凌成为教学日常

　　今天，物理老师诺伯特准备讲解气候变化和温室效应。上课15分钟后，学生们陆续来到物理课教室。他们几乎都没带书本和笔。40多岁的诺伯特耐心地问大家：“你们又没带学具吗？”被前一所学校开除后转学来的凯——一个身材粗壮的拳击手，反问他：“您想和我睡觉吗？”诺伯特没有回答。他打开教室的门，沉默地带着这个15岁的学生去找校长。

　　在福尔萨研究所2023年秋进行的一项面向全德国的民意调查中，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受德国教育协会委托的这项调查以1308个校长为对象，主题是“针对教师的暴力行为”。诺伯特遭遇的情况属于“直接接触的精神暴力”。根据这项调查，自2019年到2023年，在全德约3.2万所中小学中，有教师被“直接威胁、侮辱、欺负或骚扰”的占62%，对比2018年上涨了14%。施暴方主要是家长（占77%）和学生（占70%），但也有同事（占11%）。此外，还有网络欺凌和直接的身体暴力，这两方面的比例都大幅上涨。根据2023年6月德国公职人员联盟的一项调查，37%的德国人曾目睹教师被袭击或辱骂，2019年这一比例还只有28%。

　　德国教育协会主席格尔哈特·布兰特认为，德国中小学针对教师的暴力呈快速增长态势。他所指的并非2023年1月北威州一所职业中学里发生的那种惨案——一个17岁的男生捅了自己的班主任。“这是特例。”布兰特说，“我们想强调的是，我们的教师每天都在遭受侮辱，我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此外，约50%的受访校长说，针对教师的暴力行为如今再次成了禁忌话题。而就在三年前，面对不断增长的侮辱、踢人、咬人、殴打和威胁教师的行为，公众的态度都要开放得多。很多老师羞于在办公室提及某个六年级学生对他们说了脏话，某个不想在课上摘掉帽子的八年级学生揍了他们的脸，或者某个学生建议老师“把卷子塞进屁眼”。他们害怕被视为无用之人。其他教师的反应，比如“我根本无法理解这种事，因为孩子们在我面前一直都那么可爱”，会让他们感到更加郁闷。

　　布兰特要求积极谴责目前德国学校出现的霸凌教师的状况，大力推动教育政策的改革。“我们需要地区范围内的跨专业团队和更多来自社区的支持。教师们应该专注于教学。我们不希望成为社会的维修公司。”布兰特说。

　　根据调查，有些父母把教育孩子的责任完全推给学校。“现在，我的孩子就交给您了，教育好他！”这是老师们常常得到的指示。49岁的科隆教育专家兼中学老师约亨·奥特说，有些家长从一年级起就给老师施压。

　　“我女儿上一年级，她一个同学的父亲在第一次家长开放日活动上问老师：‘您究竟什么时候开始上课？我的孩子可是要考大学的。’”有8%的家长甚至会直接对教职员工施加暴力。

　　两年前的一天早上8点，离上课还有15分钟，在西威斯特法伦乡村地区的一所小学前，一位父亲在禁停区停车。40岁出头的女老师伊冯娜有礼貌地对这个强壮的男人说：“您不能把车停在这里。请您把车开走。”这位父亲没有理她，直接走向了教学楼的方向。这位老师又说了一遍：“您不能在这里停车，校车马上就要来了。”这个男人停下脚步，转身走向这个女人，开始辱骂她，同时满脸怒火地把车停在了别处。这位女老师去找学校领导彦斯说明情况。彦斯说：“她颤抖着描述发生的事，无比害怕这个男人会射杀她，也担心告发他后会遭到报复。”自那以后，这位老师就不再负责这项工作，因为她不想再碰到类似的事。

　　2023年1月，基民盟主席弗里德里希·默茨在一档脱口秀节目中说，德国中小学的问题孩子首先是阿拉伯裔孩子。彦斯表示，这完全是偏见，伊冯娜遇到的这个男人就是个土生土长的德国人。科隆的一位老师也说：“我们的难题并不是和外国人打交道，而是拯救破碎的德国家庭。”

　　德国教育协会主席布兰特也观察到了这一点。他是施瓦本地区一所小学的校长，曾亲眼见证一些家长对老师的不敬和残忍。他说：“曾有一位父亲骑着摩托车出现在校门口。他觉得老师对他儿子不好，于是来学校打老师。我努力安抚住这位父亲的情绪，让他离开了校园。”

　　2009年，在斯图加特市温嫩登镇发生校园持械暴走案之后，很多学校成立了校内危机干预小组。柏林在这方面是先行者。在紧急情况下，每所学校都可以打电话寻求学校心理学家的支持。学校心理学主要研究如何在校内进行必要的心理教育评估，以及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心理干预。“效果不错，但还不够。”柏林学校心理学协会主席希伯特说。这是因为，德国多年来一直缺学校心理学家，柏林也不例外。目前虽然也招了一些人，但新人还需要适应期。此外，他认为教师自身也存在某些不足，比如他们不清楚自己能不能自卫。

