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国龙：从西方讲台到西湖课堂

　　过去三十年，来国龙的研究领域涵盖中国艺术史、中国出土简帛与上古音、文化遗产保护以及中国文物收藏史等。他擅长以新颖的视角解读中国古老文明。

　　学者与侦探

　　“细节决定成败”是来国龙的人生信条，他曾在关于马王堆帛画的论文中引用了夏洛克·福尔摩斯的这句名言。在他看来，侦探与学者虽然看似毫不相关，但本质上是相似的。

　　像侦探一样通过“蛛丝马迹”走近古人和古文明，是来国龙数十年来专注的事业。他通过文字、实物研究古代尤其是商、周、秦、汉时期的历史。“侦探破案时，会观察对方的一言一行，探寻人心与动机。了解古人也是如此，只是古人已逝，需要考察的是历史留下的‘言与行’。了解古人的‘言’，需要批判性地研读文献；了解古人的‘行’，则需要仔细研究遗迹和遗物。”来国龙说。

　　来国龙在一篇论文中指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太一祝图》存在拼接错误。他通过论证，将其中一小块残片从右下角挪到左上角，重新认定了这幅帛图的性质。他解释道：“我们的研究工作很像做侦探。”

　　尽管已经在这一领域深耕数十年，来国龙仍保持着最初的热忱，古物在他眼中熠熠生辉。因此，一有机会他就会背起行囊，奔赴“与古物面对面”的旅程。就在2023年夏天办理西湖大学入职手续的间隙，他还跟随北大求学时期的老师李零先生和北大人文研究院的几位老师，前往陕北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历史与国际

　　历史的灯塔始终在来国龙的人生道路中熠熠闪光，指引着他前行。儿时，他通过朋友的借书证在图书馆中徜徉，最喜欢借阅的便是历史类书籍；中学时，他常常独自乘坐杭州15路公交车穿过钱江一桥，到西湖湖畔的南山路、孤山西泠印社、湖滨杭州书画社闲逛，买历史书；大学时，他在哲学、历史、考古、文献等不同专业的教室里穿梭，追寻自己的兴趣。

　　这位人文学者、艺术史家，本科最初学的是法学院国际法专业。“当时刚刚改革开放，所有带‘国际’的专业都很热门；吉林大学法学院在全国也非常活跃。”来国龙回忆道。入学后，他发现自己喜欢法律中的逻辑思辨，但对实际操作避之不及。于是，当同学们毕业后纷纷走向“公检法”实习时，他“躲进”了吉林省图书馆，跟随古文字学家何琳仪先生学习古文字，随后前往北大考古系读硕士。兜兜转转，来国龙最终回到了历史研究领域。

　　从北京大学考古系硕士毕业后，他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工作了一年，随后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艺术史博士，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最终在佛罗里达大学任教二十年。从助理教授到长聘副教授，他的研究兴趣始终未变——以国际通用的学术语言为媒介，在西方学界向世界“还原”和讲述古老中国文明的故事。例如，一件战国时期楚国墓葬中的器物，一直被误读为“镇墓兽”，被认为是保护墓葬之用。但来国龙通过细致考证发现，这更有可能是楚国贵族为求多子多福、氏族繁衍的“求子之神”的神位。这一发现使他获得了美国考古学会（SAA）2016年最佳学术著作提名奖。

　　2015年，来国龙与同事在佛罗里达大学组织了一场学术会议，邀请了三十多位领域内的杰出学者出席。在这次会议中，来国龙将长期被忽视的东亚考古学史呈现在了侧重西方考古学史的众人面前。这场会议只是他几十年学术交流工作的一个缩影。

　　终究，东方与西方的结合，才能构成人类文明更完整的图景。这也是像来国龙这样的研究东方、研究中国的学者，进入国际学术圈并积极参与发起议题的意义。

　　课堂与研究

　　来国龙注定要回到中国。“我的研究材料在中国”来国龙说。

　　在佛罗里达大学，他带领美国学生了解中国、东亚及更大范围的亚洲文明；而在西湖大学，他将继续讲授这一领域，并引入西方的材料和研究，为中国学生提供一个国际化的视角。

　　在西湖大学，他目前开设了两门选修课：全球艺术史和语言学。前者是一个宏观视野的课程，涉及各类文明的艺术史，侧重于艺术史思维的变化以及东西方理念比较研究；后者除了介绍语言学的基本方法，还会从西方研究汉语的视角，对比汉语与欧洲语言的不同，帮助学生突破自身文化的“茧房”，了解他人如何看待中国语言与文字，从而加深对中国语言文字的认识。

　　未来，来国龙还计划开设文字与文明、文化遗产、考古学史、文字破译、艺术与科技等课程。

　　与刻板印象中“死记硬背”的文科课堂不同，他并不期待学生费力记住“硬知识”，而是注重培养他们用英语阅读、思考、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并看重批判性思维的养成。他的课堂没有考试，只有阅读、讨论与论文写作。

　　来国龙将在西湖大学组建一个名为艺术与考古- 历史语言研究室（Art and Archaeology & HistoricalLinguistics）的实验室。“一方面，我会延续原来的研究方向，包括艺术史、上古音和古文字研究。另一方面，研究室会开启一个新课题：中国近百年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其中，会探讨文化遗产、人文环境、山河景观、自然景观的变迁。这个主题也涉及我们是如何看待这些文物的，包括这方面的观念变迁；同时，也与我以前学习的法律、考古学史、艺术史、收藏史等议题相关。”

　　来国龙认为，知识本身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发现新知识的方法和思辨能力。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课题无止境，研究也做不完。比起揭开古文明的面纱、揭示古文字的谜底，他更感兴趣的是方法论相关的课题。“相对于硬科学，人文学科的研究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从多个角度尝试新理论、新方法。好的研究可以为大家提供新的思路，可以通过新方法，更好地分析材料。人文学科的研究看似无用，但在开启人们的思路上大有可为。”来国龙说。

　　责任编辑：周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