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专业设置：从学科本位到战略协同

　　文_夏晓燕

　　今年4月，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5年）》。在845种专业中，增列29种新专业、撤销1428个专业点、停招2220个专业点，这折射出专业调整正经历从“静态目录”向“国家需求驱动”的深刻转型。当前，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科学技术进步及知识生产新模式的要求存在脱节现象，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与交叉学科仍然比较薄弱，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不匹配的情况依然存在。所谓“毕业即失业”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专业调整滞后、学科融合不足、教学内容陈旧等问题。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指引下，专业设置的动态调整已成为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协同共生的重要抓手。在此过程中，平衡学科发展与国家战略需求、促进高校与产业深度合作等问题亟待解决。新一轮专业调整不仅影响学子择业方向，更深刻重塑国际人才流动与合作格局。

　　从“学科本位”到“国家需求驱动”的范式跃迁

　　学科发展与产业需求脱节、专业布局与区域经济错配、人才培养与就业市场失衡的“三重割裂”状态，其根源在于“学科本位”思维的干扰，导致学校专业建设规划未紧密对接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这样的状况在人口和生源红利期尤其突出。面对新的人口结构特征和高等教育供需关系的变化，办学特色和专业特色势必会成为今后一段时期高校竞争的主要指标。此次调整，以“服务高质量发展”为首要原则，新增的29种专业聚焦于碳中和科学与工程、智能分子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等战略急需领域，而撤销和停招的大多为毕业去向落实率低、产业适配差的传统专业点。这种“增新汰旧”的力度，彰显我国高等教育正突破“学科自我循环”，向“国家需求驱动”实现范式跃迁。《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明确，到2025年优化约20%的学科专业布点。《纲要》更将超前布局和精准匹配新质生产力需求纳入国家创新体系，这些举措共同为高校专业设置改革提供了明确指引，推动高等教育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制度重构与治理创新

　　为打破“静态目录”模式的局限，《纲要》提出以国家战略、社会需求和科技发展为牵引，赋予高校更大自主权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教育部每年更新本科专业目录，2024年度新增1839个专业点，向国家战略急需领域倾斜。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结合地方产业规划，制定“紧缺专业清单”“过剩专业预警”，并开辟绿色通道支持超常增设；高校通过教务处、学科评估与专业调整委员会联动，自主论证并以独立评估机制监控专业质量，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动态治理。以上海为例，文商类优势高校大力开展“文理”“文工”“文文”交叉布局，强化哲学社会科学高水平学科建设。同时，深度学习、强化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AI核心技术加速渗透，形成了一批新兴交叉课程群，助推“AI+”覆盖所有专业。按照工作规划，研究型高校聚焦集成电路等“硬核”学科，应用型高校对接产业建设理工优势学科，特色高校拓展新兴交叉领域，三方合力构建“政府引导—高校自主—市场调节”的动态调整机制，压缩淘汰需求趋弱与毕业去向落实率低的专业点，推动专业结构不断升级与优化。

　　需求适配与校政企多方协同

　　随着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等领域成为全球竞争焦点，社会对相关领域人才的需求激增。然而，部分高校仍沿用传统的学科布局，既难以对接产业前沿，也难以突出自身优势，结果要么盲目扩张热门专业，要么放弃长线特色，导致资源分散、毕业生就业出现“最后一公里”瓶颈。为实现精准对接，教育部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跟踪调查，探索建立就业状况大数据库，建设人才需求数据库，推进人才需求数据共享归集，开展人才供需关系前瞻性分析，定期发布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各地高校也在尝试借助AI驱动的需求预测模型，动态调整专业规模与方向，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与适应度。

　　在校政企协同方面，国际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多种路径。美国多州要求高校定期开展专业评估，并通过政策引导校企共建市场化技能课程；德国“双元制”教育打破课堂与车间壁垒，让企业导师与学徒制并行，形成教育—就业无缝闭环；新加坡未来技能培训(SkillsFuture)的“技能清单+终身学习账户”模式，则为在职人员提供了持续回炉的可能，保障专业设置与产业升级保持同步。