　　30多岁的毛里西奥在杜塞尔多夫一家中学教八年级孩子运动生理学。孩子们在课上不允许戴帽子，有个男生却非要戴。毛里西奥请他摘掉帽子，男生不同意，来到讲台上，在全班同学面前打了老师的脸。这位身高1米85的老师离开教室，在校园的一个角落里痛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2019年，在罗斯托克，一个七岁的二年级女孩狠狠地咬了她班主任的胳膊，致其不得不去医院接受治疗。

　　“教师有保护自己人身安全的权利。”学校心理学家希伯特说。毛里西奥如果自卫，会被认为是正当防卫。在德国，自2017年4月起，在警察、消防员、救援队等应急响应人员服务过程中对其施加暴力和侮辱的，最高要被判处五年监禁。德国教育协会的布兰特说，老师也应该属于应急响应人员，虽然是另一层意义上的——他们为孩子们付出全力，同样应该受到保护。希伯特说：“很多老师不知道自己有着怎样的力量，他们对于冲突降级有着怎样强大的沟通能力。很多学生希望被看到，希望有榜样，希望感到自己被保护。有些学生会寻求各种类型的关注，甚至是负面的关注。”

　　“对于这样的校园日常生活，老师们并没有准备好。”教育专家奥特说，“在接受相关教育时，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呈现出完美的课堂，孩子们默认都很乖，而这和中小学的现实大相径庭。老师们常常要和很多难打交道的社会群体沟通。”酒精、暴力、贫穷等学生所面临的不幸家庭状况主宰了老师们的日常工作，而不是英语、德语或数学等教学活动。

　　对此，彦斯说：“过去几年，言语暴力出现得越来越频繁，疫情以来更是大量增加。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都开始选择更加野蛮的交流方式。很多六到十岁的孩子肆无忌惮地说脏话，再大一些的孩子就已经会说‘老家伙，我弄死你’之类的话，这些都是他们从电视或网络中学来的。”

　　彦斯所在的学校试图改变这种状况。

　　“我们学校有社会公益工作者，每个班都有一个班级顾问。孩子们本身并不可恨，大部分孩子是想好好说话的，他们并不想在这样野蛮的环境中长大。如果我们为此付出大量时间，就会有所改变，但我们不能保护孩子们避免家里或街头的不良影响。专业人才的短缺让局面变得格外艰难。如果我们因为缺老师而必须合并班级，这些重要的师生交流就不得不被搁置。”彦斯说，“我希望这个主题能在公众间有一定的热度。只有这样，才会有所改变。”

　　一些教育研究证明他是对的：22%的四年级孩子达不到数学学科的最低标准，阅读课的这个比例是19%，正确书写是30%。德国教育协会主席布兰特说，小学的糟糕成绩、频繁出现的暴力行为和中学生对老师的不敬态度密切相关。他指出，“成绩差意味着缺乏自我价值感。当孩子们无法因掌握学校知识而闪光时，就会寻找其他途径获得关注和认可，而侮辱老师可以让他们在小团体里赢得赞赏。”

　　近年来，各方都在呼吁变革，但显然至今仍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很多学校的体育馆已经损坏，孩子们很多年不在学校正经上体育课，也就没有可能嬉戏打闹、多加运动。一位老师透露道，出于安全原因，他所在学校的体育馆已停用三年。他的同事在杜塞尔多夫州议会的一场活动后邀请一名议员来到学校。“看到这里的情况时，他简直惊掉了下巴。”这位教师说，“公众和政治家们都还以为德国的中小学一切正常，然而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是正常的了。政治家们对我们的工作一无所知。”

　　而抱有这种观点的并不只有他一个：根据福尔萨调查，93%的校长感到压力重重，因为“政治家们在作决定时没有充分考虑到真实的学校日常情况”。

　　奥特切身体会到了这一点。目前的学校体系让人沮丧，必须彻底改变。作为一名父亲，看到两个女儿在五年级第一学期时就已经“对上学没兴趣”了，是件很值得悲伤的事。奥特举了个例子来说明要如何实现这种转变。科隆市福格尔桑地区的一所中学取消了课堂作业、家庭作业和分数制度。这所学校遵循北威州的教学计划，却并不设置传统的课程表，而是将各科融合起来。孩子们可以选择他们想参加的活动：研究项目、英语、游泳、二次方程式、古埃及人、摄影棚……“在这所学校，暴力不是主题。”奥特说。他要求每所学校都为研究项目、戏剧和音乐留有自由空间。“出演戏剧的学生可以展示、背诵、交谈，演奏乐器可以创造别样的人生感受。学生们因这种成功的经历增加了自信，就不再需要依靠暴力来实现自我表达。”

　　物理老师诺伯特在遭到学生言语攻击后，请了两周病假。他已教学20年，但学生轻视和无礼的话语仍然让他深受打击。他说：“我不知道要怎么再忍20年。”

　　编辑：周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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