　　区域协同则是另一条重要路径。以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为例，沪苏浙皖四地联合规划，分工协作，共享研发平台与中试环境，避免同质化建设。在高校中，复旦大学率先试点“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将前沿科研成果纳入课程体系，并依托校企双导师制建立联合培养基地，成为可复制的标准样例。

　　综合比较可见，打造高效的需求适配和校政企协同体系，需要吸收并融合“定期评估、企业深度参与、终身学习”三大要素，才能真正打通从专业设置到人才供给的全链条。

　　知识生产范式转型中的深层悖论

　　此次专业调整折射出更深层的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困境。在传统学科体系下，知识以树状结构分科治学，而当前科技革命推动知识呈网络化生长，交叉节点成为创新策源地。但高校专业调整仍受制于知识组织方式的制度性惯性——交叉学科往往被简化为既有学科的机械叠加，未能构建起知识再生产的元规则。如人工智能伦理专业，多数高校仍将其切割为“计算机+哲学”的课程拼盘，缺乏对算法权力、人机共生等元问题的体系化建构。这种表层的交叉实质是学科殖民主义的延续，新瓶装旧酒的知识组装难以催生真正的范式突破。更深层矛盾在于，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的急迫性与知识生产长周期特性间的张力：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需要十年以上的基础研究积淀，但现行评估体系促使高校在五年左右的考核周期内产出可量化的短期成果。这种时间尺度错配导致部分新兴专业陷入“早产儿困境”，在学科根基尚未稳固时便被推向应用战场。要突破困境，需重构知识治理的底层逻辑，从“学科容器”转向“问题域”导向，建立允许知识自由流动的“负熵型”教育生态。

　　放权赋能，打破专业“结界”

　　尽管制度重构已初见成效，但审批流程与学术自治之间的矛盾仍未彻底化解，省级部门与高校在经费、项目和专业设置上的利益博弈带来高昂的协调成本，影响了政策落地的效率与精准度。要打破这一僵局，必须推进审批权与配置权下沉，完善高校内部决策机制，确保高校在国家战略框架内拥有足够的自主调整空间。

　　放权赋能是改革高校专业设置工作的关键。赋予高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充分激发内生动力，使高校能更灵活地根据国家战略、社会需求和科技发展趋势调整学科专业设置，提高设置的精准性和科学性。放权的同时是推动形成良性竞争机制，在学科、学制、区域、培养方式等多方面鼓励创新和差异化竞争，培育多元化高等教育生态，从根本上破解“千校一面”的问题。

　　更深层的挑战在于教育文化生态亟须重塑。专业不应再被视为静态的课程和培养方式的组合，不应画地为牢，成为限制学生发展的“结界”，而应被视为“问题解决的能力组织”来设计与运营。当走班制在众多普通高中落地生根的今天，高校更需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对专业设置进行再思考和再定位，甚至跳出专业设置的视角，专注于以多元化的“菜单和菜品”助力每一位学子形成应对未来挑战的核心能力。高校需将真实世界的产业项目引入课堂，全面推行“双导师制”——由学术导师与产业导师共同指导，培养学生的系统思维与跨界协作能力，从根本上提升人才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

　　在制度重构、需求适配与校政企协同的多重驱动下，我国高校专业设置正从“学科本位”向“国家战略本位”实现新范式跃迁。未来，只有在顶层设计与地方统筹、产业需求与市场反馈、政府—高校—企业多方合力的有机结合中，我们才能不断优化专业架构，真正为国家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与智力支撑。

　　此外，创新改革必然伴随着试错风险，必须建立完善的风险共担与容错机制。建议设立教育创新试点保护区，对改革探索的案例进行系统复盘与知识沉淀；同时，通过“产业贡献奖”“容错基金”等激励举措，引导高校、企业和教师团队以创新之举服务国家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为专业调整多储备几块自留地，为人才培养多准备几块试验田。

　　（作者单位：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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